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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梅新育】

澳大利亞總理特恩布爾（Malcolm Turnbull）于本月18日訪問日本，預計雙方將討論簽署軍事互訪協議事宜，以求方便兩國軍事人員、設備長期往來、部署。

鑒于世人眾所周知近年中日關系齟齬，且中國高度重視日本重新武裝的動向；鑒于近一年來澳大利亞對華關系不斷傳出不和諧音調，一些澳大利亞政客和媒體甚至上綱上線到了中國“滲透”“泄密”、“干預澳大利亞政治”、乃至“顛覆澳大利亞政權”的層次，特恩布爾本人也宣布將引進實施新的反間諜和外國干預法，且絲毫不隱晦地直指中國勢力正在干預澳大利亞，甚至在上月9日公開用漢語普通話喊出了“澳大利亞人民站起來”，……我們不能不期望澳大利亞方面珍重與自己最大客戶之間的關系。

特恩布爾用漢語說“澳大利亞人民站起來”

中澳關系曾經相當和諧。早在1972年，澳大利亞就在西方國家中早早與中國建交，并由此奠定了中澳經貿、人緣互利交流的良好基礎，早在1980年代，中國就成為這個“騎在羊背上的國家”的最大羊毛出口市場。新世紀以來，雙邊經貿更是突飛猛進，中國成為澳大利亞遙遙領先的最大出口市場和直接投資流量最大來源國。

澳大利亞經濟能夠連續26年保持正增長，在西方國家中堪稱一枝獨秀，“中國機會”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與此同時，中澳兩國人員和文化交流也發展到了相當大的規模。中國已在澳開設14家孔子學院；中國在澳留學生總數2015年底已達約26萬人，是澳最大海外留學生群體；2016年中國赴澳游客120萬人次，在澳消費92億澳元（1澳元約合5元人民幣），澳中工商業委員會主席、前維多利亞州州長約翰·布倫比預計2026年中國來澳游客可能上升到330萬人次；兩國已建立102對友好省州和城市關系；……鑒于中澳兩國已于2015年簽署并實施了雙邊自貿協定，兩國關系本來有著相當不錯的發展前景。

然而，近一兩年以來，隨著在澳中國留學生安全與受歧視問題浮出水面，隨著中資項目接二連三遭遇狙擊，更由于一些澳大利亞政客和媒體鍥而不舍爆炒所謂中國“滲透”澳大利亞政壇問題，曾被視為未來工黨領袖的議員鄧森（Sam Dastyari）與中國新移民、地產商人黃向墨淪為靶子，鄧森就南海問題正常發表個人觀點就被上綱上線，特恩布爾也公開發出這樣嚴重的指控——“鄧森顯然是為另一國政府或勢力的利益而服務”，最后逼得鄧森于2017年12月辭職，……中澳關系大有風高浪急之勢。

中國網民紛紛抱怨“澳大利亞好囂張”，實在不足為奇。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澳軍事互訪協議一旦成真，肯定還會更加損害與中國的關系。

澳大利亞對華關系為什么發生這么多磕磕絆絆？為什么會在中澳經貿持續發展深化的同時發生這么多政治摩擦？就短期而言，相當一部分應當歸咎于競選政治游戲。因為2017年下半年以來數名澳大利亞國會議員因被曝具有雙重國籍而被迫辭職，本來只領先反對黨工黨兩票的自由黨-國家黨執政聯盟頓時淪為少數派，特恩布爾有可能喪失總理寶座。

當地時間2017年1月14日，澳大利亞悉尼，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對澳大利亞進行為期三天的訪問。（@視覺中國）

面對這種壓力，選擇攻擊被某些媒體指為“親華”的工黨參議員鄧森，以此為突破口，借助媒體推波助瀾之力，渲染反華氣氛，破壞工黨在選民心中形象，壓低工黨支持率，以求使自由黨候選人在補選中上位，就成了特恩布爾政府眼里的上策。至于這樣做是否會損害澳大利亞自己的經濟利益和外交長期利益，就不在他們考慮之中了。

