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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的買辦資產階級和中國的買辦資本家是同一類人

我親眼目睹了某些個人的遭遇，出于對這些遭遇的厭惡，我可能只會舉出我記憶中能刻畫那個時期的最痛苦事例。

當時我在一棟樓里租了一個房間進行寫作。我注意到，每天我走進大樓時，看門的保安似乎和他的妻子與三個孩子擠住在一個單人房間里——沒有單獨的廁所，沒有廚房或任何東西。因為他幫過我一些忙，于是我給了他一些錢。他幾乎是流著淚來到我的辦公室感謝我，解釋說他不得不因亞阿戰爭而離開故土——我深感尷尬，因為我無能為力。后來，我搬到另一個地方，與一對俄羅斯夫婦和他們成年的女兒合租——父母兩人在一年內都相繼去世，我可以部分確定，這對夫婦去世是因為他們沒有受到足夠的醫療救護。

老無所醫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反人類的，但對了解歷史的人而言，這種情況卻具有更重要的意義。這些領取養老金的人是以2700萬蘇聯人死亡為代價擊敗德國納粹主義的一代人，他們從納粹德國手中拯救了歐洲和人類，確保他們受到足夠多的照料從而安度晚年理應是國家承擔的責任。

但俄羅斯新出爐的買辦資產階級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而是表現出了其完全反人類和反民族的特點。因為他們錯誤地認為作為一個外國人，我會支持他們，新資本家們公開向我發表了他們的觀點。有人不止一次而是多次地告訴我，如果老年人“不能適應資本主義經濟，他們就應該死”。有人還跟我說，如果希特勒贏了對蘇聯的戰爭，那將是一件好事，因為這樣蘇聯就能更早地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了。

舉一個特別生動的例子：5月9日是戰勝德國法西斯紀念日，也是俄羅斯衛國戰爭勝利日，對俄羅斯人來說是最神圣最莊嚴的一天，因為蘇聯人民在打敗納粹德國的過程中付出了巨大的犧牲。除了當天的官方游行，出于顯而易見的原因，這一天禁止進行娛樂活動和無意義的聚會。因此，部分新資本家故意在這一天組織聚會、參觀劇院等，以顯示他們對蘇聯人民反納粹斗爭的蔑視。這相當于中國某些人選擇在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紀念日舉辦游樂派對或其它娛樂活動——這是在蓄意蔑視中國人民遭受的苦難、犧牲以及他們的英勇行為。

鑒于我在俄羅斯的這些經歷，當我于2009年來到中國時，我并不驚訝地發現，愛國資本家和買辦資本家也都犯了他們俄國同行的錯誤，他們以為作為外國人的我會支持他們。因此，他們不介意向我坦承他們的真實想法，比如資本主義應該在中國獲得勝利，美國是一個優于中國的國家，因此他們為什么是在美國而不是在自己的國家進行投資等等。這與我從俄羅斯類似勢力那里聽到的如出一轍——這本身就是一個重大發現和啟示。

蘇聯模式失敗的原因是什么？

從我的這些個人經歷回到更重要的現實問題，當然有必要了解是何因素導致了蘇聯的解體，以及是何因素導致了中國的成功。鑒于兩種結局大相徑庭，這成為20世紀末21世紀初最重要的問題。

蘇聯早年面對的世界形勢與現在或1978年開啟“改革開放”時的中國截然不同。1929年，也就是俄國革命12年后，蘇聯建立7年后，資本主義歷史上最大的經濟危機——大蕭條爆發了。國際貿易和投資崩潰，世界經濟體系分裂成幾個相互競爭、相對孤立的集團。大蕭條破壞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穩定，最反動的力量因此被解除了的束縛——日本軍國主義者于1931年開始侵略中國，希特勒于1933年在德國掌權。

因此，如何保護蘇聯免受法西斯主義的威脅，成為蘇聯面臨的最重要問題。為解決這一問題，蘇聯于1929年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和農業集體化，并建立了一種史無前例的經濟體制。這是一個只有少量對外貿易的經濟體，因此與世界經濟相對孤立，農業實行集體化，幾乎所有重要的城市經濟單位如當地小商店等都屬于國有，其中優先考慮的是重工業，尤以軍事工業發展為重。結果是，1929-1940年（納粹德國進攻蘇聯前的最后一年），蘇聯年均經濟增速達到5.3%，快于所有主要經濟體——同期日本年均經濟增速為4.6%，德國為3.4%，美國為0.9%。

這一時期蘇聯打造的重軍事工業，為戰勝納粹德國提供了基礎——從而把歐洲從法西斯主義手中拯救出來。這一成功對其他國家產生了重大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乃至到1978年的經濟政策，均受到蘇聯模式的重大影響——大部分經濟實行國有化，人民公社運動也是效仿蘇聯的農業集體化。但蘇聯也影響到了印度等資本主義國家。當然，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蘇聯的這種經濟結構被視為最受歡迎的社會主義模式。

