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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我駕著公司配的寶馬越野車疾馳近9百公里，攜家人從巴黎住所前往風景如畫的南德上巴伐利亞，然后去陽光明媚的意大利地中海北岸，開始我們今年為期17天的假期。讀大學的女兒因在倫敦實習未能和我們同行，幾天后他將飛上海繼續實習，屆時她會和我80多歲高齡在上海退休頤養天年的父母相聚，并在他們位于上海內環內綠樹成蔭的大寓所里度過幾個周末。 我農民出身的父親和小時候在上海日本人紗廠做過童工的母親，在經歷共和國所有的風風雨雨時，做夢也未曾想到，他們這輩子會享受到如此幸福的晚年。

而這一切始于上海1949年的解放，更得益于鄧小平1979年恢復高考后，我哥哥和我分別如愿以償地考上大學。 記得我當時被選上去德國自費公派留學時，我父母因為湊不齊我去德國的單程機票，還不得不找朋友去借錢。

這就是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給我和我父母這兩代人所帶來的翻天覆地的改變。這就是我父母在歐美旅游或走訪我們時，一聽到有人說共和國和共產黨不好，就會激動萬分情緒高昂地逐條批駁的原因。這也是我任職美國德國和法國最一流企業，并在中國和歐洲工作20多年全面深入了解了歐美亞所有主要國家經濟社會過去現在后，對毛澤東尤其是鄧小平等中國領袖為中國選擇發展道路信心的來源。

全球視野看鄧小平做對了什么？

如果用全球視野來判斷解讀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大成就，我認為主要有兩條：中國趕超西方發達國家所需要的資源，不僅實現了相對于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最有效配置和利用，也在本土實現了與所有發達國家相比毫不遜色的、最自由市場經濟的人盡其才；本土各類其它資源的物竭其用；同時對西方發達國家最先進的管理技術和創新能力，及其背后的科研教育體系，實現了最大可能的為我所用。

此外，中國作為全球最有活力的最大經濟體之一，不僅具有最有吸引力龐大且可持續增長的市場，而且也因累積了總額近4萬億美元硬通貨外匯儲備，具有了與幾乎所有西方發達國家不相上下的最一流的財政和金融信用資質。

中國數億人過去30年的快速脫貧致富，中國經濟對世界包括西方發達國家有如此大的貢獻，一個眾所周知的原因就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共和國第二代領導人，在利用市場和開放改善人民生活發展經濟獲取必要增長的同時，頂住了冷戰后美國為首西方發達國家集團大獲全勝，帶給中國可能的巨大沖擊，保障實現了中國政體穩定和自主發展。

塔利班因反蘇、薩達姆因反伊朗等對美國的投靠和依賴，及其最終鳥盡弓藏被拋棄，最終導致的沒落，瓦文薩戈爾巴喬夫等前華約國家領袖們，對本國轉型發展的操之過急，和對西方國家天真地盲從，導致經濟資源竭澤而漁，都證明了在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國穩定繁榮的珍貴，以及第二代領導人的大智大勇和正確與卓越。

中國以鄧小平為領軍人物的第二代領導人無疑完成了歷史賦予他們的責任和義務，并為中國開創了舉世矚目的偉業。共和國在以習近平為領袖的第5代領導人的引領下，已開始了昏睡百年中華民族雄獅復興的新逐夢進程，又將面臨和應對新的國內國際挑戰。

西方教條不如“實事求是”

在這繼續前行過程中，鄧小平等第二代領導人留給我們的遺產應該如何傳承？

作為一個在聯邦德國研讀了西方宏觀經濟理論，并擔任大學國民經濟課程助教和講師多年的我，深知西方經濟學新古典主義對開放經濟體理論研究的欠缺和不了了之；因為博士論文對后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模型就資本市場和投資活動開創性的補充研究，我也充分理解了西方宏觀經濟現代理論，總體服務于二戰后建立的被美國利益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全球體制這一現狀。

中國許多主流經濟學家無論是對西方經濟鼻祖們脫離實際教條式甚至宗教般的迷信，還是他們因此而具有的對中國經濟市場決定資源配置，且私有化決定企業效率效益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絕對化判斷，無疑無法與鄧小平等實事求是地有的放矢能同日而語。

西方經濟理論無論是新古典主義還是后凱恩斯主義，都未能為一個對外開放且后發的經濟體發展提供任何原則性的指導思想，所以我們主流經濟研究群體應該也必須借鑒杰弗里?薩克斯接受李稻葵訪談時，對中國提出的建議：“國與國之間很難相互比較。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務，都有自己的困難和挑戰，都要學會解決自己的問題。”這其實也是鄧小平摸石頭過河不照搬照抄，創新開拓性，和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的循序漸進要求。

