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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臺灣“學運”草草收場。隨后，媒體揭露是美國擔心反服貿會導致大陸出兵臺灣，施壓促成學運快速解決；學運“領袖”則趕赴大洋彼岸，接受美國之音采訪，并募集資金。深感臺灣青年對未來的絕望，抱持著對大陸青年的殷切期待，淡江大學教授呂正惠賜稿觀察者網，對大陸青年說了幾句心里話。文中提及，呂教授剛整理完臺灣統派老前輩陳明忠先生的回憶錄。85歲高齡的陳明忠先生仍在為統一問題殫精竭慮。時不我待，臺灣正在遠去的老一代志士再不回憶就晚了。本文為《陳明忠回憶錄》序，呂正惠教授賜稿觀察者網，大陸首發。】

一、

上世紀九O年代，臺灣統派的一些年輕人，很希望五O年代的老政治犯（我們習稱老同學）寫回憶錄。那時候全臺灣已經充斥著臺獨派的歷史觀，我們希望老同學的回憶錄可以產生一些平衡作用。但老同學對我們的建議不予理會，他們認為，重要的是要做事，回憶過去沒有什么用。況且，那時候臺灣解除戒嚴令才不久，老同學也不知道過去的事能講到什么程度，心里有很多顧忌，當然更不愿意講述以前的事。

當時我們著重說服的兩個對象，是林書揚先生和陳明忠先生。林先生尤其排斥寫回憶錄的想法，因此，直到他過世我們都不太了解他的一生。陳先生雖然比較愿意談過去的事，但也只是在不同的場合偶然談上一段，他也沒有想寫回憶錄的念頭。

前些年，《思想》的主編錢永祥，要我和陳宜中聯合訪問陳先生。這篇訪問稿《一個臺灣人的左統之路》出來以后，很意外地被大陸很多網站轉載，大陸讀者反應說，他們對臺灣歷史增加了另一種理解。

臺灣統派呂正惠

臺灣統派老前輩陳忠明

由于這個緣故，陳先生終于同意由他口述，讓我們整理出一部回憶錄。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的李娜，知道這件事以后，自告奮勇，表示愿意承擔訪談錄音和整理錄音的工作，不拿任何報酬。李娜和藍博洲、張俊杰，還有我，多有來往，比較了解臺灣的統派，對臺灣歷史也比較熟悉，為人熱情，所以我們就同意由她來承擔這一工作。應該說，這本書能夠完成，李娜是最大的功臣。

李娜完成錄音的逐字稿整理以后，我打印出來，交給陳先生修訂增補，我再根據陳先生的校稿加以整理。李娜的逐字稿已經把陳先生所講述的事實做了一些歸并，而且劃分了章節。在這方面陳先生和我只做了小幅度的調整。我的主要工作是修訂文字，讓陳先生的意思表達得更明確，并且跟陳先生隨時聯系，確認一些事實。

我跟李娜講，陳先生普通話講得不太好，講話常有閩南話的習慣，造句、用詞比較質樸，整理時不要太過修飾，盡可能保持他的語氣，這樣比較生動。李娜基本上按照這一原則整理，但她到底是北方人，又是女孩子，有時候總會不小心流露北方女子的口吻。我跟陳先生一樣，講的普通話含有濃厚的閩南話味道，因此，凡是我認為不太合乎陳先生口吻的句子和用詞，我都改了。另外，陳先生個性比較急，講得比較快，前后句子常常不太連慣，我就增加一些句子，讓意思清楚。我的修改，陳先生至少看過三遍，他有時候也加以增改。應該說，全稿是在陳先生的仔細審訂下通過的。

回顧起來，自從李娜把逐字稿交給我以后，又經過了兩年多，因為我很忙，校訂工作拖得太久，這是應該跟陳先生和李娜致歉的，另外，稿子在《犇報》連載期間，把我的校訂稿打印出來，交由陳先生修訂，這種工作都是陳福裕負責的，他還和陳先生密切聯系，從陳先生處選用照片，編配在本書中。在最后的排印過程中，校對工作全部由夏潮聯合會的李中小姐負責統籌。最后，黃瑪俐小姐聽說是陳先生的書，立即允諾設計封面及版面，這都應該說明，并表示感謝。

