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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邁克爾·斯賓塞】

自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戰略始終在變動和發展。盡管過去40年的改革免不了犯錯誤，但中國政府通過有益的內部政策辯論，展現出不斷適應新形勢的意愿和引領復雜轉型的能力。未來，隨著外部條件給經濟增長帶來新的挑戰，中國發展模式將如何發展？

國家（state）在經濟中扮演的角色不斷演化，這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明顯特征。對此中國國內也存在著爭議。一些人認為，黨和國家必須繼續發揮主導作用，才能維護社會安定，為經濟發展保駕護航。另有一部分人則表示，要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需要激勵創新，而國家應減少直接參與市場，在經濟和社會優先事項中多發揮裁判、監管和仲裁的作用。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賓塞認為，即便中國推動市場化改革，中西之間的張力不會迅速消失

毫無疑問，國家的作用在中國發展中不可或缺，它不僅給基礎設施和技術等領域帶來投資，還為剛剛起步的新生市場和私營部門機構提供了穩健的支撐。單靠市場無法控制貧富差距、確保普惠性增長，這些領域同樣需要國家的介入。

除此之外，國家還能解決分散化市場所不能輕易或高效解決的協調問題，這個問題在市場制度與行政能力水平不相當的發展中國家尤為突出。在各個五年規劃中，中國政府都明確了優先事項和預期，以確保補充政策和投資同時或有序進行。

即便是那些呼吁讓市場和私營部門在經濟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人，也基本對以上事實沒有異議。他們所強調的是，創新、生產率提高和整體增長的主要驅動力來自日益擴大的私營部門。這一模式的關鍵在于維護思想市場的活躍。他們擔心對私營部門和對經濟的干預可能影響對市場活力和經濟增長。

由于國家在私營部門中的角色沒有得到明確闡釋，中國跨國公司對外投資已經因此遭遇了阻礙，尤其是在涉及國家和網絡安全（隨著世界經濟體紛紛邁向數字化，網絡安全正在迅猛發展）的行業。如果中國在關鍵領域恢復到國有資產模式，可能會因為缺乏競爭和試驗而導致這些領域發展停滯不前。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公司治理從未采取長期在西方居主導地位的“股東價值最大化模式”——當然，西方現在可以說正在朝“多利益相關方模式”轉型。與西方不同，中國當局認為企業（和金融市場）是達成經濟和社會目標的工具。

因此在某種意義上，中國采用的向來都是“多利益相關方模式”。隨著西方越來越重視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ESG，衡量公司投資可持續性和倫理影響的因素），中國和西方的模式可能開始趨同，而主要差異在于——在中國，黨和國家作為非所有權利益方，代表公共的利益。

在中國經濟里，國家和市場的相對角色尚未最終敲定。這一模式的細節可能取決于實踐中的具體考量和方向修正。但明確的是，要達到在《中國制造2025》行動綱領中提出的技術目標，中國需要一個充滿活力且相對自由的私營部門，國家的強大支持應該體現在上游投資方面，例如高等教育和科學研究。

國家主導型創新激勵加劇了中國與美國之間的緊張局勢。但是中國能采取一系列采取措施緩和此類批評聲，尤其是承諾尊重知識產權，拆除跨境貿易和投資的非關稅壁壘，并消除對私人跨境投資的合資要求以確保技術轉讓的非強制性。

更大的挑戰在于，在技術和國家安全錯綜復雜的聯系中的國家應扮演何等角色。在海外投資的中國私營企業必須可信地表明他們的目的是純商業性的，不追求國家安全等其他議程。中國國家如果能保證將私營跨國公司與此類議程區隔開來，將大有裨益。沒人指望各國政府放棄在間諜活動中使用網絡工具，但政府可以避免牽連到私營部門。

與私營企業相比，中國國有企業通過外國投資審查程序的障礙更大。中國國有企業可能獲得隱蔽的補貼，優先獲得低成本融資，在國內競爭中受到保護。更重要的是，由于政府是國企的控股股東，很難可信地將國家目標與商業利益區隔開。

互聯網行業跨境投資仍將面臨巨大障礙。在這一領域，中國和西方監管體制（包括國家在內容和數據訪問中的角色）的重大分歧同樣難以弭合。

短期內，中國發展模式很難與變動中的西方模式實現趨同。中國與西方之間的張力——尤其是涉及國家在市場中的作用時——將持續存在。但中國以市場為導向的發展道路必將有助于緩解張力。更明確地區分國家與市場的責任，將掃清中國進一步發展的主要障礙。

（觀察者網胡佳儀譯自《世界報業辛迪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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