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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烏戰爭爆發一年有余，西方國家除了經濟上制裁俄羅斯，甚至在社會文化領域推進種種“去俄化”運動。關于歐洲“是否應在文化上切斷與俄羅斯的聯系”也引發了激烈爭論。

本文兩名作者基于西方語境與視角，分析了俄羅斯民族“融入歐洲文化”的悠久歷史與深厚社會根基，認為俄烏沖突與本屆俄羅斯政府的政策轉向，深刻地扭轉了這一趨勢，俄羅斯與歐洲（西方）可能陷入長久的隔閡與對立。然而，文章刻意回避了歐美在地緣政治和文化歷史上對俄羅斯民族的壓迫。觀察者網翻譯不代表認同文章觀點，僅供參考。

（文/邁克爾·金瑪吉、瑪利亞·里普曼，翻譯/觀察者網 郭涵）

目前在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肆虐的戰爭，其實始于2014年。

它源于當時俄、烏雙方圍繞烏克蘭的國家戰略取向所產生的沖突。這件事對莫斯科如此重要，以至于它冒著破壞與西方建立起來的工作關系的風險，也要并入克里米亞與出兵烏克蘭東部地區。西方同樣重視此事的后果，決定制裁與嘗試在外交上孤立俄羅斯。

2022年，俄羅斯擴大了戰爭。對俄羅斯與西方來說，沖突從2014年的小打小鬧升級成一場地震。如今克里姆林宮視自己正與整個“西方集團”交戰。而西方一邊支持烏克蘭，一邊渴望竭盡所能地孤立俄羅斯。

雖然并非是俄羅斯與歐洲、美國戲劇性決裂的唯一驅動因素，這場戰爭卻從根本上加劇了雙方的決裂。早在全面進攻烏克蘭多年前，俄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已經發起一場內部轉型，其影響將在這場戰爭結束后長期存在。

這種轉型意味著俄羅斯與西方分道揚鑣——是一次相比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更為全面的轉變。這個故事一半是有關俄羅斯與歐美的物理隔絕，包括失去同西方國家民眾、政府、機構與企業間的聯系；另一半則關于俄羅斯社會生活中新涌現的反西方情緒，這種潮流既有自發的因素，也有政府的助推。這一切變化的速度在俄羅斯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相比2014年，如今西方大幅升級了對俄羅斯的污名化與孤立，并將徹底封鎖俄羅斯作為公開的政策目標。截至2023年，國際刑事法院對俄領導人發出逮捕令。整個國家陷入一場不斷升級的戰爭，這場戰爭令許多西方民眾感到驚恐與害怕。只要這樣的俄羅斯還存在，西方領導人就會向它關閉國內市場的大門、阻止它獲取本國技術，并將俄羅斯的統治精英與廣泛的經濟領域置于制裁之下。

快餐品牌麥當勞放棄俄羅斯業務后，本土品牌接管了其原有的門店

越來越高啟的封鎖之墻，有時也會影響到俄羅斯人本身。今年5月，美國筆會在紐約舉行的年度活動中取消了與兩位俄羅斯作家的小組研討會，盡管兩人都強烈反對戰爭。烏克蘭代表被邀請單獨參加一場活動，他們施壓主辦方取消俄羅斯代表的參會資格，不管對方是否支持戰爭，否則就威脅退出活動。鑒于國際筆會的章程聲稱“在任何情況下，特別是在戰爭時期，代表全人類遺產的藝術作品不應受到民族或政治情緒的影響”，取消俄羅斯代表參會資格的決定令人震驚。

僅僅因為他們的國籍便禁止俄羅斯人參加各種公共活動——這樣的事件越頻繁，克里姆林宮就越是能凸顯其與西方決裂政策的合理性。只要戰爭繼續打下去，就不存在挽回的余地。

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無力左右俄羅斯渴望與歐美斷絕聯系的狂熱。它已經成為本屆俄羅斯政府的代名詞，是其政治與意識形態核心理念的一部分。就算俄羅斯出現一位并不那么公開反西方的繼任領導人，他也很難逆轉這一趨勢背后的龐大驅動力。未來幾十年內，俄羅斯與西方之間的沖突與矛盾可能成為國際秩序中一個積重難返的特質。

