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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里的人們這樣描述他：當斯賓塞說話的時候，整個硅谷在傾聽。

比爾.蓋茨在哈佛讀本科時，曾經選修了斯賓塞的微觀經濟學課，多年后他在回憶中描述：“邁克爾.斯賓塞教授為我們開啟了一扇想象之門。”

那是1976年，斯賓塞只有33歲，他在哈佛的經濟課堂上向學生們講述了自己的研究——“信息不對稱原理”。

在信息不對稱的市場上，信息的持有者（sender）往往需要通過一些暗示來向自己的對手（receiver）傳達自己所了解到的信息，而receiver將以某種形式對這一暗示作出回應。因此我們常常會看到，一個人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會在其薪水上有所體現，一家公司業績的好壞，也從它的分紅水平中可見一斑。

最開始提出這一理論時，斯賓塞只有29歲，2001年，他憑借此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諾貝爾獎的瑞典皇家科學院，對于邁克爾.斯賓塞的評價則是：“他揭示了當代信息經濟的核心，他的洞察力引導我們更深地理解現實世界——從通過價格競爭而獲得的資本積累，到那些信息明顯匱乏的廣告，而這些洞察力是極為罕見的。”

在過去的十年里，新興市場國家迅速崛起，Spence敏銳地捕捉到了這個可能扭轉國際格局的重大變化。他曾提出中國和印度將率先帶領新興經濟體追趕上發達國家的腳步，可持續增長是它們面臨的一個重要戰略性問題。

受到自然資源與環境的限制，如今的新興市場已經不可能再走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老路。為了實現這一增長目標，新興市場國家必須探尋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而這剛好是中國在改革開放后的40年中不斷在做的事情。

不管是否愿意，40年高速發展的中國，已經改變了之前國際間的經濟運行系統，進而改變了世界格局；不管舊格局是否高興看到這個狀態，都必須面對客觀事實——中國很大，很重要。一只大象邁進水池，無論以怎樣輕巧的步伐，都會濺起水花，攪動波瀾。

中國本身也需要意識到這一點：會有潛在對手防備你，會有新的關系和責任需要去承擔，怎么做才能讓世界了解，這個國家還是那張包容開放，平和友善的面孔？這不僅是政府層面的思考，對每個謀求發展的中國公司而言亦是如此，華為應如何想世界發出信號，他是值得信任的伙伴？

Spence帶來了他的回顧，思考和建議。

一條從未有人走過的路必然是難走的，但它也賦予了世界無限的可能。

It’s better to walk than curse the road.

誰來為中國買單？

見聞特約記者胡剛：每當一個國家進行技術轉型、產業升級的時候，總有人要買單：為日本汽車工業買單的是美國汽車工業，為韓國半導體工業買單的是日本人，中國有13億人，如果他們進入（中等收入發展國家的階段），那么誰來買單？中國和美國能否在非常相似的增長路徑和增長模式下共同發展？

斯賓塞：我認為中美可以共同發展，雖然目前兩國的互動方式不能達到這個目的。

先來看中國。當一個國家被稱為中等收入的收入水平，一個現實的問題是：他們是否可以繼續保持低廉的勞動力成本，發展以制造業為主的勞動密集型產業。

我們在戰后時期觀察到的，即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時期，像接力棒一樣，出現了日本、朝鮮和中國臺灣經濟。中國也出現了生產模式的轉化，這樣一個體量的經濟體出現變化，對全世界來說都是個重大事件。

現在中國正在退出這種增長模式。用經濟學術語來說，它勞動力的比較優勢正在迅速轉移。中國經濟更多地是由國內需求驅動，而不是由外部需求驅動。早期多數發展中國家非常依賴外部需求，且每個部門的需求曲線都向下傾斜（恕我用經濟術語），就無法很好的發展。當一個國家經濟體量小的時候，它可以為全球經濟提供服務。如果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更高水平的人力資本，需要政府在科學和技術方面去投入，或者支持這方面的投資，然后能夠獲得更高水平的創新，中國在這方面做得相當不錯。

很多發展中國家往往會在轉型過程中放慢腳步，遵循舊的模式。例如在認定本國貨幣將貶值、國際收支將增加后，該國家就可以安心地做一段時間生意，這不會帶來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增長，它唯一導致的就是讓這個國家保持原來的經濟結構，中國沒有犯這方面的錯誤。

我從許多發展中國家總結到的經驗是，經濟增長過程與結構性改革息息相關。需求的來源發生了變化，人們的工作發生了變化，全球供應鏈的運作發生了變化，人們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結構性的變化到處都在發生。那些在中等收入轉型過程中遇到困難的國家都想實施一些政策來保持他們的經濟結構，但同時，這也會抑制經濟的增長。顯然，中國沒有這樣做，中國將實現目前為止最大的、最成功的、相對高速的中等收入轉型。

江蘇省連云港某服裝出口企業

見聞特約記者胡剛：處于中等收入轉型期的國家往往也正處于勞動密集型轉向技術驅動型的經濟過渡期，這勢必給其他國家帶來競爭壓力。那么中國的成功轉型是否意味著它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美國的直接競爭對手？

斯賓塞：是的，當一個國家發展的同時，它對其他經濟體有著不同的影響。中國對美國的影響起源于中國開始發展之時，特別是2000年以后以及“多種纖維協定”失效后。大多數人可能不知道這個協議，我來解釋一下。

這是冷戰時期的遺留問題。當時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為發達經濟體生產商品的時期，發達經濟體占到全球的70%以上，而不是現在的45%。國際貿易就是在一個國家里生產，然后到另一個國家去銷售。“多種纖維協議”基本上是在紡織和服裝領域的一套配額。這樣一來，每個人都在做生意，當生產者達到配額時，買家就會停止購買。這一協議使得重要產業分布在世界各地，但是，到2003年-2004年，這個運行了很久的協議停止了，結果是，紡織和服裝行業集中到了在中國和其他一些國家，這給北美和歐洲國家的紡織品產業帶來重大打擊。

中國早期的發展打擊了其他經濟體，取得了進步，開始創新，制造更多不同的東西，在不同的產品市場參與競爭。現在的中國已經不再和孟加拉國或埃塞俄比亞競爭了，它已經成為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的競爭對手，并開始和德國與美國競爭。這是目前貿易摩擦產生的部分原因，以前從未有過這種貿易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