二、

陳先生生于一九二九年，經歷了日本殖民統治的最后階段，臺灣光復時十六歲，高中已經畢業，因此他主要的知識語言是日語。十八歲時遭逢二二八事件，并身涉其中，事變后不久加入共產黨地下組織。一九五O年被捕，一九六O年出獄。出獄后，經過艱苦的努力，成為臺灣新興企業的重要管理人員。但他不改其志，始終關心祖國的前途，花費大量金錢從日本搜購資料，并與島內同志密切聯系，導致他在一九七六年第二次被捕。國黨原本要借著他的案件，把當時島內從事民主運動的重要人物一網打盡。陳先生備受各種苦刑，仍然堅貞不屈，讓國民黨找不到擴大逮捕的借口。國民黨原本要判他死刑，由于海外人權組織和美國保釣運參加者的傾力援救，改判十五年徒刑，一九八七年因病保釋就醫。陳先生出獄時，島內臺獨勢力已成氣候，不久民進黨組黨，戒嚴令解除。為了對抗以民進黨為代表的臺獨勢力，陳先生又聯絡同志，組織臺灣地區政治受難者互助會、中國統一聯盟、勞動黨等，是臺灣公認的重要統左派領袖。

陳先生口述的一生經歷，主要圍繞著上述事件而展開，主要是以敘述為主。雖然偶有議論，但無法系統地呈現他的政治見解，因此他決定把《一個臺灣人的左統之路》收入書中，以彌補這一缺憾。陳先生的一生，不但呈現了臺灣近七十年歷史的一個側面，同時也曲折地反映了中國人的現代命運。因為現代的年輕人對這段歷史大都不太熟悉，我想借著這個機會對本書中所涉及的歷史問題加以重點分析。我希望這本書將來能夠在大陸出版，因此，我把大陸的讀者都預想在內，涉及面比較廣，希望引起大陸讀者的關注和討論。

我的序言主要涉及三個問題：一、臺灣人與日本殖民統治的關系，二、國民黨與臺獨，三、中國一九四九年革命的后續發展問題。

大陸的一般人好像有一個傾向，認為臺灣人對日本的殖民統治頗有好感，到現在還念念不忘，其實這是最近一、二十年來臺灣媒體給大陸讀者造成的印象，完全不合乎歷史實情。在一次簡短的訪談中（見本書附錄），陳先生一開始就說，改變他整個人生的思想和行為的，就是高雄中學的日本人對他的歧視。這并不是單獨的個案。陳先生的前輩，二二八事件后臺北地區地下黨的領導人，后來被國民黨處死的郭琇宗，是另一個著名的例子。他出身于臺北大地主之家，跟陳先生一樣，考上臺北最好的高中，也因為飽受日本同學的欺壓而成為民族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只要熟悉日據末期的史料，以及當時臺灣重要人物的傳記，就可以知道，光復后加入共產黨地下組織的臺灣人普遍都有這種遭遇。

其次，臺灣農民的處境，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遠比清朝惡劣得多，陳先生在書中已經談到了。只要稍微閱讀日據時代的臺灣新學作品，或者了解一下日據時代的臺灣經濟發展，也會得到這樣的印象，這就是為什么日據時期臺灣最活躍的反日運動是由“農民組合”所發動的。而領導農民組合的知識分子，大半就是對日本人的歧視非常不滿的、受過比較好的教育的臺灣人。這一股力量，是臺灣左翼運動的核心，也是臺灣光復和二二八事件后，臺灣主流知識圈倒向共產黨，并且加入地下組織的主要推動力。

非左翼的民族主義者如林獻堂等大地主階級，也對日本的統治不滿。因為他們極少參政的機會，他們的經濟利益也嚴重受到日本企業的排擠。他們一心向往祖國，認為只要回到祖國懷抱，他們就可以成為臺灣的主導力量，并且取得他們應有的經濟利益。因此，臺灣光復，國民黨的接收官員和軍隊到達臺灣時，受到極為熱烈的歡迎，這從當時的報紙都可以清楚地看出來。