二戰后蘇聯在經濟競爭中失敗的原因何在？

但在二戰后，蘇聯的這種經濟體制在國際經濟競爭中遭受失敗。從1950年至1970年，在有數據記錄的142個國家中，蘇聯的經濟增速僅排在第59位。也即是說，蘇聯經濟表現不佳不僅始于20世紀70年代，有時也被認為始于1950年以后的整個時期。此外，在二戰后，與20世紀30年代自我封閉、自給自足的經濟模式不同，世界經濟進入全球化時代，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增速不僅超過了同一時期的蘇聯，也超過了20世紀30年代的蘇聯。如上文所述，1929-1940年，蘇聯經濟年均增長5.3%。但在1950-1970年，德國經濟年均增長6.0%，日本經濟年均增長9.6%。1950-1978年，蘇聯經濟增速僅排在世界第83位，甚至沒有進入排名的前半部分。到了20世紀70年代中期，即便是戰后時期經濟增速遠遠慢于德國或日本的美國，其經濟增速也超過了蘇聯（見下圖）。

蘇美年均GDP比較

總之，在二戰后數十年的經濟競爭中，蘇聯的經濟體制相對來說是失敗的。蘇聯經濟建設失敗轉而導致蘇聯深陷危機，為戈爾巴喬夫實施災難性政策埋下了伏筆，最終導致1991年資本主義在蘇聯復辟，俄羅斯迎來了地緣政治災難和蘇聯的解體。正是這一經濟失敗導致了資本主義復辟和蘇聯解體的民族災難——而中國經濟取得成功，為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基礎。

中國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當然，與1978年后蘇聯經濟遭受失敗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經濟成就——在世界歷史上，一個主要經濟體保持了逾40年的高速增長。到1990年，也就是蘇聯的最后一年，中國GDP較1950年增長767%——而美國為299%，蘇聯為290%，世界平均水平為409%。1978-2020年，中國GDP增長3914%，而美國為231%，世界平均增速為180%。

簡言之，到了20世紀70年代中期，蘇聯經濟陷入危機，最終導致蘇聯解體，而中國則開始構建世界歷史上最成功的經濟體制。1978年后的這種新經濟政策和結構，不僅使中國免于犯蘇聯的經濟錯誤，而且幫助中國經濟增速遠快于任何主要資本主義經濟體。那么問題來了，中國取得了不起的經濟成就和二戰后蘇聯經濟遭受失敗的原因到底在哪里？正是帶著這樣的疑問，我才在1991年12月來到莫斯科，見證了蘇聯的最終解體。

蘇聯經濟模式不符合馬克思主義

為什么二戰后的蘇聯經濟模式遭受失敗，以及為什么1978年后的中國經濟取得成功，這一問題的答案就隱藏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里——這就是我為何能夠提前預測這兩種發展模式成敗的原因。由于這一問題對于蘇聯和中國所發生的一切都至關重要，因此有必要對其做一個簡單的總結。它們最初可能是作為抽象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問題出現的，但正如下文所示，它們在決定蘇聯的最終解體和中國的成功方面具有最重大的實際影響力，分析它們還可以清楚地了解中國共產黨取得的偉大成就。（相對不重要的是，這也解釋了我為何于1991年12月來到莫斯科的原因）。

從第一次闡述了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到《資本論》，再到其最后一部著作，馬克思始終認為，人類社會經濟發展是建立在勞動日益社會化的基礎之上的。事實上，“社會主義”這個詞是派生自“社會化”（即大型）生產。馬克思認為，任一生產模式的勞動社會化水平都會超越上一代，直至在大規模資本主義生產中，這種巨大的勞動社會化水平最終為實現社會主義創造出先決條件和必要條件。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2章《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中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指出：

“隨著這種集中或少數資本家對多數資本家的剝奪，規模不斷擴大的勞動過程的協作形式日益發展，科學日益被自覺地應用于技術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計劃地利用，勞動資料日益轉化為只能共同使用的勞動資料，一切生產資料因作為結合的社會勞動的生產資料使用而日益節省，各國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場網，從而資本主義制度日益具有國際的性質……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并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

馬克思根據勞動社會化和生產社會化呈上升趨勢的分析，得出了如下結論：

? 大規模的社會化生產是克服資本主義負面影響的基礎，應該被“沒收”，也即是說，大規模的社會化生產行業應收歸國有。

? 最大規模的社會化生產必然走向國際化。

? 如《資本論》中詳細分析的，勞動社會化呈上升趨勢，不僅適用于同一時間點的生產勞動——勞動社會化的地理概念，而且意味著增加使用以前生產周期的勞動力，即從經濟角度而言，固定資產投資或者勞動社會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呈上升趨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從資本有機構成呈上升趨勢的角度，對此進行了分析。

