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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國際貨幣與金融體系洗牌和重建之日，也是主要大國政治經濟乃至軍事外交博弈白熱化之時。構建國際貨幣金融新秩序，是全球經濟進入新時代之后、世界經濟金融和貨幣權力格局重新組合和轉移的一場多邊戰略博弈，考驗著世界各國尤其是主要大國領袖們的戰略思維和政治智慧。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后，改革國際貨幣金融秩序成為大勢所趨，新興經濟國家對改革之要求尤其強烈和緊迫。以歐美為首的發達國家盡管非常不情愿，卻終于不得不面對基本的現實，在具有關鍵意義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投票權份額改革上達成妥協。譬如，按照去年達成的意向方案，中國在IMF的“股份”額度將從目前的3.72%升至6.39%，投票權將從3.65%上升至6.07%，超越德國、法國和英國，位居美國和日本之后，2012年將正式生效。表面上看，這對中國確實是一件意義重大的好事，基金組織投票權份額的提升意味著話語權的提高，國際影響力自然會水漲船高。然而，它真的可以看做是中國的一大勝利嗎？

事實上，圍繞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辯論已經持續了幾十年，盡管問題大致相同，然而辯論的時代背景和全球經濟格局卻發生了巨大變化。2007-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再一次以極具破壞力的方式、暴露了現行貨幣體系的諸多弊端和巨大風險，改革和重建全球貨幣體系獲得新的動力。尤其重要的是，自2000年開始，新興市場國家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就超越了發達國家。全球金融危機起自發達國家，卻對新興市場國家造成巨大沖擊和損失。因此，打破美歐對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壟斷地位，提升新興市場國家對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話語權和決策權，成為所有新興市場國家的強烈愿望。

如何構建新的儲備貨幣和多元化國際儲備貨幣體系，包括對特別提款權（SDR）的發行和分配機制進行技術性改造，使之發揮更有效和更重要作用？如何在資本賬戶尚未完全自由兌換、國內金融市場尚沒有充分放開的條件下，積極迅速地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如何推進亞洲地區的區域貨幣合作和雙邊貨幣合作？所有這些重大問題，都將影響到未來全球貨幣體系改革的方向和前景。

經濟學家、國際貨幣金融戰略專家、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理事長兼副所長向松祚就上述重大問題接受了《經濟參考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向松祚指出，美元本位制和浮動匯率是當今國際金融國際貨幣體系的兩大主要特征，是過去40多年來全球金融危機和貨幣動蕩持續頻繁爆發的總根源。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消除美元霸權體系和浮動匯率體系的巨大危害，構建多元、包容、穩定和有序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風起云涌，時不我待。中國必須高瞻遠矚，審時度勢，抓住千載難逢的偉大歷史機遇，制定深遠的總體金融戰略，以國內的“金融革命”來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和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

美元本位和浮動匯率主導國際金融秩序

向松祚指出，金融海嘯以來，全世界圍繞金融危機之根源和國際貨幣體系之缺陷展開了深入研究和辯論。令人遺憾的是，至今還沒有就國際貨幣體系之內在缺陷和改革方向達成廣泛的政治共識。沒有共識就不可能形成強大的改革動力。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之建立，源于當時各國充分認識到以鄰為壑的匯率貶值政策，最終導致了國際貿易和投資秩序崩潰和經濟增長急劇下降。歐元之誕生，源于歐元區各國消除匯率風險、降低美元依賴之強烈愿望。2007至2008年以及過去40年以來無數次金融危機已經充分表明：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家的貨幣政策缺乏約束、主要國家之間的貨幣匯率過度動蕩、國際投機資金肆意橫行，乃是全球性金融危機的主要根源和當今國際貨幣體系的主要缺陷。

根據向松祚的深入分析，當今國際金融貨幣體系的特征可以概括為兩個關鍵詞匯——美元本位制和浮動匯率體系。所謂美元本位制，是指美元主導或壟斷了今天的國際貨幣體系，包括儲備貨幣、匯率制度、國際收支調節機制、國際貨幣體系話語權和決策權、全球資金流向和貨幣政策。1999年歐元誕生，很快成為全球第二大儲備貨幣，不過目前歐元占全球儲備貨幣的份額大約為27%，還沒有真正形成美元和歐元的競爭格局。美元對全球貨幣金融體系的主導地位體現在很多方面，一是壟斷全球儲備貨幣和流動性。今天美元占全球儲備貨幣份額大約64%。二主導全球的貿易結算體系。全球貿易70%以上以美元計價和結算。譬如中、日、韓三國之間的貿易80%以上都是用美元結算。各國為滿足貿易結算需要儲備美元，為降低匯率風險需要付出代價，同時還面臨著所謂“原罪”和“貨幣錯配”的巨大損失。三是主導全球金融市場，包括債券市場、股票市場、貨幣外匯市場、衍生金融工具市場和大宗商品市場。全球金融市場的資產主要以美元計價和交易。全球大宗商品包括石油、天然氣、黃金、鐵礦石、糧食等等，皆以美元計價和交易。全球外匯交易市場交易量的50%以上以美元為對手貨幣。全球衍生金融產品80%以上以美元為交易貨幣。四是美元主導了全球匯率制度安排，相應地也就主導了各國貨幣政策和全球利率走向。目前全球大約有70個國家將自己的貨幣匯率直接或間接與美元掛鉤。

