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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呂洲翔】

截至2020年3月14日，新冠疫情已蔓延到了141個國家和地區，總病例數超過了15.2萬人，造成了超5720千名患者死亡。意大利是海外疫情最嚴重的國家，累計確診病例21157例，累計死亡病例1441例。

令人費解的是，此次新冠疫情在武漢爆發后，意大利是應對最為積極的歐洲國家之一。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新冠疫情在意大利形成全國性的大爆發？

事實上，早在1月30日首次確診兩例輸入病例后，意大利總理孔特即在第一時間宣布中斷所有往返中國的航班。次日，意大利宣布全國進入為期6個月的緊急狀態。但在此后的半個多月里，意大利的防疫工作主要集中在防堵境外輸入病例，社會生活如常。

部分占據著媒體話語權的專家和評論員對疫情持樂觀態度。例如米蘭薩科醫院臨床生物學和病毒學專家吉斯蒙多就多次在媒體上表示民眾無需對新冠疫情過度緊張，保持適當關注即可，因為新冠只是“一個比流感稍微嚴重一點的感染。”有意大利媒體在2月24日指出，中國的衛生系統沒有意大利先進，民眾的生活習慣和社會經濟條件也不同于歐洲國家，意大利民眾無需擔憂。

在經歷了短暫的平靜后，意大利確診病例人數從2月21日開始激增。2月23日，政府宣布對倫巴第大區和威尼托大區的11個市鎮封城隔離。但該政策似乎并沒有得到民眾的全力支持。2月23，威尼托大區沃鎮的部分居民聚集在城鎮廣場上，發起了口號為“拒戴口罩，還我自由”的抗議活動。不光是民眾，意大利的部分政商界人士也對新冠病毒滿不在乎，盲目樂觀。

不少人認為真正造成損失的并非新冠疫情，而是公眾的恐慌情緒。2月26日，意大利議員奧索因戴口罩進入國會而遭到同僚們群嘲，并被要求摘下口罩。3月8日政府宣布封鎖北部大部分地區后，各大城市主要商業街的酒吧、餐館和咖啡廳仍然正常營業，街頭仍極少有人帶口罩。

然而，面對激增的確診病例人數和居高不下的死亡率，意大利社會各界不得不開始重新審視疫情。3月10日，意大利終于決定實施全國封城政策，并從12日開始關閉全國所有餐館、酒吧和商店。

意大利對新冠疫情的應對舉措反映出了一個現象，即部分政商界人士、專家及民眾對新冠病毒過于輕視。需要注意的是，意大利不是唯一一個抱有此種心態的西方國家。

最近幾個星期，世衛組織的專家和官員曾多次強調中國在抗擊疫情上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并建議世界各國參考借鑒中國的抗疫經驗。曾帶領世衛組織代表團赴武漢考察的資深流行病學家布魯斯·艾爾沃德在3月初接受美國VOX新聞網采訪時就指出：“你知道中國都做了哪些工作，而且知道這些措施已經產生的真實影響。這意味著——你的確能夠改變這一疾病的走向。”遺憾的是，世衛組織的建議并未被廣泛采納。

眾所周知，媒體是社會各階層人士接收外界信息，了解時事的重要渠道。媒體向社會所推送的新聞和觀點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政府和民眾對事物的看法和態度，塑造著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回顧過去兩個月西方媒體針對中國新冠狀疫情的報道，我們不難看出，以美國《紐約時報》、《華爾街時報》、德國《明鏡周刊》等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體堅持以意識形態掛帥，有選擇性地報道中國疫情和防疫政策，影響了民眾的知情權，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政策制定者和民眾對新冠病毒的輕視和誤判。人們被一種由媒體所塑造的，充滿傲慢與偏見的看法所左右。即：西方發達國家能更好的應對新冠疫情，中國的經驗不值得參考。

1月23日武漢封城后，《紐約時報》第一時間發文指出中國是在用早就過時的公共衛生手段來防止傳染病的傳播，指責中國反應過度，侵犯人權，并強調這樣的作做法在美國是違憲的。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紐約時報》刊發的有關中國疫情的文章絕大多數是從政治角度抨擊中國的抗疫政策，而鮮有從傳染病防控角度客觀還原中國疫情的報道。以下《紐約時報》文章的格調，不言而喻：