? 勞動社會化和生產社會化進程在其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不平衡——在整個經濟出現大規模社會化之前，一些經濟部門將以大規模社會化生產為基礎。也即是說，雖然在某些部門存在大規模的勞動社會化和生產社會化，但在其他部門，仍將以較小規模的社會化生產為基礎。因此，將規模小得多的社會化生產行業收歸國有，并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標準。

? 事實上，在勞動社會化的發展過程中，農業落后于城市生產，即農業和小規模城市生產將相對非生產社會化。

1987年戈爾巴喬夫和當時的美國總統里根簽署了一項關鍵的核裁軍條約（AFP）

社會主義初級發展階段的經濟結構

顯然，根據馬克思上述的分析，社會主義初級發展階段的經濟結構應是：

? 大規模社會化生產行業應收歸社會所有或國有。

? 這種大規模的社會化生產行業應參與國際生產。

? 社會化程度相對較低的生產行業，尤其是農業和部分城市生產行業，沒有必要收歸國有。

事實上，這就是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和其他著作中概述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結構——馬克思的相關觀點見拙文《論六中全會決議的國際意義和歷史意義》。

鑒于我長期從事國際經濟理論的研究，我認為馬克思的這些理論觀點已經通過了時間的檢驗。1972年，我第一次在國際經濟的框架內研究蘇聯經濟。很明顯，蘇聯經濟模式并不符合馬克思主義。誠然，在蘇聯，大規模社會化工業已收歸國有，但是：

? 蘇聯沒有參與最大規模的社會化生產，即國際生產，而是建立了一個基本上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系——因此與最大規模的社會化生產相隔絕。

? 不僅大規模的社會化生產行業收歸國有，而且規模小得多的、相對非社會化的生產行業，尤其是農業和較小規模的城市生產行業也收歸國有——這并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用馬克思主義術語來說，經濟生產關系決定合法的所有制形式，而非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即把合法的所有制形式——國家所有制強加在經濟基礎上。

? 因此，盡管1929-1940年蘇聯經濟完全國有化及其相對自給自足的性質，可能是短期軍事目的所必需的，但從經濟角度講，這樣的政策延續到二戰后是完全背離馬克思主義。

因此，由此得出的結論顯而易見。

? 因為蘇聯模式背離了馬克思關于長期經濟增長的分析，所以未能延續此前的成功。

? 蘇聯經濟應開始參與國際經濟分工。

? 從長期經濟角度來看，農業集體化是一個錯誤，將小規模城市生產行業收歸國有也是一個錯誤——也就是說，農業應該去集體化，非大規模城市生產行業應該從國有部門中釋放出來。

中國和戈爾巴喬夫的政策結果截然不同

我一點都沒有夸大。當時我只研究了蘇聯，并沒有研究中國。這些結論形成于1972年，當時我認為這個結論不可能運用到實踐中，因此只花費了我大約1%的時間去進行研究，而且這一明確的結論還是源自經濟理論。

但從1978年起，一些新事物出現了。中國實行的“改革開放”政策，并沒有將最大規模的社會化生產行業私有化，它仍然屬于國有部門，但它使中國開始參與國際經濟分工，實行家庭責任制意味著農業的去集體化，開始創建非國有的城市行業等等。從馬克思的經濟分析觀點來看，這顯然是非常成功的。反之，我對馬克思主義的認知有錯，需要對我的研究結果進行改進！不管怎樣，我都應關注中國發生的事情。

事實上，這個問題很快就解決了。比如說，到了1981年，中國改革開放獲得巨大成功。這樣就解決了問題，產生了好的結果。我再一次不夸張地說，我從未想過我會有機會和中國直接接觸。我只是很敬佩中國所做的事，關注中國占用了我5%的時間。

然后，在1985年，一些非常戲劇性和負面的事情開始發生。戈爾巴喬夫成為蘇共總書記，從馬克思主義理論視角來看，他所實行的經濟政策與他想達到的目標恰恰背道而馳。

? 很快，他就準備將大規模社會化生產行業私有化。

? 蘇聯沒有參與全球經濟競爭，也就是說，它沒有參與最大規模的勞動社會化。

? 農業的去集體化沒有任何進展。

因此，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我得出了中國經濟改革將取得成大成功，戈爾巴喬夫的政策將引發一場大災難的結論。而從1985年開始，對于中國是否會取得成功和戈爾巴喬夫是否將遭受失敗的討論陣營分成兩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