2012年，陳明忠先生在臺北二二八紀念館自己的資料檔案前留影。

這種情勢，在國民黨來接收以后，逐漸地、完全地改變得過來，國民黨的接收，幾乎一無是處，所以才會在不到兩年之內就激發了蔓延全島的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后，臺灣內部的左翼力量認清了國民黨的真面目，在來臺的大陸進步知識分子的影響下，迅速倒向共產黨。他們之中最勇敢的、最有見識的，基本上都加入共產黨的地下組織。當時國共內戰的局勢對共產黨越來越有利，他們認為臺灣解放在即，不久的將來就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建設一個全新的中國。沒想到，不久韓戰爆發，美國開始保護殘存的國民黨政權，國民黨也在美國支持下，大力掃蕩島內的親共分子，這就是一般人所說的白色恐怖。國民黨秉持“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放過一個”的原則，幾乎肅清了島內所有的支持共產黨的人。這樣，最堅定的具有愛國主義思想的臺灣人，不是被槍斃，就是被關押在綠島，還有一部分逃亡到大陸或海外，日據時代以來最堅定的抗日和民族主義力量，在臺灣幾乎全部消失。

非左翼的地主階級（左翼之中的地主階級也不少，如郭琇宗、陳明忠都是）雖然對國民黨還是很不滿，但比起共產黨，他們還是勉強跟國民黨合作。但是，美國為了杜絕日本、南韓和臺灣的左翼根源，強迫三個地區的政權進行土地改革。國民黨當然愿意跟美國配合，因為這還可以借機削弱臺灣地主階級的勢力。國民黨表面上是用國家的資源跟臺灣的地主階級購買土地，但實際上付給地主的地價根本不及原有的三分之一。臺灣的地主階級從此對國民黨更為痛恨，地主階級的領袖林獻堂外逃日本，而且還支持在日本從事獨力運動的另一個地主廖文毅。所以陳先生才會說，臺獨運動的根源是土地改革，這是從未有人說過的、深刻的論斷。

這樣，臺灣內部原有的最堅強的、愛國的左翼傳統在臺灣完全消失，而原來溫和抗日或者跟日本合作的地主階級，全部轉過來仇恨國民黨。前一種人的后代，在父親一輩被捕、被殺或者逃亡之后，在反共的宣傳體制下長大，無法了解歷史真相，又因為上一代的仇恨，當然也只會仇恨國民黨。而地主階級的后代，不管他們的經濟力量受到如何削弱，他們還是比較有機會受到教育，比較有機會到美國留學。他們上一代對國民黨的仇恨都遺留在他們身上，他們在海外又受到美國的煽動和支持，他們的臺獨組織在一九七O年代大大的發展起來，并且在八O年代和島內的臺獨勢力相結合，就成為目前臺獨運動的主流。

在美國新興的臺獨勢力，開始美化日本人的統治。就臺灣一般民眾而言，他們親身經歷到日本和國民黨的統治，他們認為日本官吏比較清廉而有能力，而國民黨的官吏則是又貪污又無能，他們逐漸忘卻日本統治的殘暴和壓榨，因為國民黨的殘酷絕不下于日本人，而國民黨的壓榨也和日本不相上下。所以，臺獨派對于日本殖民統治的美化，很容易得到一般臺灣民眾的呼應，這樣，整個歷史就被顛倒過來，積非成是。最重要的關鍵還在于，國民黨把最堅強的抗日的、愛國的島內勢力根除無余，這也是八O年以后島內的統派力量一直很微弱，難以發揮影響的原因。

三、

國民黨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權，殘酷地清除臺灣最堅強的、抗日的愛國力量，這純粹是自私。但國民黨為了穩定臺灣，發展臺灣的經濟，不得不實行土地改革，這件事無論如何不能說他做錯了。沒有土地改革，就不可能有后來的經濟發展。臺灣地主階級的后代對此念念不忘，也應該加以批評。

