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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家在俄亥俄州的克林頓港，共6050名居民。本市算得上是美國夢的典型代表。不論父輩是銀行家或工人，每個人都有出人頭地的機會。

可半個世紀之后的今天，克林頓港高級中學的停車場上，有錢人家的孩子開著BMW敞篷跑車，無家可歸的同學則只能睡在破車里面。美國夢已經變異為各行其道的美國夢魘。這座小城的故事以及孩子們的命運，令人感慨地成為美國歷史的象征。

克林頓港街口

我上學那會兒，幾乎所有同學都是和父母住，小區里大家都能互相叫出名字。有些同學的父親在本地的汽車零件廠或石膏廠工作，還有一些，例如我父親，則是小商人。那是工會強勢、不愁找不到工作的時代，沒有哪家人家遭遇過失業或嚴重的經濟問題。克林頓港高中的學生很少是富家子弟，而僅有的少數有錢學生會拼命掩蓋自己的身份。

半個世紀過后，我當年的同學如今大多已經退休，社會階層均有所攀升。其中，將近四分之三的人在學歷和收入水平上超過父母。我同學這一輩中，三分之一的父母高中沒畢業，近一半的父母沒上過大學。

當時，俄亥俄州的公立大學和私立大學學費都不高，因為有當地籌集的獎學金——扶輪社、汽車工人聯合會、青年女子俱樂部等組織紛紛傾囊相助。我班上僅有的兩名黑人同學遭到種族歧視，父母連小學都沒畢業，但他們倆最終都念到了研究生。不管是對兩位黑人同學，還是班上的白人同學，家庭背景都不是出人頭地的障礙。而在21世紀，家境卻成了一道坎。

我們高中的（白人）風云人物是橄欖球隊的四分衛“杰克”（化名）。杰克住在城里的貧民區。他父親上學只讀到八年級，為了養家糊口打兩份工：從早上7點到下午3點，在克林頓港制造廠的流水線上工作，然后從3點半到晚上11點在罐頭廠工作。雖然杰克的父親每周要工作70多個小時，他還是去觀看了兒子的比賽。杰克一家買不起汽車，只好搭鄰居去教堂作禮拜的順風車，吃簡便的蔬菜燒肉丁充饑。父母寧可吃苦也要供杰克上大學。杰克選擇了克林頓港高中的大學預備課程，成績位居班級前四分之一。他的牧師指引他考本州南部地區的路德教學院，并且打電話幫他爭取助學金。杰克畢業時沒有欠一分錢，繼續赴神學院深造，最終成為一名合格的路德教牧師，并在業余時間擔任高中橄欖球隊教練。

杰克從井井有條、家境清寒的工人家庭走出來，找到一份不錯的工作養家糊口。據對我班上同學最近展開的一次調查，杰克的人生軌跡在那個年代并不稀奇。我的老同學們異口同聲地說：“我們那時候很窮，但一點兒感覺都沒有。”實際上，根據我們所享有的社會支持的廣度和力度，我們是富有的，只是自己感覺不到。

畢業后，誰也沒想到克林頓港會有什么大變化。我們班將近一半人考上了大學，其他留在城里的同學有理由相信自己能找到穩定的工作（如果是男生）、婚姻，過上比父輩更好的生活。

一座廢棄教堂

但在全國的經濟、社會、文化大背景下，克林頓港高中59屆畢業生的子輩和孫輩將陷入險惡的漩渦。對于克林頓港而言，這將是刻骨銘心的變化，反映著全國大勢。

1950、1960年代克林頓港的制造業繁榮開始在1970年代遭到撼動。Standard Products公司的廠房位于城東，1950年代可創造近千個穩定、高薪的藍領工作崗位，而到了1970年代，薪水削減過半。經過二十多年的裁員和“回報”，楓葉街上的這座工廠最終于1993年倒閉，鐵絲網將廠房團團圍住，并貼有環保署的毒物標識。這只是本市經濟衰落最明顯的標志而已。

渥太華縣的制造業就業率從1965年的55%下降到1995年的25%，現在還在一路下跌。截至2012年，渥太華縣的工人平均實際工資已40年未漲。按照通貨膨脹率因素調整，現在的平均工資比1970年代初還少16%。克林頓港高中的畢業生愈發不愿留在本地。本地人口數量逐年下降。市區里的大部分商店已經倒閉，門可羅雀，因為有能力消費的人越來越少，郊區的沃爾瑪也搶了不少生意。

