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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階家庭結構是如何出現的？

婚姻并沒有失去它的魅力。無論出身哪個階級，絕大多數美國人都想要結婚，而且大多數美國人都對婚姻懷著一份期待，當然即便是在此處，階級差距就已經開始暴露出來：回到20世紀70年代末，生活在父母只有高中教育程度的家庭中，孩子希望結婚的比例為76%，較之于那些父母讀過大學的同齡孩子的78%的同比數據相差無幾，但到了2012年，上層階級家庭的孩子想要結婚的比例上升至86%，而下層階級家庭的孩子卻依然如故。

但問題在于，大量研究已經發現，無論教育程度高低，在其他生活條件等同的情況下，已婚人士對生活滿意程度總是要高于單身狗。那么問題就來了，為什么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這種基于階級的兩階家庭結構從來都沒有這般觸目驚心地存在，但到了最近三十年左右的時間里，兩階結構卻變得如此涇渭分明呢？

經濟問題當然是故事的主旋律之一。“自70年代初開始，沒有大學文憑的男性就開始收入縮水了，”人口統計學家安德魯·切林（Andrew Cherlin）指出，“而女性如果沒有一紙大學文憑，她們的收入也是停滯不前?！弊源撕笏氖觊g的美國社會，受教育程度低的下層階級越來越貧困，其所看到的經濟前景也越來越黯淡——工作不穩定，相對收入也在一路下滑，這讓他們越來越難以獲得并且維持傳統的婚姻模式。

失業率居高不下、就業不充分，經濟前景一片黯淡，所有這些都破壞著穩定的家庭關系，甚至讓年輕人從一開始就心灰意冷——無論是定性還是定量研究，這是大量研究近乎異口同聲的結論。經濟狀況不佳的女性開始自危，在這個社會經濟階層內，越來越多的女性不愿意同那些無法提供經濟保障的男性結婚。正如我們在喬和達琳的案例中可以發現的，貧賤夫妻百事哀，生活中揮之不去的經濟壓力，正是導致貧窮伴侶難以長久的重要原因，即便雙方結為夫妻，他們也難以成為靠譜的終身伴侶和父母。

美國書籍網購平臺Ebook上列出的《美國黑人如何拜托單身狗指南》

在第一章中，我們已經看到，經濟困境可以說是工人階級家庭崩潰的先聲：回到克林頓港，在地方經濟崩潰之后，緊接著就是離婚率和非婚生育率雙雙飆升的十年。而且我們必須意識到，美國家庭危機的真正根源，并不是20世紀60年代的文化動亂，而是發生在80年代的工廠歇業破產。這一現象也并非僅發生在工業衰敗區（Rust Belt），而是蔓延至整個美國。

但是，文化因素也是故事至為關鍵的一部分。性別意識和性規范都已發生變化，社會價值觀不復如前，特別會影響到教育程度低的男性和教育水平高的女性的行為方式。對于位于社會底層的男性來說，婚前性行為和非婚生育的污名已經消失，奉子成婚的社會規范也隨之成為老黃歷，因此，曾在生育和婚姻之間牢不可破的關聯現在已經瓦解。而對于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而言，避孕手段便捷可靠，職業機會也唾手可得，推遲生育不僅可行，也是何樂而不為的人生規劃。

人類學家凱瑟琳·埃?。↘athryn Edin）和瑪麗亞·凱弗拉斯（Maria Kefalas）已經發現：女性，無論貧窮還是富裕，都非常珍視婚姻；不僅如此，無論身處社會經濟的哪個位階，女性同樣都相信：晚婚，只有在伴侶已經取得穩定的經濟保障后才結婚，是婚姻成功的必由之路。但對于貧窮的女性而言，問題就是，經濟安全似乎永遠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而無論是否結婚，只要是女性就可以生兒育女；做母親并不當即要求充沛的經濟資源，但卻能為女性的生活提供意義。如同達琳所想，她們經常認為做母親基本上就是“陪”孩子。琳達·伯頓（Linda Burton）的一項研究關注了城市和農村地區的貧窮單親母親，基于長期的民族志證據，她得出結論，“身處這種環境中，母親所要的是浪漫，而不是婚姻，以此來暫時擺脫她們日常生活的窮苦和動蕩?！?

