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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媒體上關(guān)于“文革道歉”的消息不少，有集中出現(xiàn)的趨勢。這可能是因為文革期間被打者一般年紀較大，打人者相對年紀要小一點。算起來，當年的被打者不少已經(jīng)去世，當年的打人者，如今也大都到了耄耋之年。老話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可能他們在生命最后的時刻，想起當年打人的經(jīng)歷，良心上有所不安，因此將道歉作為一個對自己最后的交待。至于“文革道歉”是否真的屬于集中出現(xiàn)，背后是否真的有人操作以達到其他目的，我覺得沒必要深究，這應(yīng)該是人之常情。

對于這個話題，我說點自己的經(jīng)歷。

文革開始時，我還在寄宿制幼兒園上學。那時候的很多事情已經(jīng)記不住了，但有一些至今依然記得很清楚。有一天，幼兒園老師領(lǐng)著小朋友排隊離開幼兒園，去參加一項活動。其實，小朋友也不知道是什么活動，只是能夠到幼兒園外面去，大家都很高興。但是，一位老師將我和另一個女孩留下，不讓我倆跟別人一起出去。我倆不知道為什么，很委屈地留在幼兒園，由一個老媽媽照看。那是一個下午，我覺得很孤單。那個小女孩的家離我家很近，兩家都認識，關(guān)系不錯。那天，我們倆和老媽媽一起，度過了一個非常沉默的下午，不知道為什么被特殊對待。

小朋友們回來后，嘰嘰喳喳，原因漸漸清楚了。小朋友們說：他們看到我和那個小女孩的父母了。我父親當時在外地，我母親和那個女孩的父親都在中學教書，女孩的母親則在小學教書。那天下午召開了批斗會，被批斗的有我母親和她的父母。小朋友們把批斗會上的情景描述了一番，斷斷續(xù)續(xù)、零零碎碎。我記得有戴高帽、掛牌子、喊口號等情節(jié)。我想，應(yīng)該是幼兒園老師事先知道了批斗會的內(nèi)容，所以才沒有讓我倆去。現(xiàn)在想起來，多少也有點疑惑：這算人性化嗎？

此后，我倆在幼兒園的特殊待遇越來越多。幼兒園里晚上到了固定時間，小朋友們都應(yīng)該上床睡覺。但是有一天，老師只讓我和那個女孩按時睡覺，其他小朋友那天晚上可以晚點睡覺。我聽說那天晚上天空中會有一個中國造的、叫做人造衛(wèi)星的東西，還會播出《東方紅》。幼兒園老師領(lǐng)著其他小朋友一起等著人造衛(wèi)星和《東方紅》，我倆沒有這個待遇，只好按時睡覺。我躺在床上想：如果天上有個大喇叭播放《東方紅》，他們在外面，我倆在屋里，應(yīng)該也能聽到，最多聲音小一點。因此，我一個勁地讓那個女孩別睡著，等著聽《東方紅》。最后，誰都熬不住睡著了，也沒聽到《東方紅》。第二天，我拐彎抹角地問小朋友，又問老師，最后才知道，《東方紅》是在收音機里聽的，不是人造衛(wèi)星上有個大喇叭播放。我當時很寬慰地對那個女孩說：收音機里聽《東方紅》與平常聽應(yīng)該沒什么兩樣，所以沒必要遺憾。

我父母當年都是右派，從上海下放到勞改農(nóng)場。到了文革時期，“地富反壞右”中的老右派又被拎出來批斗，很常見。雖然我沒見到文革第一次批斗會，但在此以后，我的確見過不少打人的場景，也聽說過不少打人的事情。住在我家隔壁的是一個孤身老太太，原先是小學校長，因為曾經(jīng)留學蘇聯(lián)，被說成是蘇聯(lián)特務(wù)，和我母親一樣屬于“關(guān)牛棚”的對象。加上她兒子替劉少奇辯護，老太太脾氣又倔，經(jīng)常被打。我當時所在的小學沒有食堂，要去中學食堂吃飯，吃飯前，那位老太太經(jīng)常被端著飯碗的中學生呵斥、勒令，彎腰、鞠躬，折騰半天才讓她吃飯。推推搡搡的也有，一般不太嚴重。