坦白說，這十多年來我對國民黨在臺灣的功過比較能坦然地加以評價。國民黨在土地改革后，實行低學費的義務教育，又實行非常公正的聯考制度，讓許許多多的貧困的臺灣農家子弟逐漸出頭，確實有很大的貢獻。另外，由于教育的普及，受過教育的臺灣人基本上都會講普通話（臺灣稱為國語）。普通話不但讓臺灣的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還有原住民可以相互溝通，而且，在兩岸互通以后，還可以跟大陸一般民眾溝通，客觀上為統一立下了很好的基礎。雖然在推行普通話的過程中，國民黨曾短時期（一九五、六O年代之交）施行過禁止方言的過當政策，但總是功大于過。現在的臺獨派，不管花多少力氣想把閩南話文字化（他們稱為臺灣話文），都不能成功，反過來證明了國民黨推行普通話的貢獻。

一九七O年代以后，尤其在一九八七年解嚴以后，過去三十余年臺灣歷史的真相逐漸被曝露出來。面對臺獨派及一般臺灣民眾對國民黨罪行的揭露與控訴，國民黨的統治階層，以及他們的第二代很難反駁，再加上美國的暗中支持，國民黨也無法以法律來壓制臺獨言論。這樣，政治上臺灣就分成兩大陣營，即現在一般所謂的藍與綠。在國民黨長期統治之下，還是有不少臺灣人跟國民黨合作，他們的利益和國民黨密不可分，同時，由于民進黨常常訴諸群眾運動，過分偏激，不少中立者寧可支持國民黨，現在藍、綠兩邊大致勢均力敵。

不過，藍軍也并不支持統一。國民黨的核心統治集團，是當年戰敗逃到臺灣來的最頑固的反共人物，他們有很深的仇共情緒，并且把這種情緒遺留給他們的第二代。他們認為，雖然國民黨治臺初期犯了重大錯誤，但臺灣社會現代化的貢獻還是要歸功于國民黨，在國民黨統治之下，臺灣民眾才能過上富裕與民主的生活。因為仇共和自許的成就，即使面對臺獨派極大的壓力，他們也不愿跟共產黨合作，接受統一。就其實質而言，藍營基本上和綠營一樣，都很少具有民族主義的情懷。除了維持“中華民國”的正統性這一點之外，他們跟綠營的區別并不大。所以很吊詭的是，藍營雖然表面不講獨立，他們真正的心愿是以“中華民國”這一塊招牌，把臺灣獨立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所以現在的國民黨也成為另一種意義的臺獨派。可以說，國民黨長期和美國合作所進行的反共（后來還有反中）宣傳，造成了今天島內兩黨惡斗、面對大陸又兩黨一致的怪異局面。

其實，這一切都是美國長期導演出來的。美國在韓戰之后，一方面用武力保護臺灣，一方面支持臺灣的經濟改革，又利用極優厚的留學條件，把大部分的臺灣精英都吸引到美國去。事實上，現在的臺灣統治集團（不論藍、綠），還有臺灣大部分的企業家和高級知識分子，他們的后代（或其親屬）、甚至他們本人，不是擁有美國公民權，就是持有綠卡（馬英九的女兒就是美國籍）。這樣的集團既控制了臺灣，又和美國具有利益上的種種瓜葛。在這同時，又有美國的盟友日本助上一臂之力。因為，作為臺獨核心的地主階級的后代，基本上都親日，在他們的影響下，“哈日”之風盛行。臺獨派甚至把當年日本人斥罵臺灣人的“支那”和“清國奴”，轉而用到現在的中國人身上，可謂荒謬絕倫。可以說臺灣長期在美國和日本的影響下，已經自視為亞洲的“文明國家”。臺灣人實際上抄襲了日本人的“脫亞入歐”論，不但瞧不起中國人，也瞧不起東南亞國家。

現在大陸有少數人有一種想法，認為讓臺灣長期維持現狀，對大陸的政治改革會產生積極的作用，這是不了解臺灣問題的本質。因為，臺灣問題是美國和日本聯合行動，刻意干涉中國內政的最后殘余。臺灣問題不解決，就是中國百余年來被侵的歷史還沒有結束。我們應該站在民族大義的立場來看待臺灣問題，不應該對臺灣的所謂民主抱有幻想。最近民進黨煽動無知的學生包圍總統府和立法院，表現出一種無可理喻的反中情緒，就是最鮮明的例子。