向松祚認為，美元本位制下，美聯儲事實上是“準世界中央銀行”，美聯儲貨幣政策的一舉一動，對全球債券市場、股票市場、貨幣市場、衍生金融市場、大宗商品市場、各國匯率水平和貨幣政策、全球資金流動、全球流動性水平和通貨膨脹，都具有極其迅速和深遠的影響。從理論上說，假若美聯儲的貨幣政策能夠照顧全球經濟的整體的利益，能夠以全球金融貨幣穩定和實體經濟持續增長為最高準則，那么，美元本位制和美聯儲作為“準世界中央銀行”或許是一件好事。

然而，自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失去基本的外部約束（黃金兌換約束），它只以美國國內經濟政策目標為準則，從來不顧及美元政策對全球其他國家的影響。譬如，2007年次貸危機和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伯南克領導的美聯儲，竟然拋棄美聯儲近百年歷史長期堅守的許多審慎原則，大規模創造貨幣來購買銀行體系的垃圾債券資產，實施史無前例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直接導致全球流動性嚴重過剩、大宗商品價格暴漲，各國不得不忍受日益惡化的輸入性通貨膨脹。量化寬松早已成為全球金融貨幣體系的最大風險。然而，貿易順差國家和美國的主要債權國譬如中國，卻沒有任何手段來約束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我們知道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美元依照固定價格兌換黃金兌換，乃是約束美聯儲貨幣政策的主要外部手段，現在這個手段早就沒有了。2010年各國猛烈批評美聯儲第二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美國卻不為所動，我行我素。學者們經常談論當今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對稱性”。美元作為最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美聯儲作為“準世界中央銀行”，卻不為全球經濟負責，就是最根本、最危險、最具危害的“不對稱性”。

浮動匯率或者匯率動蕩，是當今國際貨幣體系的另一個主要特征和大麻煩。今天的浮動匯率體系，主要是美元、歐元、日元、英鎊等世界主要貨幣之間的匯率急劇波動，尤其是美元和歐元的匯率急劇動蕩，它們對全球貨幣金融的穩定具有極其嚴重的沖擊。“歐元之父”蒙代爾教授認為2007-08年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就是美元和歐元匯率的劇烈波動，國際上有許多重要的經濟學者也持類似看法，這是非常具有洞察力的見解。

浮動匯率和匯率動蕩對全球貨幣金融體系的沖擊主要有三個方面。其一、全球外匯市場的投機早已達到天文數字，與全球真實貿易完全脫節。全球外匯市場每天的交易量超過3萬億美元，全年超過800萬億美元。全球每年真實貿易結算量不過20萬億美元左右，人類GDP不到60萬億美元。如此龐大的外匯市場投機，與真實經濟毫無關系，卻反過來時刻沖擊著各國的貨幣市場和匯率水平，讓全球資金流向和匯率水平與實體經濟發展狀況嚴重脫節。譬如1999年歐元誕生時，美元與歐元之匯率水平曾經是1歐元=0.82美元，后來急升至1.60的高位，后來又跌回到1.20左右，然后又升到1.45左右。歐美的真實經濟情況完全解釋不了美元—歐元匯率如此怪異的動蕩。作為全球最主要的貨幣匯率，美元—歐元匯率動蕩對其他各國都有深遠影響。與外匯交易相關的衍生金融產品眼花繚亂，規模還要大得多，潛在的風險也大得多。

其二、浮動匯率本質上是全球貨幣供應量近乎無限擴張的一個內在機制。1970年，全球基礎貨幣不過380億美元，今天已經超過10萬億美元，增幅接近300倍。然而，全球真實經濟增長幅度卻不到10倍。如此毫無節制的貨幣擴張，造成了今天全球的高通脹。

