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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自己倒寧愿相信福山的拈鬮會贏——這并非因為我像福山一樣相信，一旦中產階級成了中國社會的主體，人們的政治參與要求就會高漲。正如福山自己所說，在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中，人們首先高漲的是當企業家和參與各種形式的經濟活動的“優越意識”，或者人們的“優越意識”在諸如體育、登山、賽車等等“純粹形式的活動中找到了發疏渠道”……至于參加選舉政治，是極少數野心家才有的“激情”。我們何曾見過自由民主政制的候選人“彼此在對與錯、正義與不正義方面的沖突觀點上相互競爭”呢？畢竟，他們尋求的是“公眾的承認”。如果民主的公眾關心且懂得對與錯、正義與不正義的區分，競選的候選人才會去研究什么是對、什么是錯，什么是正義、什么是不正義——這往往需要耗費人一輩子的時間（也許還不夠），哪有時間去參加競選……

我寧愿相信福山的拈鬮會贏，僅僅因為他說，“如果政治精英接納”他提出的“要求”，自由民主政制就會在中國成為現實。畢竟，我們的“政治精英”已經接納了福山的要求。五十年后，“中國在政治上更像美國和歐洲”——福山的這一預斷恐怕不會有懸念。因此，他的論斷是不刊之論。對我們來說，問題僅在于，尼采對黑格爾-科耶夫的“普遍歷史”觀提出的挑戰仍然有效：即便中國在五十年后成了美國那樣的國家，也不等于尼采的“末人”說被駁倒了，或者科耶夫所說的人性“回到動物狀態”的論斷被駁倒了。問題關涉的是“本義上的自由”或“智慧本身”的終結及其與人類政制的關系：如果熱愛智慧的激情本身終結了，何謂最佳政制的問題才會終結。無論過去還是現在，絕大多數人民都生活在科耶夫意義上的動物志式的自然史中。對尼采來說，自由民主政制的根本問題在于：以真正有“自由感覺”（freisinnig）的人的需要還是以“末人”的需要來衡量何謂最佳政制：

今天，我們一再看到，一種社會文化正在形成，商業活動是這種文化的靈魂，正如個人競賽是古希臘文化的靈魂，戰爭、勝利和法律是羅馬文化的靈魂。商人并不生產，卻善于為一切事物定價，并且是根據消費者的需要，而不是根據他自己個人的需要來定價：“什么人和多少人會來消費這種東西？”這永遠是他的頭號問題。這種定價方式已經變成了他的第二本能；對于出現在他面前的一切事物，他都不斷通過這種方式加以衡量，無論它們是藝術和科學的產品，還是思想家、學者、藝術家、政治家、民族、黨派乃至一個時代的成就。一切創造出來的事物，在他那里都只具有供應和需求的關系，他探討這種關系，以便使自己能夠決定它們的價值。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的精神。它細致入微，無孔不入，制約著一切愿望和能力：你們未來世紀的人將會為此感到驕傲，假如商業階級的先知還能準確無誤地將未來的世紀交到你們手上的話！但是，我對這些先知毫無信心。用賀拉斯的話來說：我可不信！[10]

尼采并沒有懷疑（更不用說否認）福山意義上的自由民主最終會獲勝，他僅僅宣稱：“我可不信”這是最佳政制！尼采仍然相信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說過的道理：對不同天性的人來說，何謂“幸福”有不同的理解。

我們回想起一個古老的史實，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天性如此不同的兩個人，談到什么是最高幸福——不僅是對他們自己或整個人類來說的最高幸福，而且是最高幸福本身，甚至是至高無上的神的最高幸福——卻意見一致：他們發現它在于認知（Erkennen），在于受過良好訓練的好奇和有創造力的心智活動。笛卡爾和斯賓諾莎也曾表達過類似的意見。他們必定怎樣暢飲過知識的瓊漿！（《朝霞》，卷五，格言550）

福山會說，在美國或歐洲這樣的自由民主國家，熱愛這種“心智活動”的人可以去當企業家或參加競選嘛……尼采卻說，“以最有天才的人物處理政治與經濟事務，非常不值得：精神的這種浪費比任何困苦的境況還要壞。”（《朝霞》，卷三，格言179）然而，顯而易見的歷史吊詭是：自由民主理念及其“普遍歷史”觀念本身恰恰是笛卡爾和斯賓諾莎這樣的少數人提出來的，而“普遍歷史”的必然性又恰恰將終結這種對“最高幸福”的激情。因此，值得我們思考的并不是福山式的“歷史終結”的必然性，而是：為何“普遍歷史”的觀念“偶然地”出現在歐洲，尼采為何不相信“普遍歷史”的必然性。如果沒有想清楚這些問題，我們也就無從考慮“普遍歷史”觀念及其“歷史終結”論與華夏政制的過去及其未來可能性究竟有何關系。

本文原刊于《貴州社會科學》2016年第一期。

[1]福山，《歷史的終結》，翻譯組譯，內蒙古：遠方出版社，1998，頁59。此書中譯本隨后還有黃勝強/許銘原譯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以及陳高華譯本（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名為《歷史的終結及最后的人》。陳譯本譯文精審，印制精良，附有索引，還有福山為2006年版寫的“后記”和為2014年版寫的“新版序”，以下凡引此書均引自陳譯本。

[2]黑格爾，《世界史哲學講演錄》，劉立群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頁20。

[3]西方古典哲學的第一位偉大的表述者柏拉圖并不把“勞動”視為理解人的本質的關鍵概念，而是把“愛欲”視為這樣的概念。20世紀的著名古典學家韋爾南的博士論文以研究柏拉圖的“勞動”概念為題，如他所說，這是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立場去研究柏拉圖——因此，他尖起眼睛看柏拉圖作品中出現的“勞動”一詞。參見劉小楓，《人類學的“欲望”與古典》，見拙著，《古典學與古今之爭》，北京：華夏出版社，2015。

[4]科耶夫，《黑格爾導讀》，姜志輝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頁517注釋（以下隨文注頁碼）。

[5]按科耶夫《法權現象學》英譯者的說法，“科耶夫的立場實際上是：從根本上說，‘社會主義’將可以通過對資本主義的調整和修正而達到，不會在西方世界徹底一蹶不振。”霍斯/弗洛斯特，《普遍均質國家的合理性》，見邱立波編/譯，《科耶夫與新拉丁帝國》，北京：華夏出版社，2008，頁382，注釋1。

[6]福山，前揭書，頁301。

[7]尼采，《扎拉圖斯特拉如是說》，黃明嘉、婁林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序言5。

[8]尼采，《荷馬世界的競爭》，見《尼采全集》第一卷，楊恒達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頁559，560-561。

[9] Timothy Burns編的討論《歷史的終結》一書的文集After History？Francis Fukuyama and his Critics（Rowman & Littlefied / Maryland，1994）成了討論霍布斯、康德、黑格爾、科耶夫的文集，表明福山的引經據典及其解釋都有問題。

[10]尼采，《朝霞》，田立年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卷三，格言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