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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說，這個社會戾氣太重，處處充滿暴力。

是的，這是個城市暴力興起的時代。寧靜而溫情的鄉土生活已漸行漸遠。暴力是這個時代的宿命，沒有暴力就沒有新秩序，就無法“舊貌換新顏”。暴力也是我們每個人的宿命，人都向往現代社會，但現代化過程卻充滿不確定性，誰都無法逃離暴力威脅。

生活于轉型社會，暴力就在我們身邊。我們因為嗜血的權力感到憤怒，暴力拆遷、城管打人、警察開槍……我們總是隨著媒體的激烈批判而熱血沸騰。我們對那些抗暴者充滿同情，就在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刺死兩個城管的沈陽小販夏俊峰被執行死刑，網絡輿論一片唏噓。

吊詭的是，我們既是這個時代暴力泛濫的受害者，也是始作俑者。有誰去認真審視暴力的呈現樣態，探析社會戾氣產生的深層邏輯？又有誰會反思：是否我們的群情激憤，既無益于問題的解決，而且還在醞釀更多的戾氣？

2012年08月18日，北京，沈陽小販夏俊峰的妻子張晶再度來到首都，以求丈夫不死。2013年9月25日，夏俊峰被執行死刑。（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不錯，每個個體都希望利維坦這個龐然大物能夠自我節制，因為個體在其面前顯得過于弱小。可是，誰都不愿意回到叢林法則，誰都需要利維坦這個叢林的統治者。暴力很可惡，但誰都離不開它。

這是一個快速變動的時代。高速運轉的社會處處發生縫隙，私人暴力在這些縫隙帶此起彼伏，連看似強大的利維坦也感覺力不從心，國家暴力也在這個縫隙帶失控。我們或許應該心平氣和地看看身邊的戾氣，當個人感到氣憤時，是否也理解理解國家的無奈？在對夏俊峰們感到唏噓的同時，也留點同情給被他傷害的那兩個城管。

縫隙是如何產生的

在國家與社會之間，存在一個廣闊的邊緣地帶。對于國家權力而言，這意味著專斷權力的行使將受到重重限制，必須借助于一系列的行政技術來實現社會的統治。對于社會而言，這是個最具活力，也最具風險的領域，社會的自我治理顯得困難重重，同樣必須借助于國家權力的介入。

在傳統時代，由于國家權力有限，無法深入邊緣地帶，因此發育出一套半正式的行政技術。這個地帶的絕大多數行政人員并非正式官員，而是國家權力的代理人。代理人的成分極為復雜，既有屬于官僚體系的胥吏爪牙，也有屬于社會自治體系的士紳豪強。長期以來，胥吏爪牙與士紳豪強各司其職，相互配合、互相制衡，自上而下的權力與自下而上的自治形成的雙軌政治，在這個邊緣地帶交匯。

在政治清明、社會穩定的帝國時代，雙軌政治是一個官民兩便的行政體制。對于國家而言，通過半正式的行政體系實現了接觸社會的目標。相對于正式行政體系而言，這是一個極為簡約高效的制度設置。對于社會而言，通過代理人實現了與國家權力的對接，既可借助國家權力避免社會的叢林法則，又可防止國家專斷權力橫征暴斂，保護了社會。

帝國的崩潰往往起源于邊緣地帶社會治理的混亂。比如，胥吏爪牙未能受到有效約束，貪污腐敗，激起民憤；士紳蛻化，社會權力為豪強把持，地方治理黑社會化。半正式行政體系的崩潰，使得國家與社會之間無法有效貫通，直接導致國家能力的削弱，社會治理的混亂，間接導致改朝換代。

近代以來的國家建設，國家權力具有強烈的改造半正式行政體系的沖動，主要表現為將半正式的行政機構和人員正式化，壓縮代理人的治理空間，建立基層政權。其結果是，帝制時代的雙軌政治被拆解，正式行政的政治單軌成型。不過，單一行政體系的建成并不意味著邊緣地帶的消失，也并不意味著這一地帶固有的治理困境的消除。事實上，從來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將其行政體系建立到社會的最基層，也從來沒有一個國家的權力能夠滲入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國家治理仍需借重于代理人體制。

國家與社會的邊緣地帶的治理，本質上屬于熟人社會的治理。熟人社會是一個均質的社會，共同體內部信息高度互通。在這個意義上，國家介入其中反而增加了治理單元的復雜性。充分依賴于代理人進行治理，實際上是在尊重共同體的完整性。半正式行政體系也是熟人社會中最為高效的治理方式，因為代理人可以準確掌握信息，且還可充分利用熟人社會的規則開展治理活動。

在熟人社會中，有專斷能力的國家權力只要保持消極姿態，基本上可以實現簡約治理。在傳統時代，半正式行政的危機主要來自于國家權力從無為政治的形態轉變為積極行政，它破壞了熟人社會的治理形態，讓代理人游離于熟人社會之外，國家治理的縫隙來源于代理人無法有效勾連國家與社會。

很多人認為這個時代的暴力泛濫，也根源于國家權力過于積極。然而，這并不全是事實。客觀上來說，在基本上實現了政治單軌的今天，今天的國家權力并不算積極。暴力泛濫根源于熟人社會的解體，它使得半正式的行政體系無法發揮作用。在陌生人社會中，代理人無法有效掌握治理信息，人情、面子等廣為應用的熟人社會規則也難以運用于正式行政中，這使得半正式行政成本大為提高。

進一步的，代理人因為無法有效完成行政任務，就有可能引入私人暴力等非正式的行政技術，反而激化了基層治理矛盾。這一邏輯在城市治理中體現得更為明顯。改革開放后，單位制逐漸瓦解，大量流動人口涌入城市，城市治理面臨嚴峻挑戰。絕大多數地方的城市治理仍然延續了半正式行政體系的構架，但在實際的行政實踐中，卻逐漸放棄了熟人社會的治理技術。比如，“臨時工”已非來自于本地的志愿者，而是社會招聘或勞務派遣的勞務人員，他們是城市里的陌生人。

電影《老炮兒》截圖

某種意義上，今日之中國已經告別了鄉土氣息；連社會暴力也帶著城市味道。暴力不再是國家權力任性之所為，而是熟人社會瓦解的產物。城市暴力與其說是國家權力過于強大的產物，還不如說是國家權力過于弱小的表現——它在國家與社會的縫隙中無所適從。

城市暴力的產生

現在的問題是：在陌生人的社會治理生態中，正式行政是否可以完全取代半正式行政體系，讓國家權力暢通無阻呢？答案是否定的。改革開放以后，與熟人社會的瓦解相伴隨，國家治理領域開啟了行政理性化進程。其基本邏輯是：加強正式行政的管制，嚴格限制半正式行政人員參與地方治理。從表面上看，這是正式行政體系自我約束、國家權力自我控制的表現，但產生的實際后果是：正式行政逐漸主導了邊緣地帶的社會治理，半正式行政體系處境尷尬，城市暴力反而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