四、

陳先生接受新民主主義革命、加入地下黨時，只有十八歲。那時候的他，對社會主義的理論、社會主義的革命的認識都不是很深刻。1960年他第一次出獄時是三十一歲，此后十六年，他想盡辦法偷讀日文資料，以求了解新中國的局勢。1976年第二次被捕，不久文革結束，這時，他也許才開始真正的“探索”。他說，文革結束之后臺灣對文革的報導，讓他非常痛苦，他不知道中國革命為什么會搞成這個樣，他不得不為自己犧牲一輩子所追求的事業尋求一個合理的解釋，不然他會覺得自己白活了。

1987年陳先生第二次出獄，他開始閱讀大量的日本左派書籍，企圖深入了解中國革命的歷程、文革發生的背景，以及改革開放后中國如何發展的問題。他已經把他的探索過程和看法寫成了《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革命》這本書，主要的觀點在本書中也略有提起。

陳先生探索的結論大略如下。他認為，中國革命的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集合全民（或者說四個階級）的力量與意志，發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全力現代化。這一階段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朝向社會主義的第一步。這個說法，意思和鄧小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相近。又說，劉少奇是了解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的，“新民主主義”和新經濟政策有類似之處，“新民主主義”的形成，劉少奇貢獻很大。新中國建立以后，事實上，“毛澤東個人”走的就是一條“違反”新民主主義這一“毛澤東思想”的路，所以才會產生“反右”和“文革”那種大錯誤（亦即，毛澤東不遵守“毛澤東思想”）。總之，陳先生最后肯定了自己年輕時選擇的“新民主主義”，而且，把這一主義思考得更加清晰。

陳先生認為，毛澤東本人思想則是一種“備戰體制”，是在面對美國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隨時威脅時的“應時之需”，毛澤東錯把“應時之需”當作正確的思想了。陳先生是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的堅決的擁護者。陳先生又認為，中國現在的政治體制并沒有違反社會主義的精神，還在朝著社會主義的方向前進。至于什么時候達到社會主義，他是無法知道的。他能夠看到自己祖國的強大，看到統一有望，也看到中國有實力制衡西方，特別是美國，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的掠奪政策，他已經沒有什么遺憾了。

我是一個“后生”的觀察者，不像陳先生具有“參與者”的身份。我也像陳先生一樣，認為“后進”的中國的所謂“革命”，第一個任務就是以“集體”的力量全力搞現代化，以達到“脫貧”和“抵抗帝國主義”這雙重任務。但是，我比較相信毛澤東思想具有“復雜性”，并不純粹是“備戰體制”。

不論我跟陳先生在這方面的想法有什么不同，但我們都了解到，革命的道路是非常艱難的、前無所承的。在五O年代，主管經濟的陳云和主管農業的鄧子恢常和毛澤東“吵架”，因為他們不能接受毛澤東在經濟上和農業上的一些看法。陳云常常退出第一線，表示他不想執行毛澤東政策，而鄧子恢幾次跟毛澤東唱反調后，終于被“掛”起來，無所事事。梁潄溟所以跟毛澤東大吵，也是為了農業政策。這些，都可以說明，建國以后，路子應該怎么走，黨內、外有許多不同看法。大躍進失敗以前，大致是毛主導，大躍進失敗以后，變成劉少奇主導。文革又是毛主導，文革結束鄧小平主導。應該說，中國的情勢太復雜，內部問題很難理得清。經過文革的慘痛教訓，鄧小平才能抓穩方向（89年還是差一點出軌、翻車）。我推想，鄧是以劉為主的一種“綜合”，正反合的“合”，而不是純粹的劉少奇路線。但這只是“推論”，目前還無法證實。