中國也許有效控制了疫情，但代價慘重2020年3月9日

中共展開宣傳攻勢，塑造全球抗疫領導者形象2020年3月2日

在孤城武漢，“陪著一個宏大的東西玩命”2020年2月20日

中國擴大對疑似病例集中隔離，引發混亂和不滿2020年2月14日

隔離病房還是感染溫床？武漢方艙醫院引發專家擔憂2020年2月12日

中國加強對武漢封鎖力度，恐造成人道災難2020年2月7日

新冠病毒危機暴露中國治理體系的失敗2020年2月5日

驅逐、圍堵、舉報：數百萬武漢人經歷了什么？2020年2月4日

還原肺炎疫情關鍵七周：中國為何未能及時控制病毒傳播2020年2月3日

疫情危機讓中國穩定表象出現裂痕2020年1月29日

病毒危機暴露中國政治體制深層缺陷2020年1月27日

德國著名的新聞時事雜志《明鏡周刊》在2月1日出版的新一期封面上展示了一位頭戴防毒面具，身穿紅色防護服，手持紅色蘋果手機的疑似亞洲男士。標題為：“新型冠狀病毒中國制造”期刊封面的副標題為“當全球化帶來死亡威脅”。

兩天后，《明鏡周刊》旗下的明鏡在線（Spiegel online）刊發了一篇名為“Was Sie jetzt tun k?nnen müssen”（現在你能做什么）”的充斥著種族主義思想的評論文章。作者指出：“適當的種族主義沒問題，如果您早就覺得那些奇怪的中國人很可疑，現在就盡情釋放你的惡意吧，不用再克制了，畢竟這些黃皮膚、小眼睛的人可能要把我們都害死了。他們為什么一直要喝蝙蝠湯、啃蛇頭，用老鼠血洗澡呢？所以他們得病一點都不奇怪。”

3月9日《愛爾蘭獨立報》刊發名為“為什么中國應對新冠病毒的措施永遠不會在這里被復制”的評論員文章，強調中國封城，交通管制，大數據監控，社區管理和強制隔離等措施嚴重侵犯人權。作者指出，“中共的工具箱里只有一把錘子”，中國的抗疫經驗根本不值得學習。

無獨有偶，同日《紐約時報》刊文指出：“中國應對疫情的努力，是以民眾生計和個人自由為代價的。即使對于那些可以重復中國模式的國家來說，也不得不考量，這種治療手段是否比疾病本身更糟糕。”

在過去的一個多月中，由意識形態主導的有關中國新冠疫情的新聞報道和時評文章在歐美大行其道，成功地將民眾的關注點從“公共衛生”引到了“政治批判”、“體制批判”和“文化批判”上。

當中國民眾通過各類媒體和網絡社交平臺全面了解武漢和中國各地疫情時；當“一個武漢女孩的豆瓣日記”、導演常凱的遺書、世界冠軍裴佳泣血講述的抗疫故事、雷神山火神山建設直播、網絡紀錄片《在武漢》等將新冠疫情全方位，立體地呈現給大家時，西方民眾卻被所謂“權威”媒體推送的看似客觀，實則充滿偏見的報道所淹沒，僅能勉強獲得一些被意識形態和冷戰思維捶打得扭曲變形的二手信息，失去了應有的知情權，錯過了及時對新冠疫情做出正確判斷的機會。

誠如世衛組織總干事譚德塞所言，中國為世界爭取的窗口期減緩了新冠病毒向世界其他地區的傳播。但遺憾的是，牢固占據國際輿論界話語權的西方主流媒體卻將這一寶貴的時間浪費在將中國疫情政治化上，在一定程度上誤導了民眾，影響了防疫工作的開展。譚德塞在3月11日的世衛組織新聞發布會上就曾明確指出，部分國家對新冠疫情的重視程度不夠，但世衛組織不會公開批評其成員國。

隨著近日歐美多國新冠病毒感染人數大幅攀升，意大利、西班牙先后宣布封鎖全國抗疫；隨著NBA球員戈貝爾、英超球員哈德森-奧多伊、好萊塢影星湯姆漢克斯、加拿大總理夫人、西班牙首相夫人等知名人士相繼確診感染新冠病毒，西方社會各界人士開始擯棄傲慢與偏見，重新審視自己的抗疫政策，已有多個歐洲國家開始積極學習中國在疫情防控和治療等方面的經驗，并依照中國抗疫模式建設“方艙醫院”。

3月12日，中國抗疫醫療專家組抵達意大利首都羅馬，并帶來部分中方捐助的醫療物資，加入意大利抗疫戰。3月13日，60余位來自杭州、武漢和愛爾蘭的醫護人員通過網絡進行遠程交流，對新冠疫情的防護、治療等問題進行經驗分享。

2018年11月，聯合國就《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六條有關生命權的內容提供完整的法律指導，將生命權定義為“至高權利”、“是享有其他所有人權的前提”。新冠防疫戰是一場生命權保衛戰。希望西方媒體在報道中國抗疫工作時能夠卸下意識形態的枷鎖，拋棄冷戰思維，讓新聞報道回歸到關注疫情本身，回歸到關注民眾的生命權上。只有客觀、公正、真實的新聞報道才有利于增進中西互信，促進國際社會合作，團結世界各國人民攜手對抗新冠病毒，贏得這場生命權保衛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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