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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的8月23日，日本對德國宣戰。

當年德國也希望能與日本共同對付沙俄，但日本“正確”地站在英國一隊，沒有選擇中立，更沒有同情德國，而是迅速參加戰爭，鞏固了在東亞的優勢地位，并加深對中國的侵蝕。由于自開戰伊始英德兩國就把絕大多數力量投入歐洲主戰場，因此決定遠東地區局勢走向的權柄第一次落到了在本地區剛剛崛起的地區霸主日本的手中。

表面上看，日本似乎并沒有什么選擇，在1902年以后，“日英同盟”條約的存在意味著日本在英國對德宣戰后也應自動對德宣戰。可實際上，日本政府的政策走向卻遠非一紙條約所能簡單左右。

對日本這個20年來一直在本地區充當英國“小伙伴”的新興帝國主義國家而言，歐戰的爆發是一次改變國家地位的“天賜良機”。當時，這種“歐戰機會論”的思維，無論在日本政界還是軍界都占據著主流地位。誠如曾經擔任過外務大臣的元老井上馨所說，日本應該舉國一致地團結起來，享受這次“千載一遇的天佑”，將列強掣肘日本的勢頭從根本上予以掃除。換言之，歐戰的爆發迫使歐洲列強把精力集中到歐洲，其結果是迅速強化了日本在遠東地區的優勢地位。與此同時，借著歐戰爆發的時機，日本終于有機會擺脫多年以來歐洲列強（其中也包含英國在內）對其向中國擴張的牽制。

鑒于德國在青島的殖民地和由4艘巡洋艦組成的遠東艦隊對日本本土完全構不成威脅，所以當時日本政界和軍界的多數人傾向采取對歐陸戰火置身事外、隔岸觀火的政策，在歐洲戰局的勝負未有定論之前暫不參戰，維持“坐山觀虎斗”式的居間中立。代表人物是能夠在幕后左右日本政局、具有巨大政治影響力的維新元勛山縣有朋。作為日本陸軍的締造者和積極倡導向德國陸軍學習的代表，山縣對于德國的軍事實力有著高度的評價。在他看來，英國固然擁有壓倒性的海軍優勢，但這對歐洲的地面戰事起不了什么有力的作用的。相反，以德國陸軍的卓越實力，協約國在短期之內取勝的可能性并不大。更何況，山縣始終對協約國勝利之后重返亞洲并且孤立日本的可能保持著警惕。也難怪他對參加歐戰一事會表現得如此躊躇。

無獨有偶，此時遠在歐洲的德國同樣對日本有所期待。根據當時在日本駐柏林大使館工作的重光葵回憶，日俄戰爭給德國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許多德國人會不由自主地認為日德兩國是反擊俄國的天然盟友。當時在柏林的報紙上經常會出現一些內容浮想聯翩的報道，這些報道時常都有一個諸如“日本終于開始從背后進攻俄國”這般奪人眼球的標題。只可惜好景不長，隨著英國對德國的宣戰，日本人很快便從“潛在的盟友”變為“潛在的敵人”。德國人對日本人的好感和熱忱也在一夜之間被懷疑與冷漠所替代。為了避免德國人的敵意與攻擊，當時在德國的許多日本人不得不在胸前別上中國國旗，冒充素來為他們所蔑視的中國人。

當然，也不乏有更加激進的思想存在，例如以時任參謀本部第2部長的宇都宮太郎為代表的陸軍高層，就認為日本亟需采取的方針是抓緊時機在中國擴張勢力范圍。不僅是陸軍，當時在日本政府乃至民間的“對外強硬派”也涌現出不少鼓吹此類“趁著歐戰進軍中國”的所謂“妙案”。

自然，日本的朝堂之上也還存在著另一種觀點，大隈重信內閣的外務大臣加藤高明不贊成主流的機會主義騎墻態度。作為一個“日英同盟”的堅定支持者，曾任駐英大使的加藤確信這場戰爭毋庸置疑將以英國陣營的勝利而告終。事實上，加藤是當時日本政界中少有的戰爭前景“樂觀派”，他判斷只須2個月協約國就可以降服德國。不僅如此，加藤認為日本只有盡快加入協約國參戰，方才可以確保戰后在中國乃至于遠東、西太平洋地區分配勢力范圍時得到更多的籌碼和發言權。

