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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豬北養”的利與弊

首先應肯定有關政策本身具有經濟合理性與客觀必要性。

就環保監管而言，隨著收入水平提高，公眾對環境質量改進的要求和潛在支付意愿相應提升。然而生豬產業發展成為農業部門最重要污染源之一，政府加強環保監管顯然是必要的。

就區域布局而言，東北等省區在生豬生產方面也確有某些地緣比較優勢。例如生豬生產成本大半是飼料，飼料一半以上是玉米，東北作為玉米主產區具有區域優勢。又如東北整體人口和經濟活動密度較小，生態環境對生豬產業污染排放的承載消化能力較大。基于這些考量，有關部門協調鼓勵生豬產業朝更好發揮區域比較優勢方向布局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本身具有經濟合理性的產業演變趨勢，在轉變為全國性大規模產業政策的過程中，仍會面臨事前難以預料與事中不便掌控的困難和挑戰。對此可就以下幾點加以初步探討。

第一，“南豬北養”重視東北區域優勢確有依據，然而對東北大規模擴大生豬養殖的客觀不利因素估計不足。

如水資源問題。“每頭豬的用水量在4~9噸”，年出欄50萬~100萬頭生豬養殖耗水量相當于小城市人口生活用水量，東北一些地區水資源不足，制約生豬養殖發展。

又如嚴寒的氣候條件。生豬生長要求較高環境溫度，即使是保溫能力較好的育肥豬也需15°C以上的環境溫度，在東北養豬，生產設施和設備必須達到較高保溫要求，因而成本較高。另外，嚴寒區域近半年的冷凍期不利于糞便發酵利用，一年一熟作物耕作制也不利于糞肥還田自然消納。再如其他地區也存在的養殖場招工困難問題，在東北地區更為明顯。

第二，“南豬北養”的設計側重考慮生豬養殖業生產環節的成本，而對生產布局轉變帶來的流通領域交易成本上升的影響考慮不夠充分。

與人口與經濟活動空間分布相一致，我國豬肉消費大頭在東部、南部和中原地區，區域生產布局改變意味著生豬生產與豬肉銷售之間空間距離拉長，因而“南豬北養”意味著“北豬南運”的轉運壓力邊際增加，并至少有兩點成本含義。

一是跨區域轉運意味著運輸成本增加，一定程度抵消了“南豬北養”可能節省的生產成本利益。

二是為滿足居民普遍偏好食用新鮮豬肉的消費習慣，生豬屠宰能力需較多配置在區位接近最終消費市場的端點，因而“北豬南運”主要采取跨區域活豬轉運方式。這個產業鏈配置方式的問題在于，萬一發生豬瘟疫情，將對有效防控疫情跨區域傳播擴散帶來額外困難。這一點在2018年非洲豬瘟疫情暴發后現實凸顯出來。

第三，相關經驗數據提示，東北生豬生產環節的某些優勢條件可能已在更早時期被市場自發套利活動發掘利用，產業規劃制定實施滯后于東北和外地農戶及養殖企業的市場行動，使得實現大幅度提升“北養”生豬產能目標面臨特殊困難。

下面兩圖顯示了進入新世紀以來東北四省區肉類和豬肉產量及其占全國比例的變動情況，東北肉類和豬肉全國占比提升最快時期可能早已過去。

例如四省區肉類全國占比在新世紀初年增長最快，從2001年的11.3%增長到2007年的13.8%，過去10余年大體平穩，近年峰值2016年的13.8%與2007年指標值持平，然而2017年之后反而明顯回落。

東北豬肉產量占全國比重從2001年的8.2%持續上升到2013年的10.8%，然而2014—2018年在波動中有所回落，雖然2017年重返10.8%的峰值，2018年又下降到10.3%。

東北四省區肉類產量及全國占比(2001—2018)

東北四省區豬肉產量及全國占比(2001—2018)

東北肉類和豬肉產量總體呈現上升趨勢，然而也是在21世紀初年增長速度較高，近年增速趨緩甚至有所下降。

如肉類產量從2001年的715萬噸增長到2006年的1061萬噸，2007年顯著回落到950萬噸后接續10年趨勢性溫和增長，達到2016年1181萬噸的歷史峰值。然而該指標在2017和2018年連續兩年下降，2018年回落到1146萬噸。

豬肉產量變動呈現類似軌跡：從2001年的345萬噸增長到2006年的507萬噸，2007年大幅回落到440萬噸后，再次經歷多年趨勢性增長，達到2014年597萬噸的峰值。然而過去幾年該指標在波動中明顯下降，雖然2017年反彈到590萬噸，仍略低于2014年，2018年回落到559萬噸。

第四，大規模實施產業政策的自我強化傾向，導致“禁養區”管制措施在局部地區用力過猛并帶來不利影響。

早先國家有關法規對“禁養區”規定比較審慎嚴謹。如2014年《條例》規定“禁養區”對象是規模性“畜禽養殖場”及畜禽生產相對集中或相對封閉的“養殖小區”，另外對“禁養區”的空間范圍也做了比較明確的規定。

然而在禁養區管制政策實施過程中，出現局部地區禁養區范圍劃定過寬或過窄、執行力度過頭與不足的情況。總體來看，禁養區的劃定范圍過寬和禁養措施過于激進成為局部地區政策走樣的主要矛盾。有的地區出現“一禁了之，一拆了之”的簡單化做法，或者推行“無畜禽區”和“一頭不準養”的過激措施。

例如沿海某城市邊緣地區有一個年出欄量為4萬多頭的大型養豬場，實施環保標準較高成為全國標準化生豬養殖基地，然而也因為其所在行政區被規劃為所屬城市“后花園”而被強行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