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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帝國時代與民族主義

美國的道德目標也在減少。美國人是否愿意繼續維護歐洲和亞洲的自由秩序——正如他們在過去70年所做的那樣——現在變得愈發可疑。

雖然美國的民主制度蓬勃發展，并在印刷時代（print-and-typewriter age）成為世界的光輝典范，但這種輝煌是否能延續到數字時代（digital-and-video era）仍是一個未知數。確實如此，在當下時代，美國的民主制度與其說是一種激勵，毋寧說是一個空中樓閣。

國會見證了自十九世紀拓荒時代以來不為人知的黨派分歧。而現在的總統在任何意義上，都缺少過去所有現代總統所擁有的端莊體統，有錢階級操控華盛頓的行動，這一制度在過去幾十年不斷地成熟但也飽受爭議。盡管有飽受指摘、被政策驅動的官僚精英的默默奉獻，美國越來越不像一個“山巔之城”。我們需要記住的是，美國人怎樣看待自己沒有別人怎樣看待他們重要。

2016年11月11日老兵在美國華盛頓二戰紀念館參加陣亡將士紀念日活動 路透社/ Joshua Roberts

比較是所有嚴肅學術研究的起點，很明顯，美國與俄羅斯、中國的區別不再像冷戰時期那樣有著尖銳的意識形態和哲學方面的對立。當然，我們也沒有變得和彼此完全一樣。

這三個國家正一步步地回歸到他們各自的文明基礎上來，他們的民族主義僅僅是自身文化的力量和缺陷的集中表現。縱觀歷史，俄羅斯的寒冷氣候，無與倫比的廣袤疆土以及難以防守的邊界使得獨裁統治和一觸即發的混亂比自由民主制度更順理成章，因此，正如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寫道，在俄羅斯人眼里，自由本身就像是一種“墮落”。

鮑利斯·葉利欽（Boris Yeltsin）統治下的20世紀90年代可以看作是民主制度下準無政府主義的實驗。至于美國，它重新發現了由于城市精英的威爾遜沖動，而被埋葬數載的處在邊緣的杰克遜根基。如果美國人受到直接的威脅和挑釁，他們將與對方決一死戰，但維護跨洋的民主秩序可能最終變成一項抽象而代價高昂的事業。

美國現任總統唐納德·特朗普

總統競選循環往復，如果三個州內的選票被稍微重新分配一下，唐納德·特朗普就不會成為總統。然而，非常明顯的是，在對阿富汗和伊拉克歷經15年之久的戰爭之后，美國建立在崇高目標之上的準帝國事業宣告破產。

2016年11月大選的前幾年就顯現了這種苗頭，當時的總統巴拉克·奧巴馬，一位懷抱世界主義信念的理想主義者，不僅拒絕干預敘利亞，而且只對利比亞進行空中打擊。2011年美國在敘利亞結束了冷戰后的干涉主義時期，這一時期開始于1989年的巴拿馬，在中東和巴爾干得到發展。由此可見，特朗普雖然標新立異，卻在此方面實現了政策的一貫性。

美國不再是曾經的“山巔之城”，甚至可能不再是自由世界的維護者，而是像俄國和中國一樣變得越來越像自己。我們應該承認，美國的理想主義最初是地理空間的恩賜，而恰恰因為技術的快速發展，這種理想主義不斷收縮。已故的英國軍事歷史學家約翰·基根（John Keegan）寫道，大不列顛王國和美國能夠贏得自由只是因為，作為事實上的島嶼國家，海洋使得他們可以“抵御自由的敵人”。但世界越小，危險越大，因此美國民眾也將變成更為冷酷的實用主義者。

當然，二十一世紀音頻社交媒體使得整個世界的聯系更為緊密，因此，來自國外人道主義者的吶喊可能會引發前所未有的激烈的軍事反應。但從此以后，只有當國家利益受損，美國才會出面干涉。這也是為什么人權團體和他們的媒體朋友總是回憶美國在前南斯拉夫主導的干涉活動——此次干涉規模龐大且在他們眼中與國家利益無涉——而他們清楚地知道這樣的事情不會再發生。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人權團體比大多數人都更了解關于美國歷史和思想狀況的基本事實——那就是其他國家的生存和發展依賴于殘酷的權力政治，而從優越地理條件和理想主義中孕育的美國，沒有了這兩者將什么都不是。其他國家可能僅僅代表自己利益，但美國必須在某種合理限度內，代表或至少希冀代表人道和全人類的利益。

但最重要的是，美國如何維持“不作為”和“用力過度”。這兩種極端之間的張力。如果美國真的決定不再將自身利益與世界利益相統一，那么美國權力的聲譽將開始瓦解，而其他國家并不會這樣。這正是為什么美國二戰后在亞洲和歐洲建立自由主義世界秩序，標志著美國經驗的巔峰時期。雖然擴張的世界秩序可能超出美國的掌控能力，但放棄掌控勢必導致美國的衰落。盡管清晰界定的國家利益將因為對其他國家核心利益的尊重導向和平，但如果沒有共同的價值，盟軍體系將很難維持，而正是這種價值，構成我們戰略優勢的一部分。

后帝國時代與自然狀態的回歸

烏切羅油畫《圣羅馬諾之戰》之一

這些都將對國防政策產生深遠的影響。在世界歷史的標準下，如今所發生的一切都是十分正常的。歷史見證了眾多無原則的權力斗爭，即使過去的75年也只是這一現象的畸變。我們又回到了自然狀態，在其中為領土發動的戰爭和去道德立場的戰斗內在于人類的DNA之中。確實，美國自身也開始拋棄自己的價值。這使得美國在與其他大國相比時，出現明顯的劣勢，由于這些國家完全不同的歷史和地理經驗，美國人所擁護的價值從未被放在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