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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梅華龍】

疫情之下的2020年如白駒過隙，似乎比以往的任何一年過得都要快。對于伊朗而言，敵對勢力于年初和年尾針對本國重要人物的兩場暗殺以一種悲壯而窩囊的方式將本就跌宕起伏的2020年串聯在了一起。

1月初，美國悍然暗殺伊朗重要將領蘇萊曼尼。而就在幾天前，伊朗首席核科學家法赫里扎德居然在伊朗本土遭遇伏擊身亡（注：就在12月1日上午，外媒報道稱又有伊朗將領在伊拉克和敘利亞邊境遇襲身亡）。

與蘇萊曼尼遇刺事件一樣，核專家的死再次將美伊關系、美伊兩國內部不同派別間的政治斗爭推向了前臺。在這一背景下，更受關注的自然還有因伊朗核計劃以及伊朗在敘利亞戰爭中的角色愈發與伊朗敵對的以色列當局。

一、伊朗與以色列 vs. 波斯與猶太

在筆者闡述以色列與伊朗敵對關系的來龍去脈時，筆者曾強調，伊朗與西方、美國以及作為西方勢力在中東延伸的以色列之間的矛盾，與其說是民族和宗教的矛盾，倒不如說是西亞傳統政治力量反殖民運動的延續，因而有著國際化的階級矛盾背景。因此，伊朗與以色列之間的敵對，并不能被簡單看作“波斯”與“猶太”之間的矛盾，遑論伊斯蘭教與猶太教之間的分歧。

對于關心國際事務和現當代歷史的人來說，這似乎是顯而易見的。然而，在網絡輿論中，種種以“猶太”“波斯”“伊斯蘭”“猶太教”為出發點，充斥著“文明沖突”觀點的解讀仍然為人津津樂道。

此外，似乎某些沖突的參與者本身也樂于將政權和族群、文化融合起來。伊朗核專家遇襲后，加強安保措施的不僅有以色列駐外使領館，而且也有“全世界各地的猶太社區”。似乎他們預設了某些人對以色列的仇恨會自然而然地轉化為對“猶太民族”的惡意。

不過，我們需要注意的是，不論是“猶太”“波斯”，還是“伊斯蘭”“猶太教”，所有這些標簽在不同時期、不同語境下都曾代表著不同的群體，而當今靠這些標簽構建自身合法性的群體，也早已與昔日頂著同一名稱的人們有著完全不同的政治和文化立場。

因此，我們不妨簡單回顧一下在秉持錫安主義的以色列國與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尚未存在時，波斯和猶太兩個族群和文化曾經怎樣互動。同時，我們也可審視歷史上波斯與猶太的關系以何種方式遺存在今日兩國政權對彼此文化形象的解讀和利用之中。

二、作為“猶太解放者”的波斯阿黑美尼德帝國

今天的伊朗在以色列官方和大眾眼中被看作以色列乃至猶太人的敵人，因而也遭到了很多以色列民眾的仇視。據《國土報》報道，近七成以色列國民反對伊朗核協議。而在2018年的一次調查中，60%的受訪者支持內塔尼亞胡對核協議的攻擊立場。然而，在傳統猶太文化當中，伊朗前身波斯帝國的形象其實是正面、積極的。

從公元前七世紀后期開始，古代西亞的政治中心逐漸由兩河流域東移至伊朗地區。米底和波斯相繼崛起，逐步取代了亞述和巴比倫成為西亞地區的霸主。關于米底人（很可能也是一支操伊朗語族語言的族群）的統治，我們知之甚少。但波斯帝王居魯士大帝征服伊朗、中亞、兩河流域、安納托利亞乃至部分希臘世界的事跡因希臘和希伯來傳統歷史敘述而盡人皆知。

公元前539年，按照《居魯士圓柱銘文》（The Cyrus Cylinder）的自我宣傳，波斯大軍幾乎是以“和平解放”的方式占領了兩河流域的文明中心巴比倫，一路上秋毫無犯。他隨后還免除了巴比倫市民的稅賦、徭役，并取得了巴比倫神馬爾杜克（Marduk）的認可。

居魯士圓柱銘文（資料圖）

這一切和猶太人有什么關系呢？根據希伯來文獻的記載，新巴比倫帝國占領猶大王國都城耶路撒冷后，不但毀掉了圣殿，而且還將猶大居民中的一部分擄到了巴比倫（見《列王紀下》25:21），史稱“巴比倫之囚”。近年來，隨著對楔形文字資料的深入研究，巴比倫之囚似乎有了比較明確的歷史證據。

有些來自巴比倫的楔形文字泥板（主要為經濟文獻）曾提到一座“猶大城”（āl Yahūdu），而泥板上的名字也多有希伯來人名特征（如包含神名“耶和華”成分）。此外，泥板和其他文獻還提到巴比倫地區生活著其他來自敘利亞—巴勒斯坦地區的居民，而他們可能也是被新巴比倫帝國強制遷移來的被征服國家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