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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戰爭時期，我軍就是一個高度分權的體制，第一野戰軍、第四野戰軍等等獨立自主性都非常強。今天看林彪或者粟裕跟毛主席的電報，可以證明前線的自主性是相當大的，有時他們可以不聽中央命令，而中央事后承認他們是對的。國民黨軍隊不一樣，據說蔣介石會指揮到前線的團、營長，這是一個高度集中化的體制。跟共產黨的軍隊比起來，國民黨軍隊不如共產黨的軍隊體制靈活，后者是一個集中和分權相結合的體制。解放以后，毛主席寫過《論十大關系》，其中一大關系就是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即便在中國的計劃經濟年代，地方也有某種自主性，這和前蘇聯不同。

回到財政聯邦主義理論，這個理論在解釋中國改革后分權體制的形成時有其貢獻，但也有明顯缺點，它對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和動機模式的解釋失之狹窄。不妨從錢穎一教授的著作里摘引幾段，他寫道：

最重要的是，維護市場的經濟聯邦制引入了地方之間的競爭，這產生了一些重要的經濟效果。

第一，地方之間的競爭會促使地方政府努力提供一個良好的環境以吸納生產要素，如資本和勞動力的流入，其典型做法包括：為要素所有者提供所有權保障，提供基礎設施，幫助市場進入等。……地區間的競爭為地方政府產生了很強的刺激，促使它們去努力提供最好的地方公共產品和保護要素所有者的利益。

第二，硬預算約束意味著地方政府有可能破產，這會促使地方政府在財政上慎重從事。硬預算約束會在支出環節上限制地方政府對虧損企業給予不斷的救濟，把政府的財政行為限制在對地區經濟發展有用的服務性支出上，例如，基礎設施、住宅等，以便為生產要素向本地區的流入創造一個良好環境。[6]

在這些論述里，地方政府的作用，局限在新制度經濟學所能設想的范圍內，即提供公共產品，包括產權保障、基礎設施建設等。在財政聯邦主義理論之外，還有所謂晉升錦標賽理論。該理論強調GDP增長對于官員晉升的重要性，但在涉及地方政府官員通過哪些行為帶來GDP的增長時，基本上和財政聯邦主義的觀點如出一轍。錦標賽理論的另一特點是把地方政府還原為個人，以地方政府官員的行為和動機模式代替政府作為一個組織的行為和動機模式，具有方法論個人主義的特點。[7]

上述兩種理論的共同缺失在于，第一，在解釋地方政府行為時，將政府的作用限定為界定產權、監督合同的履行等等，大體局限在減低交易成本的范圍內，因此，這些理論可以看作新制度經濟學或新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

在新制度經濟學看來，有利于經濟增長的包容性政府就是一個小政府，類似于亞當·斯密筆下的“守夜人”，但實際上，在中國地方政府的經濟作用比這要大得多。一個比較典型的故事是奇瑞汽車的發展。在奇瑞汽車以前，中國的家庭轎車業被桑塔納、捷達和富康主導，且價格頗高。奇瑞汽車是安徽省政府和蕪湖市政府投資成立的地方性國有企業。隨著奇瑞汽車和其他自主品牌汽車入市以后，經濟型轎車的價格應聲下降。奇瑞當時的一款微型車QQ遍及大街小巷。不少人以為，政府干預必然造成價格體系的扭曲，這使得市場不能有效地發揮資源配置的作用，這是一個教條，影響了很多人，甚至一些反對新古典主義的理論（如英國學者韋德以臺灣地區為案例而提出的發展型政府理論），有時也不能徹底地拋棄這個教條。[8]

在中國家用轎車業的發展中，政府行為不是扭曲了價格，而是“搞對”了價格。在沒有奇瑞汽車之前，桑塔納、捷達所主宰的市場價格就是對的嗎？那是一個典型的寡頭壟斷市場。事實上，正是因為以奇瑞汽車為代表的一批本土品牌企業進入汽車市場后，家用汽車業才提高了競爭程度，價格才真正變得合理，消費者也得到了更多實惠。

奇瑞汽車進入市場后，我國汽車市場的價格逐漸變得合理

今天，中國家用汽車業是全球最具有競爭性的市場，眾多國有企業、民營企業以及合資企業同臺競技，共同為這個市場的繁榮和發展做出了貢獻。令人遺憾的是，經濟學界對這個行業缺乏研究，甚至刻意忽略了該行業的發展所包含的那些極具啟示性的經驗。

如果在這樣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部門，國有企業可以在競爭中得到發展，甚至提高了行業的競爭性，那些反對國有企業可以搞好搞活的片面看法，就不會有立足之地。那種認為政府行為只能導致價格扭曲、國有企業敵視競爭的觀點，事實上都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在無視現實的基礎上堅持的神話。

概而言之，在上述例子里我們可以看到，地方政府所起的作用，絕對不僅僅是監督合同的履行或者界定產權，而是直接扮演了熊彼特意義上的企業家。企業家絕不僅僅是像馬云這樣的個人，它可以是一個組織，熊彼特將這一組織看作巨型公司，而在中國經濟里，還有地方政府。

第二，在解釋地方政府的經濟動機時，財政聯邦主義等理論將其歸于稅收最大化，這對于理解地方政府的目標遠遠不夠。[9] 從方法論的角度看，一個僅僅追求稅收最大化的政府，和斯密筆下的守夜人政府，沒有什么區別。假定地方政府追求的只是稅收，暗中假設了政府只是自由主義的“小政府”，這是理論上的先入之見，絲毫不符合中國經濟的實際。錦標賽競爭理論將地方政府的動機歸于GDP，這個假設在某些情況有解釋力，但問題是，GDP并不是地方政府實際支配的收入，且GDP的增長率和地方政府實際支配收入的增長率相比，也不一定總是正相關。[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