在更深層次上，澳大利亞這種對華經貿與對華政治摩擦并舉的自相矛盾、近乎精神分裂的做派，尋根溯源，可以追溯到澳大利亞國家定位和發展戰略選擇之爭——那就是：澳大利亞應當將自己定位為什么國家？她首先是一個盎格魯-撒克遜西方國家，抑或首先是一個亞太國家？

在東亞經濟社會發展遠遠落后于西方的1980年代之前，澳大利亞對上述問題的答案極為明晰，那就是應當毫不猶豫地選擇前一個答案；但隨著東亞經濟政治崛起，特別是隨著中國綜合國力日益回歸歷史常態，她對前一個答案的選擇日益模糊不清，她在這個問題上精神日益焦灼不安。

畢竟，在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五大主要盎格魯-撒克遜國家中，與人口眾多且連成一片的美國-加拿大、英國不同，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人口不多，且孤懸南太平洋，面對的則是人口數以十億計的東亞。澳大利亞想要抓住中國市場成長的機遇，但內心深處又擔心被巨龍“吞噬”而喪失自己的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特征。

由于誕生于大英日不落帝國的“輝煌”歷史，盡管理智可以告訴澳大利亞人他們的經濟前途更多地與東亞聯系在一起，盡管東亞各國無意觸動澳大利亞的文化特征而一心一意致力于對澳經貿，盡管至少從1990年代初出任總理的基廷（Paul John Keating，1991—1996年任澳大利亞總理）開始，澳大利亞有識之士早已致力于在保持本國文化特征的前提下抓住亞洲機會、特別是中國機遇，內心深處一種難以名狀的情感仍然會使得許多澳大利亞人在相關問題上分外敏感，分外容易激動，以至于白人種族主義政黨及其政見一度在該國政壇產生較大影響。也正是這種心態，使得在對華雙邊自貿協定問題上，澳大利亞起了個大早，卻趕了個晚集，本世紀初就已經起步談判，卻一直拖到2015年方才簽署實施。

再加上美國及其全球戰略的無形之手作祟，澳大利亞在融入亞太和綁定美英戰車之間搖擺不定，也就讓人看到二十多年來澳大利亞與自己最大客戶之間的經貿關系不斷發展，但經濟政治摩擦也一再升級。

當地時間2017年11月13日，菲律賓馬尼拉，美國總統特朗普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澳大利亞總理馬爾科姆-特恩布爾在東盟峰會舉行會談。（@東方IC）

同時，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澳大利亞政界基本上全部押錯寶，支持希拉里相當賣力，以至于損害了同特朗普政府的關系。這種情況也使得澳大利亞政界感到壓力，需要分外賣力地向美國表忠心，顯示自己堅定站在美國一邊，與中國劃清界限。對這種心態和處境，我們在“呵呵”之余，多少也有幾分同情。

我們一直相當重視對澳經貿關系，從2002年起，《澳大利亞人報》、《澳大利亞金融評論》、《悉尼先驅晨報》等澳大利亞主流媒體就開始時常就全球經濟、中國外經貿與外交形勢和政策、中澳經貿與政治關系等問題采訪我，以至于澳大利亞議員曾在其國會聽證會上引用我的論述，恐怕還不止一次，在澳大利亞的友人就曾經給我發過當地主流媒體提及澳大利亞議員引用我論述的報道。十五六年這樣打交道下來，我對澳大利亞人的心態深處多少有些了解。

我理解澳大利亞人面對歷史巨變時內心深處的惶惑，理解澳大利亞國家定位和發展戰略選擇之間的矛盾，但無論澳大利人理想多么自以為“性感”，生活在現實世界中，還是應該直面“骨感”的現實，更何況現實壓根就沒有某些澳大利亞人以為的那么“骨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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