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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孟捷】

2016年以來，我對黨作為經濟制度這一問題做了一些思考，我提出黨不光是政治制度，也是一種經濟制度。今天發言是對這些看法的概括，核心內容涉及到黨作為使命型政黨的具體含義，以及它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關系。

一、列寧晚年之問與中國道路的源起

中國革命、中國道路的緣起跟十月革命有密切關系，如何理解十月革命所開辟的道路的性質非常關鍵。大家請看這幅照片，這是后來成為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的葛蘭西。他在十月革命以后寫了一篇文章，文章題目很有意思，叫《反<資本論>的革命》。

安東尼奧·葛蘭西。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有人講到馬克思的理論很難中國化，其實這個問題俄國人也碰到了。葛蘭西為什么將其稱之為《反<資本論>的革命》？因為葛蘭西意識到俄國革命是不能直接用《資本論》的理論解釋的。他這里指的馬克思的理論是指第二國際時期流行的生產力一元決定論，葛蘭西認為這樣的理論很難解釋十月革命。

當然，我們都知道葛蘭西本人跟第二國際，跟考茨基那些人不一樣。考茨基等人不光在理論上，也在實踐上都反對俄國搞社會主義。

卡爾·考茨基，社會民主主義活動家。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葛蘭西在實踐上擁抱社會主義，他后來成為了意大利共產黨的總書記。當然，他清晰地意識到，對《資本論》和歷史唯物論作生產力一元決定論的理解與十月革命之間存在矛盾，客觀上需要加以協調。

無獨有偶，作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也遇到了這個問題。李大釗在1919年發表于《新青年》的一篇文章《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也談到了這個問題，這篇文章很長，他從歷史唯物主義講到政治經濟學，講得很細。

李大釗同志理論水平很高，今天我們要重新認識大釗同志的地位。他說，馬克思有兩個觀點，一個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力是推動歷史的根本因素；另一個是講階級斗爭是歷史的火車頭，這兩個理論之間有矛盾。如果你接受第一個觀點，你就無法理解俄國革命，也無法理解當時的中國為什么要搞社會主義。

在這個問題上，我想提一下列寧本人對十月革命道路的認識。今天我們講馬克思比較多，列寧講的比較少，我覺得這個是不對的。馬克思的很多設想，是理論設想，真正實踐是在后人那里。

列寧在晚年有一個政治遺囑，是臨去世之前寫的一篇小文章，題目叫《論我國革命》，我把它概括為“列寧晚年之問”。列寧問了兩個問題，并對這兩個問題做了初步回答。

第一，第二國際主義者認為十月革命不是社會主義革命，只是一次政變，針對這一質疑，列寧提出，世界歷史是由特殊性和一般性共同組成的，《資本論》為理解世界歷史提供了一般性理論，但是世界歷史還有特殊性。

所以，列寧包括毛澤東的最大貢獻在于提供了一個關于革命形勢的特殊性的理論。比如我們今天回顧的列寧的兩個重要理論，一個是關于帝國主義最薄弱鏈條的理論，一個是建黨的理論。

這兩個理論解釋了十月革命實現的客觀條件和主觀條件。毛澤東也一樣，當年在井岡山的時候，毛澤東回應林彪紅旗還能打多久時，給出了回答。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有三篇重要文獻，他說我們為什么能搞工農武裝割據，原因在于：1、國內反動派不是鐵板一塊，2、帝國主義不是鐵板一塊，因此我們能夠進行武裝割據。

這兩個條件如果不成立，比如二戰以后，東南亞國家共產黨搞武裝斗爭，但是很難具備上面兩個條件。因為世界體系、美國人鐵板一塊，沒有像當年那樣的條件。從井岡山時期到后來抗日戰爭時期，一邊是英美帝國主義，另一邊是德國日本帝國主義；國內一邊是蔣介石，另一邊是汪精衛。我們看《沙家浜》，里面有活生生的表現，反動派不是鐵板一塊，因此共產黨能壯大。

第二，列寧進一步問說憑什么我們不能先取得上層建筑，趕上西歐發達國家水平？這個就觸及到葛蘭西和李大釗的那個問題：如何處理歷史唯物主義與俄國革命所開辟的道路以及與中國革命、中國道路之間的相互關系。

如果要理解中國道路，我們就必須對歷史唯物主義有一個新的理解。總書記在紀念馬克思兩百周年的講話中也提到，我們要對歷史唯物主義有新的理解，傳統的生產力一元決定論有片面性。

二、制度變遷的第二條道路

制度變遷可以概括為兩條道路。傳統的生產力一元決定論講的是制度變遷的第一條道路，即生產力的變化造成生產關系的變化，經濟基礎的變化造成上層建筑的變化。

世界歷史當中，制度變遷第一條道路的例子也很多，我認為最典型的當屬春秋戰國時期的秦國。秦國的生產力水平當時是最先進的。按照考古發現，秦國在用牛耕地，以及在農具中使用鐵器方面，是較早的，其生產力在六國當中是先進的。所以商鞅變法為什么能比較成功，有其生產力的基礎。

當時有個制度叫析戶，也就是18歲以上男丁要分戶，即搞小農經濟。為什么能搞小農經濟呢？因為已經有了牛耕和鐵器等，否則只能是大莊園生產，我們叫農奴制莊園，農奴制莊園向小農經濟過渡需要以生產力為前提。

無論十月革命還是中國革命，都不屬于制度變遷的第一條道路，而是制度變遷的第二條道路。因為它們都是從上層建筑的變革開始的，通過生產關系的變化，最終引起生產力的質的革命。這是制度變遷的第二條道路，這條道路在世界歷史上也有很多例子。

比如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布倫納（Brenner）就曾經研究過類似問題。他比較了16世紀以后英格蘭、法國和東歐的制度變遷道路。在16世紀時，它們的生產力水平都是一樣的，為什么在兩三百年后，其制度變遷軌跡完全不一樣呢？因為在16世紀，這三個地區階級斗爭形勢不同，政治關系主宰了此后兩三百年間各自制度變遷的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