對歐洲的愛

不同于此刻的情況，現代俄羅斯是建立在與歐洲的對話與交流之上的。

從17世紀的彼得大帝統治開始，再到18世紀的凱瑟琳大帝時期，俄羅斯一直在努力變得更加歐洲化。正是這些努力讓俄羅斯融入了歐洲的民族國家體系。1812年，俄羅斯擊敗了拿破侖的軍隊，隨后與普魯士、奧地利攜手維護歐洲大陸的穩定。整個19世紀，俄羅斯成為歐洲不可或缺的國家之一，是維也納會議后維持歐洲大陸勢力均衡的重要成員，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歐洲外交的有機組成部分。

縱觀19世紀，俄羅斯在歐洲的文化體系內做出了重大貢獻，尤其是在文學、音樂與芭蕾舞方面。正如安東·契科夫、列夫·托爾斯泰、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伊萬·屠格涅夫、彼得·柴可夫斯基等人的成就所顯示。與歐洲思想和藝術作品的接觸刺激了俄羅斯文化的蓬勃發展。俄羅斯的統治者家族則與好幾個西歐王室有著跨越王朝的聯姻關系。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沙皇尼古拉二世是德皇威廉與英王喬治五世的表兄弟。這些領導人共享一個貴族式、相互融合與開放的歐洲愿景，卻被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后續的動蕩局勢所徹底顛覆。

尼古拉二世（左）與喬治五世（右）

在20世紀，蘇聯以自相矛盾的方式融入歐洲。盡管對一戰后的歐美政府深惡痛絕，但蘇聯的主導意識形態——共產主義——卻是西方的產物。在卡爾·馬克思的啟發下，布爾什維克渴望著一場世界共產主義革命，并對馬克思的祖國德國及其無產階級抱有特殊的期待。蘇聯領導人以西方標準衡量本國的現代化發展，并對美國的大規模工業生產流水線留下了深刻印象。布爾什維克也對吸收歐洲高雅文化展現出令人敬佩的認真，從包豪斯到新古典主義建筑，歐洲的文學與哲學典籍，再到歐洲與美國現代主義的部分元素。在上世紀20年代，蘇聯的視覺藝術、電影與戲劇創作走在歐洲文化先鋒派的前列。

蘇聯是自相矛盾的歐洲國家

1928年前后，約瑟夫·斯大林終于鞏固了國內權力，不情愿地放棄了世界范圍的無產階級革命夢想，宣布要走“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路線。但他依然繼續依靠西方的工程師與技術。斯大林天生對歐洲心存疑慮，也許更傾向于一個“堡壘式的蘇聯”。然而地緣政治——以納粹德國覬覦蘇聯領土的形式——將他的目光栓在了歐洲。到1945年，在戰爭中大獲全勝的蘇聯與同盟國達成協議，將東歐國家從歐洲大陸分隔，并讓蘇聯深度介入歐洲政治。

斯大林去世后，繼任的蘇聯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重拾國際主義理念，其要素之一包括在50年代向歐洲部分地開放蘇聯。1975年的《赫爾辛基協議》確認了歐洲的現有邊界，且沒有挑戰蘇聯對華沙條約國家的控制。隨著這份條約簽署，美國與西歐承認并以法律的形式確認了蘇聯作為一個歐洲大國的地位。

蘇聯生活中一個意外的結果，是社會上出現草根民眾對西方的迷戀。到上世紀70年代，冷戰已經失去了大部分吸引力，蘇聯則越來越艱難地試圖與西方的文化和消費主義勢頭競爭，從香煙、牛仔褲再到流行音樂。某種程度上，蘇聯當局試圖遏制社會中這種西方化的品味與傾向。盡管威脅到政權對意識形態的壟斷，但西方影響力被證明非常難遏制，而蘇共權貴的子女們則是第一批擁抱西方影響力的人。在上世紀80年代，蘇聯社會對西方的仰慕情緒助推了領導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議程，并為蘇聯的最終解體埋下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