尤其是我們已面臨改革開放的深水區，更不應該是孤注一擲般閉上眼睛而被誤導盲從，拋棄了以鄧小平習仲勛等第二代領導人對廣東深圳改革開放所展現的實用主義的見招拆招，從容冷靜及必要的自信。

要知道他們當時所面臨的改革開放的緊迫性，因廣東邊民大批偷渡香港和全中國移居海外熱是空前絕后的；而他們僅用了10多年，就建成了可以與被百年殖民的港澳燈紅酒綠相媲美的深圳東莞。

目睹他國貧富差距及獻金政治

鄧小平為代表的第二代領導人，視自己為中國人民的兒子而對其充滿對父母般的感情。他們首先看到并辯明了荒唐的“休克療法”式急劇變革，會給大眾帶來的折騰苦難。這種對人民大眾的樸素感情和底線思維，無疑也應該是我們下一步任何變革以求進步的必要前提。

我曾經任職世界500強的法國拉法基集團副總，曾經負責亞洲10國戰略、投資兼并及全球資產配置優化。中國現階段所面臨的發展中出現的主要問題如貪污腐敗，收入分配不公，我都在發達和發展中國家耳聞目睹過，只不過它們的形式和嚴重性有所不同而已。

美國形式上的三權分立，并未能避免其在中國類似發展階段財富的高度集中，有組織的犯罪隨時發生。美國通過世界銀行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全球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兜售其私有化、自由市場的教條理論，其背后有著令人嘆為觀止的實用主義盤算。在汽車龍頭企業通用汽車面臨經營不善破產邊緣時，美國精明地對其國有化以挽救就業，而且同時保了美國汽車市場全球價格最低的競爭格局。

美國現行經濟體制與德國和北歐國家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相比，無疑并不是避免收入兩極化的全球最佳實踐，它甚至規避不了2008年金融危機時，美國金融業整體盈利歸個體，虧損由全民買單的荒誕結果；但它卻成功維持了金融業在全球壓倒性的優勢，而且維持了在發達國家范圍內，與社會安定攸關的國計民生必需品的最低價格。

法國對民選政體自由平等博愛的絕對倡導，也實際維護了其權貴資本主義經濟運行本質和社會財富創造的疲態，而且難以挽回經濟大蛋糕的日益萎縮。任何在法國小有成就的溫州老板們都在大選季節，面臨市地區各級政客議員類似苛捐雜稅的獻金要求，一旦拒絕就會面臨選舉過后被以稅收等名義嚴格執法的潛在風險。

至于發展中國家，政府機構的低效、貪腐程度，以及收入兩極化都比中國有過之而無不及。我記得走訪拉法基在印度班加羅爾分公司時，每一個小時不到就會因電力超負荷運轉而停電，我們不得不啟用大樓自配的柴油發電系統。一離開馬尼拉、圣保羅或新德里繁華商業中心，看到的滿目都皆是普通百姓令人窒息的貧困，貧困的普遍程度甚至無法比擬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我那些熟悉中國、俄羅斯及印度的歐洲同事，沒有一位認為中國的貪腐程度可及俄國和印度。

部分背離鄧小平改革開放初衷智慧

這些現象背后的深層次的體制原因究竟是什么？這對中國下一步更強化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開放金融管制，以及混合所有制改革能提供什么警示和借鑒？我們可以一起透過我所了解的全球建材行業的現象，來豐富我們的思考。

以水泥價格為例：中國約300人民幣一噸，印度、菲律賓等國家是70-80美金一噸，比中國貴50％以上。在德國每噸是70歐元左右，是中國的近一倍；在法國，每噸在100-120歐元左右，比德國又貴了50％多，而在中東、北非其價格每噸會高達200歐元。作為參考，在沙特等產油國每噸水泥其生產成本不到20美金。

中國與所有這些國家相比有一個巨大的發展優勢，就是基礎設施的投資成本相對極其低下，這就大大減少了約束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為什么民選政體、民營化企業發達的發展中國家反而會出現經濟增長難題？原因很簡單，私營企業及其背后的金融利益集團在獻金政治環境中主導了行業法規政策的制定，在所在地域和市場形成了相對和絕對壟斷格局，使得他們能從寡頭定價中獲取暴利。

