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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種意義上，中國今年三月的兩會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除了修訂憲法和政府改革等重大事件，它還宣告了另一個時代的終結。今后，對中外觀察者而言，“新加坡模式”都不再是理解中國政治演化的有效途徑。不管如何，本次兩會凸顯出一個事實，即中國如今認為可以向世界推介自己的模式，而這種獨立的模式并不承蒙任何國家的恩惠，包括新加坡。

模范城市

當鄧小平1978年向全世界敞開國門時，他很快將新加坡確定為中國學習的榜樣。原因顯而易見：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締造的國家融合了高效的經濟管理、廉潔的政府、迅速提高的生活水平，以及長期持續的一黨專政，而這一切都存在于一個多民族、以華人為主的社會當中。

據報道，1978年鄧小平首次訪問新加坡時，他對其繁榮程度感到吃驚。1992年，鄧小平鼓勵中共干部“要向世界學習，特別要向新加坡學習”，在中國政治和學術界掀起了一股“新加坡熱”。這股熱情化為制度：從20世紀90年代到2015年，大約有5萬名中國官員南下“向新加坡學習”。中國對新加坡模式的密切關注引發了西方學者和記者的注意，他們通過探究兩國間的聯系來尋求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

1978年，李光耀問候前往新加坡訪問的鄧小平

但由于新加坡對中國在南海的強勢態度和相應舉措感到擔憂，兩國間的熱絡關系如今開始降溫，逐漸從尊重變為猜疑。由此產生的重要影響之一是，中共開始減少派往新加坡學習的干部人數。

鷹派的聲音開始主導新加坡國內的公開辯論：新加坡無任所大使比拉哈里·考西坎說，中國對海外華人的政策對新加坡構成了“生存”威脅，新加坡要想生存必須找到抵制的辦法。

上周，新加坡政府聽取了一個學術小組的證詞，該小組經授權調查“網絡假消息”后聲稱，某個不具名的國家“近幾個月來通過新聞報道和社交媒體對新加坡發動了信息戰，意圖影響國際社會的某些特定領域”。盡管該小組沒有點名任何國家，但出于若干原因，中國被認為是目前最主要的懷疑對象。

在中國方面的官方和準官方聲明里，中新兩國間的摩擦往往被歸因于新加坡難以適應中國的期望，沒有對影響力不斷上升的中國給予相應的尊敬。

新的方向

站在上帝視角回顧就會發現，中新關系降溫有一定合理性，因為中國對新加坡模式的熱情從來都不像表面上那樣情投意合。近來，比較敏銳的觀察家提出，中國眼里的新加坡模式與新加坡本身的模式并不一樣，為適應中國發展道路它經過了修改。

中國政治觀察權威人士往往贊嘆李光耀如何“集中國家權力以實現戰略發展”，從而“給新加坡社會帶來繁榮與進步，并為人民帶來福祉”。這些話也同樣適用于描述中共的治理方式。

另一方面，許多西方人寄希望于中國認真學習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他們常說新加坡的“經營式民主”存在真正的反對黨，可以監督并制衡政府的行動。這種觀點迎合并固化了他們對中國未來（應該）如何發展的看法。

兩會出臺的一系列改革方案徹底終結了中國今后將繼續走新加坡道路的說法。中國領導層構想的不是經營式民主和有限的國家干預，而是中共全面指導和領導社會，包括政府和企業。中國領導人一方面自信地強調黨的領導，一方面開始談論“中國模式”和“中國智慧”，堅定認為中國獨特的發展道路即便不適合其他國家照搬，至少也值得學習研究。盡管中國學者和決策者仍將繼續研究其他政治體制，但中國領導人已經宣布中國有了屬于自己的模式，新加坡和世界其他國家都必須開始適應這一現實。

（觀察者網楊晗軼譯自詹姆斯敦基金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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