經濟衰退的惡果本來可以在家庭和社區得到緩沖。但隨著形勢的惡化，1950、1960年代的社會紐帶逐漸斷裂。青少年犯罪率在1980年代急劇上升，2010年時全國平均水平的三倍。工資降低、世風日下，渥太華縣的單親家庭比例從1970年的10%上升到2010年的20%，同一時期，離婚率翻了4倍。克林頓港作為1980年代本地經濟衰退的中心，未婚生子的比例從1978年倒1990年間翻了兩番，約占總生育數的40%左右，將近是全國平均水平的兩倍。

不同于1959年的那一屆工人家庭的孩子，克林頓港如今的高中學生盡管同樣努力、同樣優秀，陷入了困難，甚至絕望的境地。18歲的白人女青年“瑞貝卡”（化名）和我孫女是同代人。她的祖父可能就是我的老同學。但是，我依靠本地某公司提供的獎學金考上了大學，他卻沒有繼續念書，而是選擇了薪水優厚、穩定的藍領工作。然后，工廠倒了，藍領工作崗位也消失了。我的孩子和孫子、孫女可以去精英大學，踏上成功之路，他的孩子卻永遠找不到穩定工作，周圍環境浸染著毒品和罪犯，感情不順。

克林頓港初中和杰弗遜小學遺址

他的孫女瑞貝卡講述了無人陪伴、無可信賴、無可依靠的傷心往事。她上幼兒園的時候父母就離婚了。母親離她而去。于是，她經歷無人照料、忍饑挨餓的苦日子。父親后來找的女人毆打瑞貝卡，不給她飯吃，或者把她鎖在房間里。瑞貝卡在高中時被逮到販賣毒品，在少年看守所待過幾個月，最終勉強拿到了一個網絡學校的文憑。過去的經歷讓她不愿相信任何人。她手臂上留有男友半夜割傷她的疤痕。她對14歲時流產的孩子戀戀不忘。瑞貝卡與劈腿的孩子父親分手后，第二個男朋友又在他出獄后欺騙了她，現在，瑞貝卡正在與一個年紀比她大的男人交往。這男人有兩個小孩，是和不同的女人生的。R（瑞貝卡）雖然滿懷抱負，卻不知道自己究竟該往什么方向努力。

瑞貝卡的故事令人心碎。但克林頓港過去半個世紀以來的歷程——和整個美國一樣——不只是關于工人階級的崩潰。故事還有另一面。那就是新的上層階級的興起。過去20年間，克林頓港的傳統經濟衰落了，中西部大城市有錢的專業技術人員則蜂擁至本地，沿著伊利湖建造起守衛有序的豪宅，湖面上滿是他們的游艇。截至2011年，高檔的卡托巴地區兒童貧困率只有1%，而在僅僅幾百米開外的地區，兒童貧困率是51%。從前勃興的中產階級消失了，《克林頓港先驅新聞報》的房地產廣告欄目上刊登的要么是上百萬美元的豪宅，要么是破舊不堪的兩連式簡易住宅。

瑪麗和飛利浦·貝利在 Seed Faith食品廠

1950年代的平等主義價值觀與現實之間的強烈對比（例如杰克與R的經歷對比）生動地刻畫了克林頓港過去半個世紀的興衰，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美國的整體進程。我的研究團隊遍訪得州奧斯汀市、明尼蘇達州德盧斯市、亞特蘭大、加州的奧蘭治縣等地，與數十名與R類似的年輕人進行深入交談。

美國夢的坍塌是一個各種因素交錯的復雜問題。其中有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原因，還混雜著政府、私營部門、社區和個人的弱點。但最深層次的的原因是，“我們”這個理念徹底消解了。我父母那一輩人會把杰克當作“我們的小孩”，但如今克林頓港沒有人會意識到瑞貝卡的存在，更不要說把她當作“我們的小孩”。除非我們把全國像R一樣的數百萬年輕人當作自己的小孩，否則，我們將付出巨大的經濟代價，而美國夢的談資，將成為可疑的歷史虛構。

（本文原載于8月4日美國《紐約時報》，原題Crumbling American Dreams；觀察者網朱新偉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