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的親英派立場與日俄戰爭時期相比，已有了不少變化。且不說由于“親英”與“主戰”的立場受到山縣有朋等政界元老的嫌惡，加藤高明也不想再像當年那樣甘當英國代理人了。因此，加藤選擇在英國首先提出參戰邀請之后再行宣戰，以顯示日本的主體地位。

然而，當歐戰剛剛爆發時，英國外相愛德華·格雷（Edward Grey）并不希望那么快讓日本參戰。事實上，自日俄戰爭結束以來，日本在遠東尤其是中國的擴張勢頭也讓英國感到了壓力。英國的外交當局擔心日本會借歐戰爆發的機會，在遠東的擴張問題上迫使英國讓步。因此，格雷原本對日本參戰一事的態度毋寧說是消極的。

可英國的海軍當局單純從軍事角度出發，認為借日本之手將德國的遠東艦隊堵截在青島港內，才是最上算的。在英國海軍部的再三要求之下，格雷在8月7日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協助英國海軍搜尋遠東德國艦隊的請求。從格雷的請求內容來看，他對日本的軍事行動范圍進行了嚴格的限定，力圖避免留給日本在中國大陸隨意擴張的口實。可開弓沒有回頭箭，獲得了參戰名義的加藤高明接下來的行動就不是格雷所能掌控的了。

8月8日，剛接到英國請求電文的加藤高明，立即提請首相大隈重信召開了討論是否參戰的緊急內閣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加藤主張日本的參戰并不是遵從英國的指示，而是作為平等的盟友提供協助，日本應當借此良機掃清德國在遠東的勢力，一舉提升日本的國際地位。加藤的主張和英國的請求消除了多數閣僚對參戰的疑慮，當天日本外務省即復電英國，表示日本將采取自主行動掃除德國遠東力量。

描繪日德在青島交戰的繪畫

格雷在接到日本的復電后，頓時就感到后悔，他從電文中分明讀出了日本將會自行其是，而不甘于打下手的心意。為此，他一度向日本提出撤回先前的參戰邀請，希望日本保證遠東地區現狀。可是，加藤高明對格雷的反復進行了嚴厲的反駁。無奈之下，英國外相只能退而求其次，謀求日本同意劃定其作戰范圍。可是，正當日英雙方在進行磋商時，日本在8月15日向德國遞交了最后通牒。這份最后通牒的內容只有兩條：第一，要求德國遠東艦隊在日方提出的8月23日的最終期限之前主動撤離遠東海域；第二，要求德國將以青島為中心的膠州灣殖民地以及德國在中國的其他權益交給日本代管，日本將在未來適當的時候將這些權益交還中國。不難看出，日本政府實際上并不愿意真正地履行對英國的同盟義務，去認真對付德國的遠東艦隊，反而趁此機會再一次開始了向中國的侵略與擴張。

隨著8月23日最后通牒規定期限的到來，日本順理成章地對德宣戰，但直到8月27日，日本艦隊才開始封鎖青島港。而此時由施佩海軍上將指揮的德國遠東艦隊早已起錨遠航。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就是以這樣徹底的機會主義態度，開始“得寸進尺、得尺進丈”式地攫取利益。

現在還有不少日本人，把二戰失敗歸咎于“站隊”錯誤，與一戰的勝利相對比，則更加深了他們對“站隊”的迷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百年之際，這些歷史“感悟”又被投射到現實的中美日關系中，某些日本政客顯然打算復制一戰的成功，再次“正確”站隊，并在發生沖突時迅速介入，重拾昔日“榮光”，甚至像當年擺脫英國控制那樣，掙脫枷鎖。

然而，時移世易，如果發生對抗，主戰場顯然將從過去的歐洲，移到東亞。一旦局勢發展到那一步，無論如何“站隊”，日本都難保安全，更不要想像一戰那樣幾乎白撈好處。

對于日本而言，如今唯一正確的“站隊”是站在“和平與發展”一邊，不要蓄意破壞地區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