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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馬凱碩】

美國應該建立將中國納入應對全球性挑戰的戰略，而不是徒勞無功地限制和阻礙中國成長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這是不可避免的）。

在大約15年內，中國的經濟體量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而隨著這一時刻的臨近，華盛頓達成共識，認為中國對美國的利益和福祉構成了重大威脅。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前主席約瑟夫·鄧福德將軍曾表示，“到2025年前后，美國最大的威脅可能來自中國”。美國2018年《國防戰略報告》的概要中聲稱，中國和俄羅斯是“修正主義大國”，正在尋求“塑造一個符合其獨裁模式的世界，從而可以對其他國家的經濟、外交和安全決策指手畫腳”。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則說過：“我們正在試圖將中國的威脅看作不僅是對整個政府的威脅，而且是對整個社會的威脅……我認為美國社會需要對此做出反應。”這種觀念非常普遍，以至2018年1月特朗普引發對華貿易摩擦時，甚至得到了民主黨參議員查克·舒默等溫和派人士的支持。

兩個主要趨勢驅動著這些擔憂。一是經濟方面，他們認為中國通過不公平貿易、要求技術轉讓、竊取知識產權以及實施非關稅壁壘阻礙市場開放，破壞了美國經濟；二是政治方面，他們認為中國經濟的成功發展并未帶來西方政府尤其是美國所期望的自由民主改革，而且中國在與其他國家打交道時變得強勢。

美國官員認為中國對美國構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脅，了解這些便不難理解為何格雷厄姆·艾利森在《注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一書中得出了一個令人沮喪的結論：兩國發生武裝沖突的可能性很大。然而，由于中國無意于動用武力威脅或侵略美國，沒有試圖干涉美國國內政治，也沒有謀求蓄意破壞美國經濟，因此我們必須考慮到，即使中國威脅論的呼聲越來越高漲，美國仍然可以找到方法，與將在10多年后成為頭號經濟大國，也可能成為地緣政治大國的中國和平共處，并使這種方法在限制中國利益的同時促進美國的利益。

美國必須重新審視對中國政治制度根深蒂固的看法。自蘇聯解體以來，美國決策者一直堅信，中國共產黨步蘇聯共產黨的后塵走向滅亡只是時間問題。兩黨的政治家和決策者都或含蓄或坦率地接受了弗朗西斯·福山的著名論斷，即歷史只有一個方向可走。

2000年3月，克林頓在解釋他為什么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強調，經濟自由化必然帶來政治自由化，并得出結論：“如果你相信中國人民的未來會更加開放和自由，那么你就應該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他的繼任者小布什也持同樣的看法。小布什在2002年的《國家安全戰略》中寫道：“中國遲早會發現，社會和政治自由是鑄造偉大國家的唯一源動力。”

值得深思的是，美國決策者堅信他們可以自信滿滿地為中國開出“政治處方”。當然，沒有哪個帝國像美國那樣積累了如此強大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雖然自1776年《獨立宣言》簽署至今還不到250年。相形之下，中國的歷史要悠久得多，中國人民從幾千年的歷史中認識到，當中央政府軟弱分裂時，百姓的境遇最差，例如1842年鴉片戰爭后近一個世紀，中國都在遭受外敵入侵、內戰、饑荒和其他許多災難的蹂躪。然而，自1978年以來，中國已經使8億人擺脫了貧困，創造出了世界上最大的中產階級群體。正如格雷厄姆·艾利森在為中國政府旗下的一家報紙《中國日報》海外版撰寫的一篇評論文章中所言：“可以說，40年的奇跡式增長為更多人創造了更大福祉，這比過去5000多年的變化都要大。”這一切都發生在中國共產黨執政期間。中國人也注意到，蘇聯共產黨的垮臺導致了俄羅斯人的預期壽命下降、嬰兒死亡率上升和居民收入急劇下降。

在美國人看來，美中政治制度之間的競爭是民主政體與專制政體之間的競爭：美國是民主政體，人民可以自由地選擇政府，享有言論和宗教自由；中國是專制政體，人民沒有這種自由。然而，在立場中立的觀察家看來，這不過是在美國的金錢政治與中國的精英政治之間做一種選擇：在美國，主要公共政策決定最終偏向于富人而非普羅大眾；在中國，由黨內精英根據能力與表現選出的官員制定重大公共政策，這帶來了顯著的扶貧成果。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是，在過去30年里，美國工人的收入中位數并未提高：1979—2013年，每小時工資的中位數平均增長率僅為6%，每年的增長率不足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