我自己因為成分不好，也被大同學欺負過。我上幼兒園之前，因我母親意外受傷，有一段時間我被寄養(yǎng)在別人家。那家人是工人出身，家里有五個孩子，都比我大，我管他們都叫哥哥姐姐。我上小學時，他們有的也上小學，年級比我高，有的上中學。小學、中學離得不遠，所以，如果有人欺負我，他們經(jīng)常會跑來幫我。仗著他們工人階級的身份，別人也不敢胡來，讓我少吃了不少苦頭。對此，我至今都感激他們。但是，我需要別人向我道歉嗎？我記得，當年曾經(jīng)打過我的一個中學生，后來參軍了，在對越反擊戰(zhàn)中犧牲了。我還需要他道歉嗎？

我有時會從母親那里聽到一點事情，比如誰打過人，后來提干了，誰打過誰，后來當了學校領(lǐng)導。我從小學到中學，有幾個關(guān)系一直很好的同學，后來我才知道，其中一個的父母當年都打過我母親。后來，他父母分別成了小學和中學的領(lǐng)導。但我母親對我說過別人打人的事情，沒對我說過他父母打人的事情。我知道這些事情是在很久以后。

文革結(jié)束后，我父母平反，回到了上海。我在上海的一個寄宿中學讀書。我的那個關(guān)系不錯的同學與他的父母依然留在農(nóng)場。為了考大學，他經(jīng)常給我寫信，想要一點上海學校的學習資料，我盡量提供給他。有一次周末回家，我發(fā)現(xiàn)我那位同學的父母住在我家。母親告訴我，他們是到上海來看病的，沒地方住，我母親便讓他們暫時住在我家。我沒覺得有什么不妥，反正我只有周末才回家。只是覺得他們對我特別好，特別客氣。兩個大人，兩個曾經(jīng)的學校領(lǐng)導，對我這么客氣，反倒讓我有點別扭。

后來他們離開了。再后來，我那位同學也考到了上海。又過了很多年，他們都去世了。有一次，我母親以前在勞改農(nóng)場的一位學生來看她，說起那對夫婦。學生問我母親：“他們當年那樣打你，你還讓他們住在你家？”母親說：“人家生病了，幫個忙也應(yīng)該。”直到那時我才知道，那對夫婦住在我家時，曾經(jīng)向我母親下跪道歉。但在他們?nèi)ナ乐埃夷赣H從來沒有對人說過。

除此之外，還有當年打過我母親的人特地來我家向她道歉。這些人主要是我母親當年的學生，他們那時年紀小，后來工作了，已經(jīng)到了提干、升職的時候。他們的道歉出于各種目的，有的是真心后悔，有的其實是希望我母親不要反映他們當年的行為，以免影響他們現(xiàn)在的工作。對此，我母親心里很清楚。不管他們出于什么目的，本著與人為善的態(tài)度，母親的確都原諒了他們。

我認為，這種當面道歉，比寫文章登報道歉更實在些。即便有各種目的，那也確實是道歉。如果不登門，只是登報道歉，我反而會覺得是在炒作。我還認為，擔心自己的前途而較早向我母親道歉的人，比那些退休以后沒有后顧之憂再道歉的人，也要真實一些。當然，如果找不到道歉對象，只能寫文章、登報道歉，則另當別論。我知道，關(guān)于文革期間的打人，有很多毫不張揚的道歉。這種道歉的分量并不比寫文章道歉輕。我認為，道歉與否只關(guān)乎良心，不關(guān)乎政治。反之，如果當下跟風道歉的人是出于政治目的，那么，這種道歉的意義也不大，我不希望看到道歉成為一場缺乏良心、缺乏誠意的政治秀。

我曾經(jīng)想把我在勞改農(nóng)場十幾年的經(jīng)歷寫下來，從一個孩子的視角看文革，看各色人等。寫了個開頭，沒時間寫完。不知道以后會不會有時間、有興趣寫完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