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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曾十分贊賞中國的科舉制，認為比歐洲各國的爵位領地世襲制更加體現出平等精神。1721年英國哈雷大學副校長沃爾夫在演講中宣稱：“在中國的典籍里，沒有提到上帝和對他的信仰，也沒有提到對上帝的愛與恨，更談不上對上帝的信心。”他告訴聽眾，孔子創立的儒家思想集理性、道德、傳統、常識于一體，影響了中國上至皇帝下至百姓近兩千年，這足以證明沒有神權，人類依靠自己理性的力量也可以建立一套完整的倫理、道德體系。“世界上所有其他不相信上帝的民族都墮入偶像的崇拜，中國人唯一保持了自然所賦予人的力量。”不僅如此，古老的中華文明和倫理哲學比《圣經》和西方的基督教更古老，而且完全可以與之媲美，甚至更優越。

在這種“天道”秩序中的中國皇帝，其角色與社會功能自然也不同于西方國家的帝王。在對《社會通詮》譯本所做的評議中，19世紀70年代曾留學英國的嚴復把中國帝王與歐洲帝王進行了比較：“讀此則知東西立國之相異，而國民資格，亦由是而大不同也。蓋西國之王者，其事專于作君而已。而中國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師，且其社會，固宗法之社會也，故又曰，元后作民父母。夫彼專為君，故所重在兵刑，而禮樂、宗教、營造、樹畜、工商乃至教育、文字之事，皆可放任其民，使自為之。中國帝王，下至守宰，皆以其身兼天、地、君、親、師之眾責，兵刑二者，不足以盡之也”。

直至今日，國家官員們在中國社會仍在一定程度上被視為“父母官”，在國內任何地區如果在經濟財政、民生就業、物資供應、搶險救災、基礎設施建設、醫療保健、教育質量、宗教管理、社會保障、道德治安甚至環境生態等方面出現任何問題，中國國民都會指責政府部門的失職，而政府官員也會被問責，似乎官員們仍然“身兼天、地、君、親、師之眾責”。在西方國家中的政府，主要責任限于國防（“兵”）和執法（“刑”）。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天道”觀和民眾對執政者角色功能的期望完全不同于西方社會，我們在理解古代甚至今天的中國社會時，要認識到中國政府與西方國家政府之間的本質性差別。

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

▍中華文明共同體的內部凝聚力、地區多樣化和對外來文化的罕見包容度

正因為中華文明的基本特征是非無神論的世俗性，既沒有一神教文明那種強烈的“零和結構”的排他性，沒有嚴格無神論的反宗教性，也沒有基于體質差異的西方種族主義觀念，對于人們在相貌、語言、服飾、習俗等方面的差異也表現出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寬容心態，甚至所謂的“華夷之辨”也僅僅是文化觀念的差異，而不是本質性的區隔，所以，中華文明對于內部文化多樣性和各種外部文明都表現出罕見的包容態度，但也恰恰是這種寬松的包容態度，客觀上降低了周邊群體的心理距離感，增強了周邊群體潛在的情感向心力和凝聚力。

梁啟超指出，關于中國傳統中的“夷夏之辨”，完全不同于近代的“種族”（race）、“民族”（nation）或“族群”（ethnicity）概念。“春秋（指孔子的儒家經典）之號夷狄也，與后世特異。后世之號夷狄，謂其地與其種族，春秋之號夷狄，謂其政俗與其行事……春秋之中國夷狄，本無定名，其有夷狄之行者，雖中國人，靦然而夷狄矣。其無夷狄之行者，雖夷狄也，彬然而君子矣。”那么什么是“中國”？什么是“夷狄”？“春秋之治天下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禁攻寢兵，勤政愛民，勸商惠工，土地辟，田野治，學校昌，人倫明，道路修，游民少，廢疾養，盜賊息，由乎此者，謂之中國。反乎此者，謂之夷狄。”

就社會內部而言，這種寬松的包容度為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思想的活躍和民間創造力的萌發提供了空間，使春秋戰國時期中原地區的哲學、史學、文學、醫學、兵法、天文、科技、建筑、農耕、陶瓷、冶煉、絲綢紡織等領域出現了后世鮮見的“百花齊放”盛況。從中原各諸侯國“諸子百家”中衍生出儒學、老莊、法家、墨家等許多流派，許多學者跨流派互為師生，在交流與競爭中彼此借鑒、相互包容而不是強求同一，其結果反而促進了事實上的相互融合，這就是歷史演進的辯證法。儒學通常被認為是中華文明的思想主脈，需要注意的是，儒學在其后續發展中不斷吸收融匯其他學派的思想，始終處于演變過程之中。

秦統一中國后，建立了一個空前統一、涵蓋遼闊地域的政治體系。為了推動管轄區域內的行政體制和文化體系的同質性，秦朝設立郡縣，推行“書同文”，加快中原各地域之間的文化融合，逐步形成以統一文字為工具載體的中華文明體系。“由于表意性的文字書寫系統能夠脫離語音而使用，這極大地便利了使用不同方言乃至不同語言的人群之間的交流。

春秋-戰國時代之后的中國歷史表明，雖然是帝國儒教為精英文化的統一提供了基礎，但為這種文化的傳布和綿延提供物質基礎條件的卻是表意性的漢語文字。”在秦代，“以形、意為主又適應各地方言的方塊字被大家所接受，成為其后數千年間維系民族共同體的文化紐帶，產生了極強的凝聚力”。歐洲和世界一些地區發明了拼音字母，用以發展書寫文字。由于各地區存在不同的語言發音，因此各地語音的差異在拼寫中構成了今天許多不同文字的基礎。

雖然與拼音文字相比，中國的方塊字較難記憶和書寫，但是各地人群一旦學習使用方塊字，便能夠克服語音差異而相互交流，并很容易被吸收進中華文化體系和進入中國的經濟貿易體系。同時，中原社會的繁榮發展也對這些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起到促進作用。“象形表意的中國方塊字，有利于克服由于地域遼闊所帶來的方言繁雜的障礙，成為幾千年來始終暢通的思想文化交流的工具。只有具備這種重要的通信工具，才有可能建立一種跨地域的文化聯系”。

與此同時，秦朝推行“車同軌”，統一貨幣與度量衡，有效地促進了地區間的貿易往來和統一經濟體系的形成，秦朝的這些規范化的措施符合當時東亞大陸的社會發展趨勢，推廣傳播了中原地區的思想體系、工藝技術、社會組織形式與文化藝術活動。漢代印刷術的出現和隋朝創立的科舉制進一步推進中原皇朝管轄地域內各地區之間的文化統合。凡是實行了科舉制的地區，不論其存在哪些族屬語言差異，當地的精英人士都逐步融入中華文化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