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都犯過錯誤，而且一些錯誤還不小，應該批評。但如果說，這一切錯誤都是可以避免的，因此共產黨的所作所為主要的應該加以否定，那未免把中國這個龐大而古老的國家的“重建”之路看得太簡單了。鄧小平主導以后，還不到三十年，大家都覺得好像走對了，不免松一口大氣，歌頌鄧的英明。我認為，這也是把問題看簡單了，鄧是毛、劉、周的繼承人，他不可能不從他們身上學到一點東西，因此，鄧也不是純粹的鄧個人。對于歷史，我覺得應該這樣理解（鄧應該也從亞洲四小龍的發展看到一點東西，當然這是隨他的意思決定去取的）。

我覺得，大陸內部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很多知識分子不了解中國革命在“反西方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或者“反資本主義全球體系”中的意義。在中國崛起之前，西歐、北美、日本這些“列強”，都曾經侵略外國，強占殖民地（甚至可以包括蘇聯在二次戰后對東歐國家的宰制），而中國從來就沒有過。到目前為止，中國是唯一靠自己的力量站起來的現代化經濟國家。

現在大家說，“中國是世界的工廠”，俄羅斯的一份周刊說，“世界超過一半的照相機，30%的空調和電視，25%的洗衣機，20%的冰箱都是由中國生產。”前幾年大陸南方鬧雪災，交通癱瘓，物資不能輸出，據說美國的日常用品因此漲了一、兩成。我說這話，不是在夸耀中國的成就，而是想說，中國的經濟改變了“全球體系”。

在中國的經濟還不能對“全球體系”造成明顯影響時，西方、日本都已憂心忡忡，擔心中國的崛起會“為禍世界”。即使到了現在，如果美國不是陷入一連串的泥淖之中，你能想象美國愿意坐視中國崛起嗎？美國不是不想做，而是沒有能力去做。

如果中國因素的加入，使得“全球體系”陷入不平衡狀況，如一次大戰前，德國的崛起讓英、法寢食難安，那“全球體系”就只有靠“先進國家”為了“扼阻”新因素的“侵入”而發起戰爭來解決了，兩次世界大戰都是這樣發生的。事實上，上世紀九O年代美國并不是不想“教訓”中國，只是它沒有能力罷了。美國和日本搞軍事聯盟，說如果“周邊有事”，他們要如何如何，意思不是夠明顯了嗎？

如果中國經濟的崛起，能夠讓“全球體系”產生良性的調整，從而對“全人類”的發展有利，那就是全人類的大幸。如果因中國的崛起，而讓全世界經濟產生不平衡，從而引發另一波的“列強大戰”，那人類大概就要完蛋了。現在美國經濟不景氣，情況似乎頗為嚴重；如果美國經濟一下子崩潰，你能想象這個“全球體系”能不“暫時”瓦解嗎？這樣豈不也要“天下大亂”？應該說，中國一再宣稱“不稱霸”，宣稱要“和諧”，就是希望避免這樣一次大震蕩。我覺得，這個時候重新來思考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邏輯的分析，就更有意義了。我是一個中國民族主義者，但我從來就希望，中國崛起只是一種“自救”，而不是產生另一個“美國”或“英國”或“日本”或“德國”，或一種難以形容的資本主義“怪物”。我覺得這樣的思考也可以算是一種讓“全球體系”“走向社會主義”的思考。

從馬克思的原始立場來解釋社會主義，這個社會主義只可能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全球范圍全面展開時，才可能實現。因為，只有全人類有豐裕的物質生產，才可能想象馬克思所構想的那個人人富足、人人自由的物質與心靈雙方面得到完滿實現的社會。一次大戰以后，西方資本主義體制第一次碰到全面危機時，許許多多的左派革命志士認為，全球革命的時代已經來臨，最終證明是一種幻覺。

這一次“不合乎”馬克思原始構想的“世界革命”，以蘇共的革命開其端，以中共的革命達到高潮，以二次戰后許多“后進國”的共黨革命延續下去。現在已經可以了解，這還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而是“后進國”以集體的力量來實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現代化工程，這一工程可以把“后進國”絕大部分受苦受難的人從西方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剝削之下解救出來。這一革命的犧牲相當慘重，但相對而言，二次戰后那些走“西方現代化”路線的“后進”國家，犧牲也一樣慘重。姑且不論這兩條路誰是誰非，“后進國”都被迫走進資本主義國家逼他們非走不可的道路。走第一條道路而唯一獲得成功的是中國，走這二條道路很可能將要成功的，大家都看好印度。中國的成功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具有雙重意義。第一，它的崛起好像還不致于導致德國、日本崛起以后的那種資本“帝國大戰”。第二，到現在為止，中國經濟也還不是經典意義下的“資本主義”（它還保留了相當比例的公有制、也沒有全面市場化），因此可以希望它對其他“后進國”產生啟導作用，讓它們不必完全照“西方道路”走。

