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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如此，除了面向所有貿易伙伴一視同仁的擴大市場準入、推行外資國民待遇原則之外，我們還在努力推進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并申請加入日本主導的《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縮寫為“CPTPP”）。在中國的“同心圓”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中，中日韓自貿區與中國-東盟自貿區一樣是處于最內層的緊密層，客觀經濟規律決定了這對中日韓三國都是最優選擇。如果一邊對我國申請加入CPTPP大加稱贊，稱之為“走美國的路，讓美國無路可走”，一邊對與日本沾邊的經貿合作極度敏感一觸即跳，這是否自相矛盾而令企圖將中國“脫鉤”的反華勢力竊喜呢？

圖自：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中國對外貿易形勢報告》

對和服過度敏感更是沒有必要，反對和服的邏輯同樣可以套用到西式服裝上。那不是法西斯軍服，也不是代表宗教皈依與政治認同的極端宗教服飾，而是源出漢服的日本民族服飾，是中國傳統文化歷史影響力的活生生的標志；和服在國際上的傳播，都是在間接擴大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和服國際傳播的經驗，也值得漢服開展國際傳播時借鑒汲取。

“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章服之美，謂之華”——漢服是中國傳統文化最突出最可珍視的標志之一，對中國而言，在國際上傳播這一文化符號的最好路子是中日韓協力傳播同出一源的漢服、和服、韓服，而不是相互爭斗；中日韓網民圍繞同出一源傳統服飾文化的爭斗，到頭來有可能損傷我們自己的文化標志漢服，2022年爆發的迪奧公司（Dior）馬面裙風波就向我們敲響了警鐘。非日本人對和服的喜愛欣賞，絕大多數都是因為審美而不是政治認同；一些中國女性喜歡和服，是因為共同的文化淵源使得中日韓越國民擁有較多的審美共鳴。

“彼此雖殊山海域，淵源同一圣賢書”（萬歷帝壽辰慶典上越南使臣馮克寬答朝鮮使臣李睟光詩），讓共同的文化淵源聯結起中日朝韓越等東亞國家人民，而不是把它操作成我們彼此爭斗的題材。

在今年5月27日舉行的第九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上，李強總理就深化中日韓合作提出五點建議，其中第四點是拉緊人文交流紐帶，以舉辦中日韓文化交流年為契機，推動三國人民實現從“居相鄰”到“心相通”；希望這一構想能夠成為中日韓深化文化交流的實際進展。

在更高層次上，重建文化認同是推進重構東亞國際秩序不可缺少的一環。多年來，與東盟的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相比，中日韓三國的東北亞區域經濟一體化明顯落后；之所以如此，除了現實的政治經濟原因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深層次原因是文化認同趨向淡漠。

自17世紀滿清入主中原以來，中日朝文化認同就漸行漸遠，日本乃至作為清朝屬國的朝鮮李氏王朝自認為保留了更多的華夏衣冠禮儀，因而對辮發胡服的中國人頗為輕蔑，明治維新之后對中國的蔑視不過是變本加厲而已；李氏朝鮮也在甲午戰爭后脫離中國附庸地位更改國號時，特意選取了“去中國化”意味強烈的“大韓帝國”，還趁八國聯軍之亂、沙俄侵占東北全境之機出兵，一度侵占延邊地區。

時至今日，日本的文化和價值觀念已經相當西化，某些強大勢力寧可自居美國在東亞的代理人，也不愿推進對日本收益豐厚的對華合作，實不足為奇。因此，在長期內，要想有效地推進東亞經濟一體化并借此約束日本“再軍國主義化”的危險，實現東亞長治久安，我們就需要在東亞重建文化認同。我們是全世界唯一閱盡五千年滄桑卻歷久彌新的文明古國，我們要看到百年恩怨，更要看到千秋基業。

明治維新和甲午戰爭后的日本綜合國力曾長期遠超中國，直到1980年，中國GDP為3030億美元，日本GDP達11279億美元，幾乎是中國的4倍。2010年，中國GDP超越日本；到2023年，中日GDP對比格局已經是176620億美元對42129億美元，中國是日本的4倍有余。而且，日本2021年GDP僅相當于1995年高峰的89%，與1994、1996年規模相當，2023年進一步萎縮到相當于1995年高峰的76%。若論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實際GDP，中國早在2000年就已經超過日本，2023年是日本的5倍出頭。（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庫數據整理計算。）

而且自1997—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以來的一系列重大事務上，中國政府決策行動表現得敏銳果決、有遠見、有勇氣擔當，日本決策層則已經喪失了吉田茂、田中角榮直至中曾根康弘等人的才智，從東亞金融危機期間中國拍板人民幣不貶值對日元隨波逐流貶值，到與東盟自由貿易協定談判中國后發先至，莫不如此。

中國社會某些涉日事件之所以鬧得那么大，某些本來很簡單的事情之所以在網絡上被腦補演繹出日方驚天陰謀策劃的大戲，恐怕是因為有太多人太不了解中日實力對比格局的演變，太不了解近30年中日在一系列重大決策上的高下之分，因而把日本人想象得格外英明神武。自信點吧！

讀史可以明智。從十月革命后蘇維埃俄羅斯突破資本主義世界貿易封鎖；到中國革命戰爭年代根據地千方百計與白區、淪陷區、國統區開展貿易，吸引對方商人到根據地做生意、投資；再到新中國前期我們竭力從西方陣營全面貿易禁運羅網之中打開缺口；國際共運、中共黨史、新中國國史中豐富的封鎖與反封鎖斗爭史實能夠給我們深刻的啟迪，而從英帝國到美利堅，在東亞操縱中日俄三國相斗、在東歐操縱俄烏決裂的“成功”謀略值得我們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