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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種說法避重就輕地扭曲了這種關稅對美國經濟的總體影響，因為奧巴馬沒有提到，這項拯救美國輪胎制造業的政策，導致美國其他經濟行業所失去的就業崗位更多——與此同時，美國消費者付出慘重代價。事實上，所征收的關稅只有不到二十分之一是用于支付輪胎工人工資。

因此，分析這個案例有助于解釋貿易保護主義所帶來的弊端。至于該案例的詳細分析，在此向大家推薦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赫夫鮑爾（Hufbauer）與勞里（ Lowry）所發布的專題報告——《美國輪胎關稅：以高昂代價挽救少量就業崗位》（US Tire Tariffs: Saving Few Jobs at High Cost），以下將摘錄部分內容。

首先，美國提高關稅的影響是從中國進口的輪胎減少了67%——這符合預期目標。因為這是針對一個特定國家提高關稅，原本屬于中國的絕大多數輪胎產品份額被墨西哥、泰國、印尼，以及其他國家替代。正如奧巴馬所言，美國輪胎行業的就業崗位因此增長了1200個。

但從其他國家進口的輪胎遠比中國昂貴，因此2011年美國消費者因進口輪胎關稅上升多付出了11億美元。也即是說，美國為拯救1200個就業崗位付出的經濟代價高達11億美元，相當于每一個就業崗位都是花90萬美元買回去。

美國輪胎工人的年薪僅為40070美元。因此：

? 直接補貼輪胎工人比征收關稅所付出的代價小得多；

? 這輪輪胎花費上漲的11.23億元中，只有5%進了美國輪胎工人口袋中，其余的則被輪胎制造商和其他人瓜分。繼關稅提高后，美國輪胎價格一年上漲近5%，快于生產價格指數（PPI）平均增長率，由此帶來的通脹加劇導致美國消費者生活水平降低。

正如赫夫鮑爾與勞里正確地指出：“通過貿易保護主義獲得的大部分錢從家庭預算轉移到美國國內或國外的企業小金庫，而不是支付美國工人薪水。購買輪胎多花的11.2億美元中，只有4800萬美元進入美國工人口袋。也即是說，本次輪胎特保案惠及的消費者不到5%。”

美國在中美輪胎特保案中所受到的間接經濟損失更為嚴重

但有必要指出的是，以上談的僅是美國民眾在中美輪胎特保案中所受到的直接損失。美國生活水平和就業所受到的間接影響更為嚴重。

購買輪胎多花的11.2億美元不能用于其他項目，這導致其他經濟行業銷售下降、就業減少。正如《美國輪胎關稅：以高昂代價挽救少量就業崗位》》指出：

“用2011年底零售業零售總額，除以零售業總雇員數量，可以得出：10億美元可創造3507個工作崗位。據估計，購買輪胎多花的11.2億美元中，只有4800萬美元進入美國工人口袋。由此帶來的凈影響是，消費者在其他消費領域會少花10.64億美元，這間接導致零售業3731人失業……因此對進口自中國的輪胎增稅所增加的就業，完全被零售業減少的就業給抵消了。拯救1200個工作崗位，實際上換來的是丟失2531個就業崗位的代價。”

換言之，對中國輪胎加稅所帶來的影響使美國消費者損失11億美元、美國就業崗位減少2500多個！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間接損失。美國對中國輪胎提高關稅后，中國隨即宣布對從美國進口的肉雞產品提高關稅，導致美國對華肉雞出口量下降90% 。雖然中國官方否認兩者間有關聯，但許多經濟學家對此提出質疑并指出，報復幾乎是貿易戰爭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美國輪胎關稅：以高昂代價挽救少量就業崗位》從而總結道：“2009年對華輪胎特保措施的最大贏家是替代中國出口輪胎的其他國家，他們主要分布在亞洲和墨西哥，向美國銷售低端輪胎。國內輪胎生產商是次要受益者。請求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調查的該行業工會僅分得一小杯羮。美國汽車和輕型卡車輪胎消費者正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價格，無論他們是購買中國或非中國產輪胎。輪胎制造業增加的就業，完全被零售業減少的就業給抵消了。另一個附加影響是，美國肉雞企業在中國的報復后失去了中國市場。”

除美國遭受這些損失外，中國輪胎制造商也遭受巨大損失。確切來講，這對雙方來說是“雙輸”。除非美國的目的是有意幫助泰國或墨西哥輪胎生產商，否則這不符合中美任何一方利益。這宗特保案對美國來說是徹徹底底的失敗！

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總代價

花費90萬美元拯救美國輪胎行業一個就業崗位，并不是最極端也最典型的例子。藉由關稅保護主義，美國為保護特定行業就業所花費的成本非常高，一些研究成果也一再印證了這一點。

一份對1986年31個行業的美國調查報告發現，按照2016年不變美元價格計算，消費者為拯救這些行業每一個就業崗位所花費的成本最高達220萬美元，平均水平為51.6萬美元。一份1994年的研究發現，按照2016年不變美元價格計算，美國當時保護一個就業崗位所花費的平均成本是27.5萬美元；按照當前匯率計算，美國當時保護一個鋼鐵就業崗位的成本是49萬美元。

藉由貿易保護主義拯救任何就業崗位付出的代價如此高昂，這不能大規模使用，其他經濟政策更有效。正如因國際貿易的杰出研究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指出：“就業水平是一個宏觀經濟學問題……關稅等微觀經濟政策幾乎沒有凈效應。貿易政策應關注效率影響，而非關于就業的虛假數字。”事實上，中美輪胎特保案對美國就業的微觀經濟效應為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