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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需要指出的是，中國所取得的社會成就甚至超過經濟成就。按照世界銀行最新數據，2014年人均GDP、預期壽命高于中國的世界人口比重僅為19%，人均GDP、預期壽命低于中國的世界人口比重為63%。

2017-2020年中國經濟形勢預測：2023年中國或躋身高收入經濟體

本節將對2016年后的中國經濟形勢作出預測。預測將以IMF2016年10月發布的《2016年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作為依據。我選擇該報告是因為它們較為保守——夸大其辭對嚴肅的問題毫無用處。

IMF預測的中國增長率低于中國的目標，其預測2017-2020年中國GDP年均增長6.0%，而中國十三五計劃所定的目標是2016年至2020年經濟年均增長底線是6.5%。但即便如此，IMF數據顯示：

? 按照市場匯率計算，2021年人均GDP高于中國的發展中國家人口比重將僅為2%，人均GDP低于中國的發展中國家人口比重將為77%。

? 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2021年人均GDP高于中國的發展中國家人口比重將為9%，人均GDP低于中國的發展中國家人口比重將為69%。

也即是說， 2021年只有極少數的發展中國家的人均GDP將高于中國，中國的人均GDP將高于東歐多個國家。確切地說， 2021年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將超越所有而非一小部分發展中國家。屆時中國將從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成為最發達的發展中國家之一，匯總數據請見表1。

按照世界銀行標準，中國也將躋身高收入經濟體——按照中國當前增長率，預計到2023年左右中國將可邁入高收入經濟體。

下表數據表明，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遠優于西方向發展中國家推銷的模式——不管是“華盛頓共識”，還是任何其他變種。

中國發展模式的外延效應：效仿中國模式的國家均成績斐然

中國的發展戰略較西方模式相對成功的比較，進一步明確印證了事實，繼中國后取得最快增速的發展中國家也是采用中國的發展戰略，其取得的成果遠優于西方模式。

對中國發展模式與1989年正式問世的“華盛頓共識”的全面比較，請見拙文《世行數據中隱藏著一個秘密》。文章顯示，除人口低于五百萬的小國或者石油生產占主導地位的國家外，繼中國后取得世界最快增速的國家是柬埔寨、越南和老撾（詳細數據見表2）。

此外，受中國發展模式影響的國家，其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世界平均水平。從1978年起，中國的增速是世界平均水平的近6倍；從1989年起，中國的增速也是世界平均水平的近6倍，與此同時越南和老撾的增速是世界平均水平的逾3倍。

中國的成功吸引了中南半島諸國，如越南、老撾、柬埔寨等國的關注，他們效仿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取得成功后，導致中國的經濟戰略影響進一步傳遞到一個舉足輕重的國家——印度。

印度現任總理莫迪在其先前擔任印度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長時就經常訪問中國。莫迪政府任命研究中國經濟的專家、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前研究員、《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國經濟統治的陰影下》一書的作者阿文德?薩勃拉曼尼亞(Arvind Subramanian)，為首席經濟顧問。

在莫迪的領導下，印度新經濟政策呈現三方面較為明顯的特點，首先是強調加大政府對基礎設施投資，其次是強調發展制造業，三是吸引投資，讓盧比匯率更具競爭力。可以明顯看出，這些政策是效仿中國模式。

正如中南半島那些國家一樣，印度經濟增長成績斐然，幫助其與中國一道，成為世界上增長最快的主要經濟體。

除了印度這個典型例子外，中國的經濟政策，尤其是政府投資所發揮的作用，也開始在一些非洲和拉美國家產生重大影響。正如哈佛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指出：

“在非洲，埃塞俄比亞是過去十年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功故事。自2004年以來，該國經濟年均增長率超過了10％，并因此實現了貧困狀況和醫療衛生條件的顯著改善。該國資源較為貧乏，并未像其它許多非洲國家那樣從大宗商品繁榮中獲益，其經濟自由化進程和體制改革也并未像世界銀行和其他捐助者一貫建議的那樣扮演主要角色。

這一快速增長實際上是大幅增加公共投資的結果——上世紀90年代占GDP的5％，到2011年的19%，增速全球排名第三。埃塞俄比亞政府發動了一場預算支出高潮，修建公路、鐵路、電站，以及一項令大部分貧困農村地區生產力顯著提升的農業技術推廣體系。這些支出一部分來自國外援助，另一部分則來自引導私人儲蓄向政府提供資金的非常規政策（如融資管制）。  ”

林毅夫指出，中國的發展戰略的影響已輻射到國外，比如他的新結構經濟學最近成為波蘭政府制定的“波蘭長期發展規劃”的理論依據。

對比中國模式與西方模式的減貧成就：中國模式完勝

中國發展戰略相較西方模式具有決定性的優勢，不僅在增長統計數據上可以看出，而且也可在減貧成就上看出。

按照世界銀行界定的國際貧困線標準，從1981年至今，中國帶領7.28億人擺脫貧困。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越南則帶領3000多萬人擺脫貧困。受IMF所倡導的主導模式來發展的世界其他地區，僅帶領1.2億人擺脫貧困。