在解釋上述兩階家庭體制為何出現時，“結構”說（強調經濟因素）和“文化”說孰輕孰重，長期以來學者們莫衷一是。最合理的回答是——兩者都重要。不僅如此，在這個問題上，原因和結果常常是交織在一起，難分難解的：貧窮導致家無寧日，而家庭的不穩定又會加重貧困；反過來說，富?？梢宰尲彝ジ湍?，而和睦的家庭也更易生財。在前述安德魯和凱拉的家庭生活中，這種復雜的因果機制和互動全然清晰可見。

如要解開這一謎團，我們可以考察一下大蕭條——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對家庭組建和家庭生活所造成的沖擊。而來自大蕭條時期的證據也無法回答經濟因素和文化因素到底孰輕孰重。大蕭條造成了史無前例的男性失業和經濟亂象，由此也導致結婚率不斷下跌，這就顯示出在盤算婚姻大計時，經濟穩定始終都是重要因素。

（“那些男的連工作都沒有，”當時一位芝加哥的女士這么說；“我想找個有工作的男人，”另一位女士則如是說。）不僅如此，根據1940年的一項調查，當時有150萬的已婚婦女被自己的丈夫拋棄，因此造成超過20萬的流浪兒童在全美各地游蕩。在另一項里程碑式的研究中，格倫·愛爾登追蹤了167名在大蕭條期間長大的白人兒童，他最終發現，當父親失業同時也喪失經濟收入時，父親同家庭的關系紐帶就會因之被削弱，這導致了家長控制能力在此時期的大幅下降。八十多年后，在美國社會又經歷了多次文化革命后，經濟上的艱難時世會勸阻和破壞婚姻，這仍是不爭的事實。

無家可歸的美國某家庭在沿街乞討（圖片來源：芝加哥太陽報）

而另一方面，20世紀30年代，美國的生育率也在急劇下降，而在從1920年至1940年這段時期內，非婚生育始終維持在非常低的水平上。在大蕭條時代，適齡男女迫于經濟壓力，連婚姻帶生育一起推遲了?！安活I證，不生子”，是當時的文化規范。不同于今天，回到20世紀30年代，一個男人沒有工作，一貧如洗，就不太可能在婚姻外生下自己不管不問的孩子。而現如今，是否要做父親越來越是一種自愿行為，正如瑪西亞·卡爾森（Marcia Carlson）和寶拉·英格蘭（Paula England）指出的，這就意味著“只有那些情感堅定、財務穩定的男性，才選擇擔當起父親的角色”。文化的移風易俗大大地影響到窮孩子成長于其中的家庭。

那么公共政策和政治意識形態呢？它們的變化會不會造成破壞傳統雙親家庭的惡果？迄今為止，最常被討論的就是社會福利政策會破壞家庭，這是因為救濟金拯救貧窮的單身母親于水火，但也讓她們有了要孩子的驅動。根據有些精細的案例研究，福利救濟金會讓單身母親更愿意要孩子，這一命題在統計學上已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確證。但是，在過去半個世紀內，單親家庭的數量始終呈現為穩定的加速增長，而領取福利救濟的母親人數卻時漲時落，兩者之間并沒有嚴格對應起來。

福利綜援領受者的人數，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不斷增加，但自1972年至1992年卻逐年減少，而在整個90年代更是急劇下跌。不僅如此，考慮到許多經歷傳統家庭解體的母親并不靠福利救濟而活，福利政策因此不可能是這次大變動的主因。甚至在福利政策于1996年緊縮之后，傳統家庭之崩潰也絲毫沒有放緩腳步。

保守派信仰“家庭價值”，他們時常鼓吹，自由主義和世俗主義是導致家庭解體于我們這個時代的罪魁禍首。但是，非婚生育和單親家庭在美國各地都廣泛存在，并非為世俗化地區或“藍色”州所特有，這些地區通常會實施更進步的社會政策，照理說，家庭碎片化會更嚴重。但真實情況看起來卻正好相反：在共和黨統治的東南地區，社會保守者心中的圣經地帶，離婚和單親家庭反而尤其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