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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巖倉具視考察團的成員福地源一郎第一次以日本官方代表的身份訪問了時為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首都的伊斯坦布爾。1876年，在從倫敦卸任回國途中到訪伊斯坦布爾的外交官中井弘，將自己的訪問日記配以插圖整理出版，讓日本國內的普通民眾第一次領略到了伊斯蘭文化的魅力。曾任外務大臣的林董同時也是日本伊斯蘭研究的一位先驅，他在1876年翻譯出版了先知穆罕默德的傳記。由于維新之后的日本打開了國門，走向伊斯蘭世界的日本人也越來越多，隨之便出現了以記者野田正太郎和企業家山田寅次郎為代表的第一批皈依伊斯蘭的日本穆斯林。而在1920年，日本的中東史學家坂本健一終于推出了《古蘭經》的第一個日文全譯本。

就在日本全面加深對伊斯蘭認識的同時，隨著近代日本在明治維新中的蓬勃發展，尤其是日本在1904-1905年日俄戰爭中的勝利，激發了屢遭歐洲列強屈辱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內的知識和官僚階層對日本的好感與期待。不僅僅是奧斯曼帝國，當時在此之外的穆斯林知識人當中也涌現出一股學習日本的熱潮。比如，出生在俄國伏爾加河流域的韃靼族學者阿普杜熱西提·伊普拉辛在其著名的亞洲游記中，盛贊日本是“富有美德的國家”，主張伊斯蘭世界應該與日本發展更為緊密的關系。當然，在20世紀20年代之前，日本和伊斯蘭世界的相互往來仍然非常有限，奧斯曼土耳其直到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崩潰為止，都沒有和日本建立過正式的邦交，而穆斯林移民群體的出現更要等到20世紀20年代之后了。

清真寺里的日本穆斯林朋友

流亡到日本，一直被漠視

日本最早的穆斯林移民群體其實并不是來自中東地區，而來自俄國。在俄國革命勝利之后，部分懼怕蘇維埃政府革命政策的韃靼族穆斯林宗教人士與知識分子流亡日本。這些移民在東京、神戶和名古屋組成了日本最早的一批穆斯林社區，并在1928年獲得了建立清真寺和伊斯蘭學校的許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日軍占領的英屬馬來亞（今馬來西亞）和荷屬東印度（今印度尼西亞）的穆斯林中亦有移民日本的少數例子。而今天居住在日本的穆斯林群體的主要來源，是在1980~90年代經濟泡沫時代來自巴基斯坦、孟加拉國、伊朗以及東南亞國家的勞工及其家屬。在這中間，出身伊朗的移民群體主要是在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后被接納的政治難民。

根據日本穆斯林協會與早稻田大學人類學研究科所作的統計，今天在日本的穆斯林人口大約在11~13萬之間，其中有9000多人是作為結婚配偶而皈依伊斯蘭的日本人，其他的絕大部分則是來自上述伊斯蘭國家的穆斯林。

除了早期從俄羅斯流亡而來的韃靼族后裔，日本穆斯林群體的絕大多數沒有獲得日本國籍，屬于獲得在日居留資格的外國僑民。相對于一億兩千萬左右的日本人，旅日穆斯林的人口僅相當于千分之一。由于人口所占的相對比例很小，日本的穆斯林在生活中相當的低調內斂。他們的宗教活動，也是按照各自所屬的族群和派別，以各自的語言進行。據統計，目前在日本清真寺中的布道用語主要使用烏爾都語、泰米爾語、土耳其語和英語。當然，祈禱和誦經時無一例外使用的是阿拉伯語。日本的穆斯林分散居住在日本全國的幾十個大中城市中，所以對于普通日本民眾而言，在平日中要遇上一個穆斯林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對一個普通日本人來說，對伊斯蘭和穆斯林的認識，就只能來自教育和傳媒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為了確保石油供給的穩定，歷屆日本政府都十分重視與中東和伊斯蘭世界產油國之間的友好關系。而為了在國內營造日伊友好的群眾基礎，日本的傳媒和知識界從來都是不遺余力的。數十年來，宣傳這類論點的書籍和電視節目可謂層出不窮。

問題在于，日本人在進行此類宣傳的時候，卻呈現出令人費解的以自我為中心的傾向。盡管在對國民進行的伊斯蘭宗教與文化的介紹方面有著非常詳盡細致的說明，可往往在最重要的結論部分卻突兀地導出伊斯蘭世界、穆斯林人民對日本文化與日本人民尊敬、崇拜等等。曾有一個日本電視臺，便借著一個在日本巡游9天的埃及青年的話語，向日本受眾表現了“阿拉伯人民對日本文化的崇敬”。可是，兩種文化間的尊重與欣賞難道不應該是相互的嗎？而且，一神教的伊斯蘭國家和泛神崇拜的日本之間在思想上的巨大差異原本也不應該被有意無意的予以忽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日本民眾對于自己身邊也存在的穆斯林群體的無感，也可以說是自有其原因。

眼下，隨著人質事件的繼續升級與發酵，日本社會與民眾會對本國國內的穆斯林社群作出何種反應，日本與伊斯蘭世界之間的關系會發生何種變動，尚待我們靜靜的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