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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第三類，筆者稱之為二戰將勝類。

這里僅有兩例，就是日本和韓國。它們的曲線走向和上面的中國香港和越南類似，也是M型，兩上兩下。但現在還有相當數量的每日新增，還遠未歸零。只是筆者認為它們應該能控制住，不會出現大規模的西方式的反彈。

再下面是第四類，共有四例，可以稱作前景尚不明朗類。

其中馬來西亞也有二波，七日平均至今還在增長，但最后數日也開始降。

接著是菲律賓。它只有一波，但出現較晚，現在應該已經進入平臺緩降區間。

最后是印尼和緬甸。它們的區別是一個高峰出現得早，一個出現得晚。前者已見可能的頂部平臺，后者本來控制得很好，但從8月下旬開始出現病例激增的情況，現在還在上升之中。

二、絕對疫情程度

以上的圖形可以非常好地表達發展趨勢，但因為它們并沒有考慮各政體的人口數量，并沒有很好地表達各政體的絕對疫情程度。要比較此點，則必須把各國的人口規模考慮進去。

為此，筆者把各政體的確診和死亡人數除以各國人口總數，得出兩列確診和死亡比率。

我們再把這兩列比率和各政體的經濟發展水平（用人均GDP表達）用兩個圖來進行二維比較，希望能說明更多的問題。

以下兩圖的數據全部來自下表。我先解釋一下數據來源。

GDP來自世界銀行，人口數據來自維基百科，人均GDP則由這兩數相除而來。確診和死亡人數來自前面圖形的同一個網站，筆者的計算范圍截止于2020年10月10日午夜。死亡率=死亡人數/總人口（1/億），確診率=確診人數/總人口（1/百萬）。最后兩列合計數據都已按各國人口數加權。

第一個圖形是人均收入與確診率關系。（//是為了避免與/除號混淆。）自變量橫軸是人均收入（以美元為單位），因變量縱軸是確診率。

這里一共有十六個政體加兩項合計共十八對數據。國名下面第一個數是該國人均收入，第二個數是確診率。圖中間虛線是兩個變量之間的關系擬合線。大體意思是：隨著收入的提高，確診率也有所提高。這的確與常識不符。但全世界也都是這樣。

疫情在擬合線下方的八個政體只有中國臺灣和中國澳門兩個屬于富裕，中國大陸、泰國屬于中等富裕。蒙古、越南、老撾、柬埔寨都是窮國。疫情偏重的，緬甸、菲律賓和印尼三個是窮國，馬來西亞中等富裕，新加坡、中國香港、日本和韓國四個則是富裕國家/政體。

如果論（西式）民主，東亞的三個樣板之二的日本和韓國的表現都較差。

東亞合計的人均收入與世界平均非常接近，但確診率只有世界平均的約1/11。如果與一些西方發達國家比，那就更加低了：與美國比約為1/55；與法國比則是約1/23。中國大陸與美國相比約為1/384，與法國相比約為1/169。

中國大陸的位置在東亞國家里中間偏下（偏好）。與我們表現類似的國家與地區或靠近中國，或政情與中國類似。疫情表現相對不好的國家則離中國較遠，或者與中國國情相異較大。這中間似乎有一定規律性。

現在來看死亡率。圖例都與上圖一樣，只是縱軸換成死亡率，是億分之一。柬埔寨等四國本來死亡率是0，但由于0在圖中無法表達，筆者只好把它們改成了1。

這回的擬合線更平，但還是略微向上傾斜。擬合線上方的國家和下方的國家，和確診率圖幾乎完全一樣。新加坡的位置明顯下降。這顯示，新加坡的確診嚴重偏高其實有偶然性，是離群值。中國大陸和東亞合計都出現在了擬合線的上方。這回，東亞和世界平均的差距是約為1/12，和美國比約為1/57，和法國比約為1/44。中國與美國相比約為1/198，與法國相比約為1/150。

很明顯，東亞的疫情已經非常接近終局，而西方和世界很多地方的疫情還在延燒。最終，這些比值可能還會變得更加懸殊。

三、小結

不同國家，如果同時遇到類似的重大事件，常有比國運的說法。不過這次的新冠疫情中，比的好像不只是國運，而是不同的文明之間的“運”了。東亞國家，無分窮富大小，也不論政治體制，整體表現比起其它任何地區（可能非洲會例外）都要好出太多。而東亞文明在其中發揮的作用，也越來越被人們重視。

當然，筆者還是殷切希望，西方和世界其它地區都能夠盡快戰勝疫情。現在看來最大的指望就是疫苗。筆者上一篇文章說過，這有八成勝算。

東亞為什么能勝出？我想原因在于東亞人傳承久遠的文明精神。我們聰明理智、謹慎小心、珍視（包括老人的）生命、敬畏自然（包括病毒）、遵守紀律、服從管理。政府也像家長一樣，不推卸責任，會為全體人民的整體長遠利益負責而不惜犧牲眼前（經濟）利益，就是要優先保證更基本的生存權利。我們社會中的強大基層組織能良好地連接公眾和政府，把各種防疫措施落到實處。大數據管理也比西方運用得更好。可能還有其他原因，各位不妨補充。這些價值，是不是都可以大體概括到儒家文化之中？

當然，不同的國家或政體之間自然不會將這些長處整齊劃一地發揮。幾個疫情較重的國家就表現得比較糟。但是比起拉美、南亞、甚至發達的西方，還是好得太多了。

最不能理解的還是，發達的西方為什么會淪為重災區？為什么他們視為命根的一些價值，如自由、平等、人權、法治、民主，乃至通過游行示威強迫政府遵從民意的能力等等，在對抗疫情中，似乎都沒有良好地發揮積極作用？結果空有全世界最強大的醫療資源，卻淪為全世界的重災區，值得認真檢討之處可不止一點兩點。

筆者的一個朋友說：這可能是西方人要享受自由的利益時必須付出的代價。這條看似有理，但我總在想，有沒有辦法善用其利而盡量限制其弊？畢竟，生命代價如果太大，這些所謂的“自由”就可能得不償失。

不過，我需要再次重申，對抗疫情，并不是一類文明、一種體制、或一個國家的首要或主要功能。抗擊疫情成功，并不代表其他方面都成功。筆者認為，西方文明也有著很多的長處，值得其它文明長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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