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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呈現的是2008-2021年凈儲蓄占中國GDP比重和GDP增長變化。為消除2020-2021年新冠疫情期間個別年份數據失真的影響，圖11中數據均按照3年移動平均線計算。2008-2021年間，凈儲蓄占中國GDP比重從34.0%降至18.2%，降幅逾 15.8% 。如上文所指出的，資本形成占經濟比重大幅下降，必然導致民間投資亦大幅下降。

圖11

第三部分  是何種理論上的混亂導致部分媒體未能分析到民間投資增速下降的經濟原因？

由于篇幅所限，在此將不對中國經濟轉向消費而非凈資本形成的機制進行詳細分析。就目前而言，只需要實事求是地指出，這種轉變不可避免地對民間投資增長產生了極其負面的影響。事實上，原因非常簡單——由于私企的目標是盈利和積累資本，如果資本形成占經濟比重下降，那么私企投資增速就會下降。

但是，正如拙文《中國經濟要提升，必須繞開美國踩過的“坑》所指出的，對消費在經濟中的作用的誤讀，掩蓋了這一極其明顯的結論。這種誤讀掩蓋了一個現實：消費占經濟比重上升必然會導致資本形成占比下降，進而導致民間投資增速下降。

認為消費對GDP增長有貢獻的西方“庸俗”經濟學得出一些引起混淆的說法，比如“消費貢獻了GDP增長的70%”。當然，即便現實是消費占經濟比重正在上升，而儲蓄占經濟比重正在下降，那么這一事實可能對經濟增長或民間投資增長沒有影響。但是，這是一種經濟謬論。正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嚴謹的西方經濟學明確指出，消費是經濟需求側的一部分，而非供給側的一部分。這是因為，根據定義，消費不是生產投入。由于消費并非生產投入，也非資本投入，消費對GDP增長和投資增長的貢獻始終為零——可能70%的GDP增長用于消費，但對生產、儲蓄、投資和經濟供給側的貢獻為零。

但是，提高消費占經濟比重的確會降低資本形成占經濟比重。由于資本形成占經濟比重和民間投資增長之間存在近乎完美的相關性，所以提高消費占經濟比重必然會降低民間投資增速。

總之，西方“庸俗”經濟學所主張的提高消費占經濟比重，必然會導致民間投資增速下降。但令人遺憾的是，部分中國媒體卻對這樣的謬論深信不疑。

接下來將就這些問題與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特色之間的關系，進行簡略概述。為避免文章過于冗長，這些問題將在我的下一篇文章中進行更詳細的論述。但是，關于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關的若干關鍵的理論要點有必要先進行介紹。

事實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人類歷史上最成功的經濟體制，幫助中國取得了人類史上主要國家中最快的經濟增速與工資和生活水平增速，以及最大的減貧成就。同時，鑒于預期壽命是衡量整體生活條件的最佳指標，中國預期壽命遠高于其人均GDP發展該有的水準，意味著中國的非直接經濟因素（醫療保健、教育、污染控制等）也優于發展水平相似的其他國家。也就是說，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僅是歷史上最成功的經濟體制，而且實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總體目標，最大程度地踐行了“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結構有以下幾個鮮明的特點：

1.國有企業占據主要地位——正如十八大三中全會公報所強調的，“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 [1]國有企業具備種種優勢，其中之一是令中國抗危機的宏觀經濟能力遠優于資本主義經濟體，這反過來有助于解釋中國的投資為何能更加高效地促進經濟增長上。國有企業由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控制，這意味著即使儲蓄/資本形成占經濟比重有所下降，政府投資也可能繼續大幅增加。這是第一個以經濟措施控制投資的機制。

2.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有非國有企業，包括充滿活力的私營企業。事實上，1978年以來的45年里，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中國私營企業增長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遠遠快于任何資本主義經濟。

西方批評者指出了一種“矛盾”：中國是馬克思主義經濟體系下的社會主義國家，卻不僅有占據主導地位的國有企業，還有世界上發展最快的私營企業。但是，這一現象只是看似矛盾，實際上卻并非如此。西方人無法理解這一現象，是因為他們不懂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不懂在新中國成立前后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毛澤東思想。

馬克思主義的基礎理論認為，新的生產方式之所以取代舊的生產方式，因為它確保生產力更快發展。因此，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速度將于資本主義，經濟增速快于任何資本主義經濟體的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印證了這一點。但馬克思非常清楚，生產社會化，即用實現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規模社會化生產取代中小型生產，并不是在所有經濟行業都能以相同速度進行的均衡過程。在所有經濟行業都被大規模社會化生產所主導之前，社會主義國家就已經存在了。

正如斯大林就此指出：

“如果可以公有化的不是一切生產資料，而僅僅是一部分生產資料，而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有利條件又已經具備，那該怎么辦呢？無產階級是否應該奪取政權，在奪取政權以后是否必須立即消滅商品生產呢？

當然，不能把某些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意見當作答案，他們認為，在這樣的條件下，應該拒絕奪取政權，應該等著資本主義使千百萬中小生產者破產，把他們變為雇農，并使農業中的生產資料集中起來，只有在這以后，才可以提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和把一切生產資料公有化的問題。顯然，馬克思主義者是不能選擇這樣的‘出路’的……

也不能把另一種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意見當作答案，他們認為，也許應該奪取政權，并且剝奪農村的中小生產者，把他們的生產資料公有化。馬克思主義者也不能走這條荒謬和犯罪的道路，因為這樣的道路會斷送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任何可能性，會把農民長久地拋到無產階級的敵人的陣營里去。”[2]

馬克思并不認為，引入社會主義，所有行業都應一步到位地從資本階級手中轉移到國有部門。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符合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的分析：“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3]”——文字里的“一步一步”顯然意味著，并不是所有行業都要像1929年后的蘇聯經濟制度那樣，一步到位地收歸國有。因此，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同于資本主義經濟，其國有部門占主導地位；但也不同于1929年后的蘇聯經濟制度，后者將包括極小生產單位在內的幾乎整個經濟行業全部收歸國有。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符合馬克思主義發展觀。

因此，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既有占據主導地位的國有企業，也有私有企業（以及其他非國有形式的所有制）。只要了解這一點，就會明白決定國有企業和私有企業這兩種經濟部門的發展條件是不同的。本文開頭對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資本形成之間不同相關性的分析，已經印證了這一點。除了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外，必要時國有企業還可以受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直接領導。在這一點上，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的“為人民服務”、“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政策直接發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