這就是西方所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所共同面臨的，歐美主流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諱言，且不愿正視的收入兩極化根源：即金錢和利益集團對行政立法執法權的游說，影響掌控主流輿論媒體，利益捆綁，獻金扶植代理人，甚至直接行賄決策者，及其導致的對普通消費者和納稅人利益明火執仗的侵犯，甚至毫無制約的搜刮。

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由此導致的基礎設施開發必需品——鋼鐵水泥等大宗原材料和其它類似行業產品服務價格的昂貴無比，就會在涉及國計民生的壟斷性行業，比如電訊、廣電、能源和大宗原材料等行業，營造暴富的家族如印度的米塔爾家族，全球首富墨西哥的斯利姆家族，法國的布依格家族，美國工業化初期的鋼鐵大王們，以及現代瑞士施密特海尼家族。

鄧小平時代中國經濟發展曾擁有的最大體制優勢，就是中國公權力相對于大資本和利益集團的獨立，并具備有效監管和制約。這與改革開放初期相對歐美和其它發展中國家，中國社會整體風清氣正，也曾互為正能量而相得益彰。鄧小平等第二代領導人讓一小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邏輯，是對先富階層幫助更多的人脫貧致富所做的頂層設計，而不是允許他們對剛擺脫貧困的人民大眾有限的消費能力進行透支，甚至是對其服務對象收入的巧取豪奪。

中國的房地產開發、中國的汽車工業以及醫藥行業等，實際上已背離了鄧小平等第二代領導人改革開放的初衷智慧。它們正在用利益綁架政府，強勢透支中國剛脫貧的消費群體的財富，快速造就富及中外既得利益集團和家族；它們已生成并在繼續強化中國經濟社會中的不公和不和諧，并導致如同發達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致富可以不擇手段毫無道德底線的價值觀淪喪。

改革要警惕利益集團綁架政治

所以，順應中國轉型發展依法治國的底線思維要求，必然也應該首先保障立法執法和行政權力，相對大資本和利益集團的透明，且能保持獨立和自主。這既是困擾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的體制難題，更是所有發展中國家的真正發展陷阱。

所以，中國現階段國企的混合所有制和政府審批權下放等系列改革，都必須預防這一最壞情形的發生，必須有相關法規理念和方案設計保駕護航。依法治國，首先必須明確要依據什么樣的法規，必須全面對照全球發達國家已有的最佳實踐，并避免其體制與生俱來服務大資本和既得利益集團的短板，以確保公眾特別是各行各業弱勢群體基本權益不在下一輪改革中被侵犯。

我們必須也應該堅持鄧小平為代表的第二代領導人，對中國人民的樸實感情及關鍵領域的底線思維，決不能讓剛脫貧的中國人民，為一小部分人趕超世界首富需要的巨額暴利和可能的虧損，無奈買單或再度下崗返貧。

我們不能只是為私有而私有且對行業不加區分，而是要銘記鄧小平推動中國整體現代化所展現的遠見卓識，必須有打造全球一流企業如華為的目標導向，且根據全球競爭需要，借鑒最佳實踐并有所創新，將國有民營共舉的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優勢，繼續改進優化和發揚光大。

如果我們希望金融業能更好地服務中小企業，我們就應該到中小企業全球最有競爭力的德國瑞士和北歐，去學習了解它們的相關金融體制和最佳實踐。

鄧小平等第二代領導人留下的最寶貴遺產

本世紀初，我曾非常榮幸作為管理咨詢顧問，參與了大連市人民政府軟件產業發展戰略的擬定，參與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全球最為成功的臨港裝備工業開發區的規劃，還參與了東風汽車集團起死回生轉型發展戰略的擬定和落實。

下月我將回國參加在天津舉辦的世界經濟論壇新領軍人物2014年年會。非常高興在通知了一些國內企業界知音朋友我計劃的中國行程后，已收到了諸多交流溝通和打球的邀請。尤其是我已被邀請和中國最大的全球最一流高科技電訊設備企業管理團隊，溝通交流“中國企業投資歐洲最佳實踐：對標歐美商界精英領導力和素質修養”。

如果說50后因為他們上山下鄉的履歷，更多的是毛澤東時代的產物而不完全算屬于鄧小平時代造就，那么我們這批60后，無疑100%被打上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烙印。作為60后在海外留學工作成長起來的專業管理人員，如果沒有鄧小平開啟的中國的改革開放，很難想象中華民族會如此輕而易舉地造就無數與我相同經歷的華人，以及身份百變的我。在改革恩惠中成長的我們，已經或者必將成為鄧小平改革開放事業下一步——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