其三、浮動匯率導致過去40年無數次的貨幣危機、銀行危機和金融危機。為避免危機沖擊，許多國家被迫儲備大量美元外匯資產，許多國家不得不努力維持貿易順差和經常賬戶順差。所謂全球失衡，根源就是匯率浮動。

“很遺憾的是，上述分析很清楚地說明，浮動匯率對美國卻是有利的，所以美國一直不愿意改革浮動匯率體系，反而一直借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遺余力地向全世界推銷浮動匯率。”向松祚一針見血地提出。

美元本位制和浮動匯率是全球經濟失衡的總根源

向松祚進一步分析說，過去40年來，美元霸權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對人類經濟運行有七個方面的深刻影響。（1）全球經濟出現史無前例的通貨膨脹；（2）全球經濟體系頻繁發生金融危機；（3）全球整體真實經濟增長速度急劇下降（發達國家經濟體系尤其如此）；（4）全球經濟結構性失衡不斷惡化；（5）美元本位制和浮動匯率推動的金融自由化讓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金融陷入困境；（6）美元超級霸權所創造的超級利益不斷強化和提升；（7）美元本位制和浮動匯率加劇了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對稱性和不公正性。世界幾乎所有國家皆經歷了反復的“資產泡沫—泡沫破滅周期”，全球經濟總體呈現嚴重的泡沫化趨向。

對以中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全球貨幣體系最大的危害是全球經濟出現的兩大根本性背離或脫節，即虛擬經濟和真實經濟脫節，真實財富創造中心和金融產品創造中心脫節。

向松祚認為：當今國際貨幣體系所導致的全球經濟兩大失衡或脫節，不僅是今日全球經濟金融的基本模式，是過去四十年人類經濟出現的奇特歷史現象，也是全球金融危機、歐元區債務危機和一切重大國際宏觀經濟難題的總根源。遠為重要的是，它讓所有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收入分配格局里處于十分不利的地位，甚至有可能長期陷入“貧困性增長困境”。

方向：探尋儲備貨幣多元化和審慎監管之路

向松祚表示，國際金融貨幣體系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改變美元本位制、降低匯率動蕩和投機資金肆意橫行的巨大風險 。“通過儲備貨幣多元化降低美元本位制的危害，通過改善國際金融監管來降低匯率動蕩和投機性沖擊的風險。”他指出。

40多年來，全球流動性的泛濫、虛擬經濟的急劇暴漲、虛擬經濟與真實經濟的嚴重背離，導致國際大宗商品的價格嚴重偏離真實供求關系，很大程度上，國際大宗商品已經成為金融產品，大宗商品價格主要由期貨買賣和金融投機交易所決定。發展中國家飽受大宗商品價格動蕩之苦。國際油價的異常飆升曾經誘發多次金融危機。國際糧價的飆升多次導致糧食危機。時至今日，全球仍有12億人隨時面臨饑餓的威脅。如何穩定大宗商品價格，避免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過度波動、過度偏離真實供求，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題中應有之義，是全球宏觀審慎監管架構題中應有之義，是建立公正合理國際經濟新秩序題中應有之義。G20峰會、國際金融穩定論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應該將穩定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納入自己的工作責任范圍，深入探討如何約束國際大宗商品的過度投機買賣和價格操縱。“在虛擬經濟急劇膨脹、全球經濟結構性失衡、虛擬經濟和真實經濟嚴重背離的背景下，目前國際社會普遍采用的消費者價格指數（CPI）不能準確衡量各國和全球通貨膨脹水平。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應該組織力量，重新設計全球通脹指數，將資產價格納入其中，為各國貨幣政策和全球貨幣政策協調提供更有效的政策工具。”向松祚說。

過去40多年的經驗一再表明，匯率過度動蕩對于全球經濟的整體穩定和持續增長有百害而無一利。各主要經濟體系（美國、歐洲、中國、日本等等）應該展開務實探討，以國際協議的方式來穩定世界主要貨幣之間的匯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之使命應該回歸到1976年之前的政策哲學，即堅決捍衛國際匯率之穩定，而不是執意在世界各國推行浮動匯率，然后等著危機出現，再去扮演救火隊或救世主的角色。

他建議，需要盡快推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投票權和治理機制改革。美國應該放棄否決權，歐盟各國應該調降所持有的投票權，發展中國家的投票權應該進一步增加。應該根本改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投票權的計算方法，以充分反映發展中國家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增長主要引擎的重大事實。與此同時，需要盡可能多吸收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加入SDR，以增強SDR籃子貨幣的公信力和穩定性。1960年代后期SDR創始之時，并不要求成員貨幣完全自由可兌換或資本賬戶完全開放。從SDR目前所發揮作用來看，亦不需要籃子里的貨幣是完全自由兌換貨幣。

