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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如此，所有這些歷史論據仍欠缺說服力，許多人仍然認為中國近年在南海的行為顯示出了軍國主義傾向，而且刻意隱瞞了其軍事意圖與行動。美國鮮有像芮效儉大使那般的“中國通”。芮大使出生在中國，能講一口流利的普通話，1991—1995年曾擔任美國駐華大使，所以他對中美關系了如指掌，他分析道，2015年9月25日，在與奧巴馬總統一起召開的聯合編輯招待會上，中國領導人其實就南海問題提出了一個更加合理的方案，表示會支持全面、有效地落實中國在 2002 年同東盟簽署的《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并呼吁盡早完成中國—東盟關于“南海行為準則”的磋商，還表示，盡管中國在南沙群島的部分礁石和淺灘上進行了大規模的填海作業，但并不打算在有爭議的南沙群島“搞軍事化”。芮大使說，奧巴馬錯失了利用這個合理提議的機會。相反，美國海軍加強了巡邏力度。簡言之，中國領導人沒有食言。中方的提議實際上是被美國海軍拒絕了。

毫無疑問，中國在軍事上克制了自己的“侵略”行為，但隨著中國崛起為一個新的大國，在利用非軍事手段來彰顯自身力量上，中國顯然變得更加自信了。2010年，中國“暫停”了與挪威的雙邊關系。2020年4月，中國凍結了對澳大利亞大麥的進口。不過，利用經濟手段向小國施壓是大國通常會采用的手段。當埃塞俄比亞沒能按時向美國銀行償還高息貸款時，美國切斷了世界銀行對貧窮的埃塞俄比亞的貸款。由于對方拒絕聽從指揮，法國懲罰了其在非洲的前殖民地。同樣，中國的外交也變得更加自信。一些年輕的外交官發表了更尖銳的聲明和駁斥，這引發了強烈的反響，但他們只是言辭尖銳而已，并未訴諸武力。如果能用犀利的言辭代替武力，那么這個世界將變得更加安全。

近年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用詞逐漸強硬化

與其他大國一樣，中國在遵守國際法方面是有斟酌評估的。它尊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但不太認可國際海洋法法庭對中國南海仲裁案的裁決。美國在1986年也拒絕履行國際法院的裁決，當時國際法院裁定美國對尼加拉瓜桑地諾主義者的支持違反了“不對他國使用武力”“不干涉他國事務”“不侵犯他國主權”“不妨礙和平海運通商”等國際法律義務。隨后，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稱國際法院是一個“半合法、半司法、半政治的機構，世界各國對它的地位有時承認，有時不承認”。

在一件事情上，中國的立場堅定不移：決不允許任何勢力干涉中國內政。因此，中國會反對他國對新疆或香港問題指手畫腳。到目前為止，中國對香港問題沒有采取軍事化的應對方式，不像印度總理尼赫魯那般不顧時任美國總統肯尼迪與英國首相麥克米倫的抗議，武力奪回了葡萄牙殖民地果阿。在新疆問題上，中國的立場是符合國際法的。當聯合國試圖調查英國在北愛爾蘭的行為時，時任英國外交大臣邁克爾·斯圖爾特對聯合國表示，這無異于干涉英國內政。這也說明了為何西方國家聯合向聯合國致信批評中國對新疆問題的處理時，沒有一個伊斯蘭國家支持它們。記錄顯示，只有占世界人口12%的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內政持批評態度，而占世界人口88%的其他國家并未與西方同流合污。

要解釋清楚為何西方一直對中國抱有懷疑，我再加上一個略帶挑釁性但從歷史角度來說十分準確的注解。西方對中國的強烈懷疑是有深層次原因的。在西方心靈的潛意識深處，埋藏著一種對“黃禍”本能而真實的恐懼。它深埋在潛意識里，所以很難被察覺到。因此當美國高層決策者就中國問題做出決定時，他們可以誠懇地說，自己做出的決定是出于理性的考量，而非情感的驅動。然而，對外部觀察者而言，美國對中國崛起的反應顯然也受到了深層情感的影響。就像人類個體很難挖掘出驅使行為的無意識動機一樣，一個國家和一種文明也難以意識到自身的無意識沖動。

“黃禍論”已經在西方文明中深藏了幾個世紀，這是事實。拿破侖有一句名言：“讓中國沉睡吧，因為它一旦醒來，就會撼動世界。”為什么拿破侖這樣評論中國，而不是印度——一個同樣龐大且人口眾多的文明？因為沒有成群結隊的印度人曾威脅或蹂躪過歐洲各國的首都。相形之下，13世紀，成群結隊的蒙古人（黃種人的一種）就出現在了歐洲的門口。諾琳·吉夫尼記述道：“1235年，蒙古軍隊入侵東歐，1236—1242年又入侵羅斯公國……蒙古人在猛攻之后，又神秘地迅速撤退，這讓西方人大吃一驚，也松了一口氣。”

對“黃禍”的潛在恐懼時不時地體現在文學和藝術作品中。我小時候生活在英國殖民地，讀過當時流行的“傅滿洲系列”小說，這些小說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潛意識里，我開始認為在人類社會中，邪惡的化身是一個毫不顧及道德的斜眼黃種人。我并不是西方人，但我都能夠內化吸收這類種族滑稽漫畫，我懷疑潛意識中的“黃禍”恐懼也影響了美國決策者對中國崛起的反應。

席卷華盛頓特區的強烈反華情緒，也許部分出于對中國某些政策的不滿，或者出于對中國陌生文化的恐懼，但也可能出自更深層次的潛在情緒。美國前駐華大使傅立民曾觀察道：“看待中國時，許多美國人現在下意識地將陰險的小說人物傅滿洲、20世紀80年代日本對美國工業和金融主導地位構成的令人不安的挑戰，以及激發了《反苦力法案》和《排華法案》的一種貌似‘恐華癥’的生存威脅聯系到一起。”

鑒于這股“黃禍”恐懼的潛意識心理，美國民眾需要捫心自問，他們對中國崛起的反應，有多少是出于冷靜的理性分析，又有多少是因為對非白種人文明的成功深感不適。這些理智與情感之間的斗爭是在潛意識中上演的，所以我們也許永遠不會得到真正的答案。即便如此，我們還是要感謝特朗普政府國務院前政策規劃辦公室主任基倫·斯金納，她曾暗示，這種潛意識維度正在發揮影響。正如她在國會聽證時所說：“這是我們第一次面對一個非白種人的大國競爭對手。”現在是時候坦誠地討論一下中美關系中的“黃禍”意識維度了。應對潛意識中的恐懼的最好方法就是讓恐懼進入意識層面，這樣我們才能加以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