中國的崛起距離全球范圍的現代化還很遙遠。拉丁美洲、非洲、伊斯蘭世界、東南亞，這些地區目前都還在發展。我們不知道西方（尤其是美國）和伊斯蘭世界的沖突如何能解決，也不知道拉丁美洲最終是否可以從美國資本主義的桎梏之下解放出來。但是，無疑的，現在可以用更清醒的眼光，用馬克思的方法，好好地審視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未來。只是，我們很難期待，二十一世紀會出現另一個馬克思。

在這種情形下，每個地區、每個民族都只能以自救、自保為先。達到第一步以后，如果能對周邊地區產生影響，促使它們良性發展，而且不對周邊地區產生明顯的經濟“剝削”，我相信，這樣的國家就要比以前的英、法，二次戰后的美、日好太多了。并且，第三，如果它還能進一步制衡愈來愈黷武化的美國，讓美國不敢太囂張，那它對世界和平無疑是有貢獻的。我認為，中國是現在世界上唯一有力量達到這三重任務的國家。

我跟一些大陸朋友談過我的看法。有些人認為中國本身的問題多如牛毛，我這樣想，未免太不切實際。我逐漸了解，這種人大多羨慕美國模式，認為中國距離美國模式還太遙遠。但讓我高興的是，像我這種思想傾向的人越來越多，而且他們的影響也在逐漸增加。我相信，這種思想傾向，在未來的一、二十年之內，會成為大陸思想的主流。

五、

我跟陳先生來往二十余年，用客觀的眼光來看，他一輩子的經歷讓我非常感興趣。他出身于大地主之家，從小不愁吃穿。生性聰明，居然從偏僻的鄉下小學，考上臺灣南部最優秀的高雄中學，然后又以第一名考上臺中農業專門學校的農化系，最后還是以第一名畢業。以這樣的背景，在臺灣剛光復的歷史條件下，他可以從政，就像他的好朋友林淵源那樣，很容易成為地方派系領袖，甚至可以選上縣長。他也可以從商，在臺灣現代化的過程中，不難成為富裕的企業家。他也可以走學術道路，如果光復后他到日本留學，應該有機會成為名牌大學的教授，但是，這些路他都不走。在高雄中學的時候，因為日本人的歧視與欺壓，就走上反抗之途；光復后，因為國民黨接收的劣政和二二八事件，就走上革命的道路，因此歷經艱險，九死一生，從不后悔。從我們光復后接受國民黨教育的人的眼光來看，實在太不可思議了。

陳先生現在的生活非常簡單，如果沒事在家，一天就買兩個便當，中餐和太太共吃一個，晚餐再吃另一個。他全心全力為他的工作奔忙，此外，沒有其他的需求，我沒有看過人生目標這么明確、行動這么果決、意志這么堅定的人。一個人，十八歲就決定加入革命組織，到現在已經八十五歲了，還不想休息。看到這樣的陳先生，再想起五O年代就已犧牲的郭琇宗、吳思漢、許強、鐘浩東等人，就會覺得，他們那一代人真了不起。

我跟陳先生相處，最大的收獲是：鮮明地意識到，小知識分子那種患得患失、怨天尤人的壞習氣。有一次，在他面前，我對某件事情大發牢騷，他非常不解地看著我說，這有什么呢？讓我很不好意思。應該說，這十年來，我的目標越來越單純，行動越來越堅定，牢騷越來越少，他的無形的影響是很關鍵的。我很高興，他的回憶錄的出版我有機會稍盡綿薄之力，我也希望，藉由這本回憶錄可以讓人們可以回想起五O年代為了全中國和全人類的前途而犧牲的那一代臺灣菁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