簡言之，中國對世界減貧的貢獻率為83%，中越兩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減貧貢獻率合起來為85%，資本主義國家對世界減貧的貢獻率僅為15%。

當然，數據也擊破了“資本主義制度能促進經濟快速增長和快速減貧”的說法。如果資本主義國家是拉動經濟增長和減貧的引擎，那么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增速和減貧成就也應是表現最出色的，而不是相反。

經濟結論：中國應適時發揮思想領導力推動發展中國家發展

綜上所述，中國的發展戰略與西方推銷給發展中國家的模式的比較結果顯而易見。

? 中國1978年后所奉行的、由鄧小平開創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幫助中國取了主要世界大國中最快的經濟增速。這證明，這種戰略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遠優于西方模式；

? 繼中國后人均GDP增長最快的國家，是深受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戰略，而非西方模式的影響；

? 中國發展戰略和西方模式之間的減貧成就差距，甚至大于增長成就差距——單單中國對世界減貧的貢獻率就為83%，加上效仿中國經濟模式的國家對世界減貧的貢獻率為85%。資本主義國家對世界減貧的貢獻率僅為15%。

因此，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發展模式，而西方模式包括“華盛頓共識”，則是一種失敗的戰略。

因為經濟發展對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口來說仍然是最重要的問題，從客觀分析的角度看，如果一個國家要獲得更大的經濟發展，那么其就應以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起步——因為事實已經證明，這種模式遠優于西方模式。

這些統計數據對人類的全方位影響，遠不止純粹的經濟意義。超過80%的世界人口，包括中國，是居住在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人均GDP，不僅會影響每個人的生活水準，而且也決定人類壽命長短。

按照國際分類，高收入國家的人均壽命（81歲）比低收入國家的人均壽命(61歲)長20歲。發達國家的最貧窮人口與最富裕人口之間的人均壽命也存在類似的差距。

芝加哥最貧窮和最富有地區的人均壽命差距為16歲，而費城則為20歲；倫敦最貧窮和最富有地區的人均壽命差距為25歲。美國1%的最貧窮婦女和1%的最富有婦女的人均壽命差距為10歲，1%的最貧窮男性和1%的最富有男性的人均壽命差距則為15歲。

世界銀行數據顯示，按照國際標準，全球仍有7.60億人生活在極度貧困之中，每天僅靠不到1.9美元維持生活，非洲和中東部分地區甚至還有一些人處于饑餓狀態。在全球范圍內，人均GDP對消費增長的貢獻率達80%以上，而消費是生活水平的物質基礎。

對大多數人來說，經濟發展的這些影響，是決定真正的人權的最重要因素。世界上尚有9.6億人沒有廁所。英國最大水資源公益組織水援助（WaterAid），就這些糟糕的統計數據所作的《并非笑話：世界各地廁所概況）（It’s No Joke – State of the World’s Toilets）報告指出：“近40%的印度兒童發育不良，這將會影響其生活變化與印度進一步的繁榮?！?

人權首先是，每個人有一個廁所、能夠享有讀書寫字等基本生存條件的權利，而不是由于貧困早夭。其次，人權是人民有接受教育、享受休閑時光等這些權利，這些才是滿足人們現實需要的最重要的人權。

美國宣稱，印度婦女的人權優于中國婦女，因為其生活在“議會制共和國”國家。盡管事實是，她們比中國婦女壽命短9年，她們的孩子有40%的機會早夭，她們沒有廁所，接受教育的機率也不高。所以，美國的說法不過是人權笑話而已。

因此， 中國有必要傳播自己的發展模式，推動更多的國家發展，這不僅符合中國自身利益，同樣符合全人類利益。

正如習近平在其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后舉辦的首次記者會上指出：“在五千多年的文明發展歷程中，中華民族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我們的責任，就是繼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使中華民族更加堅強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所取得的成功說明，中國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的目標已經實現了。而利用中國成功的經濟戰略推動發展中國家發展，正是中國發揮作用的時候了，正如習近平近來曾引用的“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

用西方術語來講，現在是中國發揮思想領導力的時候了，因為全球發展的事實顯示，中國成功的發展戰略才適用于發展中國家。

而由于意識形態原因，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反對中國的已被證明遠比其模式成功得多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因此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沒有權利譴責發展中國家中數億相對貧困的人群。事實上，西方這樣的立場才應受到道德的譴責。

中國一些人主張中國放棄遠比西方成功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而事實證明，西方的模式遠不及中國成功。所以，他們此舉不僅違背他們國家自身的利益，而且也違背全人類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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