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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崎晚年（1974）還重刊了《東洋樸素主義的民族和文明主義的社會》。他在重版序中說，自己早年的這部處女作“提出的許多問題，迄今為止幾乎沒有得到過學術界的認真討論，很多觀點就此被束之高閣，因此，今天看來，此書并非完全是無用之物”（《雜纂》，前揭，頁2）。宮崎若在冥府中得知，我國的某些個著名博導史學家眼下正積極旁衍發(fā)皇他“提出的許多問題”，他那張陰臉一定會欣喜不已。

宮崎并非扒疏史料的實證史學家，而是致力于施行政治教育的通俗史論作家，他在戰(zhàn)后發(fā)表的一系列作品與日本右翼勢力在美國扶持下的興起相呼應。[10]1960年，宮崎市定在《東亞史論》上發(fā)表過一篇題為“馮道與汪兆銘”史學隨筆，借五代時期的宰相馮道（882 - 954）為汪精衛(wèi)正名，可以為證。

馮道在五代亂世曾先后為十位皇帝當過宰相，歐陽修罵他“不知廉恥”，司馬光斥為“奸臣之尤”。馮道是否應該得到當今中國史學的重新評價是一回事，宮崎借馮道“正名”替汪精衛(wèi)“正名”是另一回事。公元十世紀時，整個世界還處于所謂“國際無政府狀態(tài)”，十九世紀以降則已經(jīng)已經(jīng)進入所謂“國際體系”時代，國際關系法則豈可同日而語！[11]

宮崎的文章這樣起筆：歷史上有些人會“被認為是‘古來無節(jié)操’、不知羞恥之流的代表。但事實真的那么簡單嗎？”說過馮道的歷史故事之后，宮崎筆鋒一轉：

日本軍隊攻入中國，國民軍一敗涂地，帶著中國人一起逃跑本身就是不可能的事。而當中國人民無可奈何地淪入日本人的統(tǒng)治時，又有誰能夠多少為他們爭取一些權利呢？這時，能夠像馮道那樣去請求日本解救“佛陀再世都無法解救”的人民的人，必須是既獲得中國人的信任，又在日本人面前吃得開的人。尋遍中國，這樣的人除了汪兆銘別無他者。（《雜纂》，頁61）

宮崎的說法讓筆者不禁想起鈕先銘（1912-1996）將軍的《佛門避難記》。如果宮崎重“事實”或“史實”，那他應該讀過這本基于親身經(jīng)歷記敘的史料（1940年代就已經(jīng)刊布）：日本軍隊奪取南京時，國民軍如何一敗涂地，“帶著中國人一起逃跑”如何不可能，以及“佛陀再世”又如何也不可能解救人民。[12]

鈕先銘將軍的親身經(jīng)歷尤其讓我們看到，宮崎所謂的“樸素”的日本生命力究竟是怎么回事。如今，我們的史學界中竟然有人說，宮崎看重歷史上的“樸素主義”因素十分“可貴”，真讓人覺得莫名其妙。

宮崎緊接著還有更為無恥的說法——他顯得替歷史人物主持歷史公道地說：

盡管如此，日本戰(zhàn)敗后，蔣介石的做法卻不近人情。表面宣稱對日本的罪惡既往不咎，其實卻是窮追猛打，對曾經(jīng)作為南京政府協(xié)作者的迫害更是令人發(fā)指，這就等于自己丟棄了作為戰(zhàn)勝者的榮光。在中共成功的背后不可忽視的是，曾經(jīng)參與過汪兆銘政權的人員的逃亡和覆滅，正加速了國民政府統(tǒng)治的覆滅。結果是，成功后的中共政權，對國民黨自由思想的抬頭抱著強烈的警戒心，且一直持續(xù)到了現(xiàn)在。（《雜纂》，前揭，頁61）

在這樣說之前，宮崎說，“現(xiàn)在的中共”和臺灣的國民黨都把汪兆銘“當作漢奸來對待，同時他也被日本人忘卻了。但是從他的境遇來看，又有什么人有權去唾棄他呢？”我們難道不應該指著宮崎那張看似溫文爾雅的臉問：有權唾棄汪兆銘的人還少嗎？張自忠（1891 - 1940）將軍沒有權唾棄他？攝影藝術家沙飛（1919 - 1950）沒有權唾棄他？

刺殺汪偽政權特務頭目的鄭蘋如女士（1914 - 1940）被汪精衛(wèi)下令槍決時年僅26歲，她在刑前對槍手說的最后一句話是“不要打我的臉，我的臉很干凈！”鄭蘋如的這句話打了汪精衛(wèi)的臉，如今我們的某些史學家卻跟著宮崎為汪精衛(wèi)長臉，據(jù)說因為他善寫詩詞，無異于與宮崎一起打鄭蘋如的臉。

宮崎的說法應該讓我們長見識：這位史學家的所謂史學“客觀性”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民族情感并非就沒有正邪之辨，宮崎“有權”為自己的民族承擔義務，但他也“有權”為邪惡政治鳴冤叫屈？

在“中國崛起”的今天，我們的某些史學界人士的腦筋究竟怎么啦，竟然讓人如此惡心！幾年前，曾有幾個中國的小癟三穿著皇軍制服偷偷在上海四行倉庫大樓門前拍照留影，沒準就是我們的某些史學家教出來的。

在筆者看來，問題也許出在我們自己對世界歷史缺乏應有的認識：經(jīng)濟觀式的世界史觀已經(jīng)無法應對新的政治現(xiàn)實催生出來的史學問題。無論是內藤湖南還是宮崎市定、岡田英弘抑或杉山正明，他們的史學論著讓中國學界不明就里的人覺得耳目一新，不外乎因為他們無不具有所謂“世界史的比較視野”。據(jù)宮崎說，古希臘的史書作家（希羅多德、修昔底德、珀律比俄斯）無不是“把過去作為現(xiàn)在的襯托而加以利用”，“把現(xiàn)在逐漸延伸到古代的過去”。[13] 我們的史學家自己沒有認真研讀過古希臘史書，不可能知道宮崎的如此說法完全是胡扯。

（本文為劉小楓教授的新著《擁彗先驅：走向政治史學》（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即出）中的一節(jié)，感謝小楓教授及“六點分社”授權觀察者網(wǎng)刊發(fā)。）

注釋：

1、宮崎市定，《宮崎市定中國史》，焦堃、瞿柘如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9）；

2、宮崎市定，《雍正帝：中國的獨裁君主》，孫曉瑩譯，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6（馬云超、張學鋒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3、宮崎市定，《亞洲史概說》，謝辰譯，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7；

4、宮崎市定，《宮崎市定亞洲史論考》，張學鋒、馬云超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5、宮崎市定，《宮崎市定解讀<史記>》，馬云超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6、宮崎市定，《宮崎市定人物論》，林千早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

7、宮崎市定，《東洋的近世：中國的文藝復興》，張學鋒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8、宮崎市定，《東洋的古代：從都市國家到秦漢帝國》，馬云超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9、宮崎市定，《中國的歷史思想：宮崎市定論中國史》，張學鋒等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10、宮崎市定，《謎一般的七支刀：五世紀的東亞與日本》，馬云超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11、宮崎市定，《日出之國與日沒之處》，張學鋒、馬云超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12、宮崎市定，《從部曲到佃戶：唐宋間社會變革的一個側面》，張學鋒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13、宮崎市定，《中國聚落形態(tài)的變遷》，張學鋒等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14、宮崎市定，《科舉》，宋宇航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