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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作者/羅思義]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一個延伸效應，就是越來越多的西方人開始了解中國的經濟政策。近十年來，拉美大陸大多數國家是左派掌權，但根據筆者個人經驗，巴西、委內瑞拉和阿根廷等國并未認真學習中國推行的社會主義政策。

2011年后，拉美經濟陷入衰退，拉美左派也未能采取合理的政策來應對這一形勢，導致阿根廷和巴西的左派政黨失去政權。巴西和其他拉美國家為此進行自我反省，擬進一步學習中國成功的經濟政策。

在美國和歐洲，由于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中國的差距仍然還很大，因此西方研究中國經濟的陣營分為兩派：一派為真正的“中國專家”，一派為專業唱衰中國的媒體專家。但西方經濟長期放緩，加上中國比拉美發展中國家更成功，因而西方越來越多的專業人士開始客觀認識中國，并對中國的經濟政策產生興趣。

馬克?維士布羅特接受彭博采訪，談中國發展成就

今天我為大家介紹一篇由美國經濟學家馬克?維士布羅特（Mark Weisbrot））撰寫的文章，文章題為《奧巴馬聯大最后一次演講無意之中給予中國高度評價》。這篇文章說明，西方現在開始了解中國。

馬克?維士布羅特的這篇文章發表于9月底的美國重要時政網站《國會山報》（The Hill）上。維士布羅特在美國經濟界有“拉美通”之稱。除此之外，他還是美國國會委員會證詞的演示者，美國電影導演奧利弗?斯通的電影《國境以南》（South of the Border）的編劇，對民主黨內自由派頗有影響的研究機構——華盛頓經濟和政策研究中心（ CEPR）聯合主任。他也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一敗涂地：“專家”對世界經濟形勢判斷錯誤》(Failed: What the ‘Experts’ Got Wrong About the Global Economy)一書的作者。

CEPR近來所作的中國對全球減貧影響的報告在彭博電視臺受到廣泛報道。該文對海外媒體報道中國經濟的諸多問題進行了分析和澄清，比如奧巴馬未承認全球減貧的絕大部分貢獻是來自中國，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在中國經濟取得成功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是助力其他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諸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經濟治理機構未能恰當地反映中國的經濟權重等等。

保持平衡非常重要。西方國家大多數媒體的分析一向是唱衰中國——數十年來一再宣稱“中國即將崩潰”，“中國硬著陸”等等。但諸如維士布羅特等人的分析，是西方人客觀認識中國極其經濟成就的一個標志，已有越來越多的西方人開始試著了解中國。

奧巴馬聯大最后一次演講無意中給予中國高度評價

文/華盛頓經濟和政策研究中心聯合主任馬克.維士布羅特

奧巴馬總統9月20日在聯合國大會講話，為世界經濟與政治現狀辯護，特別是其部分講話內容為華盛頓所控制或主導的全球機構辯護。因此，他的有些話夸大其辭或者根本就是錯誤的，或者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一定的誤導性。因此，我覺得有必要對媒體報道遺漏的講話進行分析。

“過去25年，全球極端人口比例從近40%削減至10%以下。”——根據世界銀行數據，這大體屬實。但他認為這種進步是由于華盛頓領導和支持的全球化對發展中世界產生影響的結果，這是違背事實的。事實上，這段時期全球逾11億極端貧困人口減貧應歸功于中國，因為大部分減貧人口來自中國。但這段時期的中國，實際上是奧巴馬強調的“我們必須前進而不是后退”的開放市場原則的反面例子。

中國過去25年（或者35年，甚至更長時間）取得史無前例的經濟增長成就，是歸功于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主導經濟。政府對投資、技術轉讓和外匯控制的力度遠遠大于其他發展中國家。中國拒絕“獨立的中央銀行”、不加選擇開放國際貿易和投資，以及快速私有化國有企業的新自由主義政策。

相反，中國選擇的是漸進過渡的改革。過去35年，中國從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政府仍然發揮主導作用的混合經濟體制。比如，2016年1-6月份中國國有企業投資同比擴張23.5%，以幫助提振經濟。

如果回望過去，比如從1981年至2012年來看，中國對世界極端貧困人口減少的貢獻率約為70%。這說明，在二十一世紀期間，發展經濟體中與中國有關聯的經濟體，其經濟和社會都有所發展和提高，事實上與20世紀的最后二十年相比，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確有所進步。但中國在此期間相較其他國家在減貧方面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它的經濟增長和發展速度是如此成功——目前為止世界史上最快——使得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并通過其進口帶動了許多發展中國家取得進步。

從1980年至2010年，中國從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進口從微不足道的 0.1%升至3%。中國在二十一世紀也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提供了數百億美元的投資、貸款。（自2011年以來，受全球放緩的拖累，過去幾年中國經濟增長已有所放緩，但中國仍能作出如此貢獻殊為不易。）

當然，奧巴馬提及的“開放市場原則”實際上不過是華盛頓支持政策的一種幌子而已。它們中的一些條款與“開放市場”完全相反，比如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所包含的延長和加強專利和版權保護條款。

奧巴馬總統也特意在他的演講中提及了TPP的內容，聲稱“我們已經達成提高勞工標準與環境標準的貿易協定，正如我們已經達成的TPP一樣，這將有利于全球化，惠及更廣泛的人群。”但正如美國以前主導的商業協議，TPP的勞工和環境標準不可強制執行。

如果一個政府批準的法律或法規侵害一個跨國企業的未來盈利潛力，即使這樣的法律或法規是為保護公眾健康和安全，那么該政府可能會被處以數十億美元罰款。他們不得不支付這些罰款，否則會遭受貿易制裁。

奧巴馬總統在為華盛頓及其富裕的盟國制定的世界經濟秩序辯護時，他還宣稱，“我們已經建立了諸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更具代表性的國際機構”。但總體來講，這是夸大其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近來的投票份額改革仍然給予美國16.7%的投票權，這足以否決許多重要決定（雖然這需要至少85%投票權的支持）。

另外，華盛頓及其富裕的傳統盟國加起來擁有逾60%的投票權。當然，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比較貧窮的國家，大部分必須服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決定。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受歐洲富裕國家政府主導、世界銀行是由受美國一家主導的機構，如果這些機構不顧及發展中世界的利益，那也不足為奇。

“我們可以選擇采用更好的合作方式和全球化模式”，奧巴馬總統在聯合國大會上告訴世界，“否則我們將回到一個嚴重對立的世界，最后將陷入國家、部落、種族、宗教之間的長期紛爭。”

但是以華盛頓為首的富裕國家政府，并沒有為世界其他地方提供更好的合作方式和全球化模式，相反過去35年他們提供的一直是失敗的模式。這正是問題所在。但幸運的是，他們的影響力正在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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