向松祚同時強調，要求國際社會應該共同對美國施壓，要求美國的貨幣政策承擔起起碼的國際責任和義務，譬如美聯儲向銀行金融體系購買資產、釋放流動性必須滿足一定原則，美聯儲購買美國財政部債券、對美國財政赤字融資必須有一定的限度。

最后，向松祚也提出強化對國際投機資本和對沖基金的監管。對國際投機資本征稅之“托賓稅”理念依然值得深入討論和實施。國際投機資金的監管，應該成為全球宏觀審慎監管結構的核心。

中國迫切需要一場金融革命

國際金融貨幣體系改革大潮興起，風起云涌，中國在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中的最高利益是什么？如何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才能實現我國的最大利益？向松祚說，站在中國最高利益和全球貨幣金融穩定角度考察，中國參與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主要方向就是全力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

他指出，中國應該繼續加速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鼓勵香港和其他地區人民幣離岸市場的發展、進一步加速開放國內金融市場、加速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穩步推進國內利率市場化、逐步穩妥實現人民幣資本賬戶自由兌換。另外，中國應該進一步加強多邊或雙邊貨幣合作，包括采用人民幣進行雙邊貿易結算、擴大雙邊或多邊貨幣互換、建立外匯儲備庫和外匯儲備共享機制、加強與周邊國家貨幣政策和國際債務管理協作。

向松祚強調，要運用好我國龐大的外匯儲備來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這一進程。截至今年3月末，中國的外匯儲備額已到了3.04萬億美元。“中國積累了這么多外匯儲備，這是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必然的結果，外匯儲備增長是必然趨勢，擋也擋不出。”向松祚說。而龐大外匯儲備實際上對人民幣國際化大有好處，有了這個基礎，我國可大規模發展（離岸）人民幣債券市場，若美國需要到中國借錢，可讓其到香港去發行人民幣債券，購買債券之后再將其兌換成美元。另外，我國如此龐大的外匯儲備也為盡快實現資本賬戶有序開放打下了基礎。有的國家擔憂資本項目開放后資本大規模外逃，但是中國不存在這個問題。

“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投票權、改革其人事安排固然也重要，我國要積極參與，但絕非最重要的。”向松祚說，甚至，人民幣是不是能進入SDR（特別提款權）籃子貨幣，也沒有那么重要。他說，SDR不可能成為一個超主權的儲備貨幣。超主權的貨幣必須要有一個超主權的發行和管理機構在背后支撐，而這個超主權的發行和管理機構必須要充分反映世界各國利益的訴求。歐元能成為區域的超主權的貨幣，是因為歐元區的經濟結構比較相似，利益共同點多。就是這樣，在管理歐元的過程中也有很多難以克服的困難，歐債危機就是一個例子。而SDR若想成為全球性的儲備貨幣，現在條件遠遠沒有成熟，短期內難有作為。

“最重要的是，中國要想在重構世界金融貨幣體系的過程中占據重要位置，就需要一次國內的金融革命，這場革命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金融的對內放開，二是金融的對外開放。人民幣國際化屬于對外開放，在這方面我們已經邁出很大一步，但是，我國金融的對內放開還遠遠不夠。”向松祚感慨道。

他指出，中國的金融業在世界上所處的水平還比較落后，在中國所有的行業中，金融業的壟斷程度最嚴重。“國內的銀行、保險公司、證券公司等都是國有控股，鮮有民營資本的影子，我并非反對國有股，也不會像一些人一樣激進的建議把公有資本賣給私人資本，但是政府需要創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讓民營資本能和國有資本站在同一起跑線上賽跑。”向松祚說。

他指出，改革國際金融貨幣體系絕非易事，金融貨幣體系是建立在金融市場基礎之上。一個發達的金融市場（包括債券市場、股票市場、貨幣市場、大宗商品市場等等）、具有高度流動性的金融市場、不斷涌現大量創新產品出現的金融市場，才能吸引全球資金和全球儲蓄，才是一個國際化貨幣真正重要的基礎。沒有大量民營金融企業參與激烈競爭，很難發展一個國際水平、具有大量創新金融產品和高度流動性的金融市場。有人擔心民營資本大量進入金融業會導致過度投機乃至坑蒙拐騙，其實中國人的這種擔心已經過度。世界金融歷史告訴我們，任何一個世界金融中心的成長壯大都伴隨著投機和炒作、危機和崩盤、創新和革命。阿姆斯特丹如此，倫敦如此，華爾街更是如此。

中國的領導人需要有大思維、大氣魄、大戰略，不能錯失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