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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1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召開前夕，作為伯格魯恩研究院21世紀理事會成員之一，我受到了習近平主席的接見。

在會談中，習主席陳述了“新型大國關系”的三大特征：

——摒棄對抗型與零和博弈的舊思維；

——互相尊重發展道路和文化傳統；

——在共同利益上尋求共同點，追求雙贏。

當天與會的政治領袖、知識分子和高科技行業企業家們的地緣政治觀點雖各不相同，但習主席關于中國將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崛起大國與既成大國間雅典與斯巴達式的敵對關系——的講話，深深地觸動了大家。他的講話反映出政治家的智慧與成熟，讓在座的每個人都心悅誠服。

過去三十年，中國的軟實力建立在兩大基礎之上：

第一，中國有一套令別國艷羨的治理體系，它能夠達成共識、樹立目標、促進團結；能夠從中國人民的利益出發，將政策長久地貫徹下去。這套體系使數億中國人擺脫了貧困。巨型城市在中國大地上不斷擴張；密集的高鐵網絡將這些城市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上海的教育交出了全世界最棒的成績單。而今，懲治腐敗和保護環境也已登上了中國治理的首要議程。

內森·加德爾斯做客觀察者網

中國的軟實力如何，不比不知道：當高速列車把中國80%的城市連接在一起時，一半的印度人還沒有廁所。

我在與尼古拉·伯格魯恩合著的《智慧治理：21世紀東西方之間的中庸之道》一書中寫道：“西方民主應該好好學習中國的‘制度文明’和深植于古老的賢能政治傳統中的治理模式。”

第二大基礎是由鄭必堅提出的“和平崛起”學說。

然而，近幾個月，中國劃出了防空識別區，在南海鉆井平臺；與菲律賓、日本間的爭端也不斷升級；加上被指通過網絡竊取商業情報，都使外界對中國能否言行一致產生了懷疑。與此同時，在克里米亞危機爆發后，中國與俄羅斯越走越近……

這不是說錯全在中國，更不是說中國領土的要求沒有正當性或其他國家（尤其是日本）在矛盾激化中沒有責任。至于網絡諜戰，現在每個人都知道美國國家安全局在全世界的網絡監視已經達到無孔不入的地步。

我真正要指出的是，全球大部分國家都從中國的作為中解讀出了對抗的意味。

中國必須要保持謹慎，防止落入新的陷阱：讓自身的硬實力削弱幾十年積累起來的軟實力。習主席在講話中提醒我們，中國作為一個擁有五千年連續歷史的文明，在國際舞臺上應該扮演一個成熟的角色。要提高軟實力，中國應該主動承擔應對氣候變化的領導工作，或者其他與全人類利益息息相關的事務。這也與中國內部控污環保的迫切需求相吻合。

鄭必堅在談到新概念“在利益趨同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個利益共同體”時，他將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看作核心焦點。

美國的民主政治過于分散，往往陷入僵局，難以在氣候變化事務上領導全球。正因為中國擁有卓有成效的治理體系，它能做成別的國家做不成的事。

如果這樣做，中國將讓世界看到她尋求雙贏的誠意。如果中國不主動讓其他國家放心，很可能被看作東亞地區強橫的霸者。中國的行動如能符合她與鄰國的共同利益，必將化解國際上對中國的疑慮，也會對新型大國關系更有信心。

即使華盛頓當局無能為力，中美之間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仍然有許多合作機會。奧巴馬總統在新近制定的減少碳排放計劃中承認，在美國的聯邦制度下，各州在環保政策的制定中享有自主權。中國的一個大省就相當于好幾個歐洲國家。作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加利福尼亞州已與中國就治理污染、應對氣候變化達成了一系列合作協議，包括碳排放權交易試點項目。

加州州長杰瑞·布朗計劃于今年11月在安納伯格莊園——習奧會的地點——組織中美省長州長會議，欲就氣候變化和治理污染問題在亞國家層面上構建共同議程。

《智慧治理：21世紀東西方之間的中庸之道》（觀察者網朱新偉等/譯）

如果中國對這場會議高度重視，采取主動措施而不是被動接受他人的領導，中國的軟實力和雙贏外交都將獲得極大的助益。

關于中國與軟實力，我還觀察到另一個明顯的現象。

早在哈佛大學的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這個概念之前，20世紀初的意大利共產黨領袖安東尼奧·葛蘭西就對兩種主導權力——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兩種霸權——做出了區分。

對葛蘭西而言，國家霸權（hegemony of the state）是建立在強制力——也就是硬實力——之基礎上的；為了保持穩定，國家必須在社會上確立起對暴力手段的壟斷。

然而，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里的霸權是建立在認可（consent）的基礎上的。葛蘭西認為，公眾對某種世界觀的效忠是靠爭取而不是靠強制取得的。公眾必須自愿接受統治話語，否則從理論上說，這種話語就缺乏合法性。

這里必須指出，葛蘭西和我所說的，都不是選舉等正式機制，而是在世界觀一致的情況下，被統治者對統治者更深層次的認可。

在實踐中，這意味著統治者通過績效——不限于經濟績效，而是全面提升人民生活質量——獲取并保持公眾的認可。如何通過反饋機制傳達公眾的認可，則是另一個很大的話題；任何一種通用型治理形式——比如多黨競選——都不可能適用于所有情況。

對葛蘭西而言，軟實力——即民間社會的認可——能夠給予硬實力以合法性，反過來則不成立。他認為共產黨是民間社會的一部分，而不是國家的一部分。

中共作為國家型政黨融合了兩種形式的霸權，開創了維持權力的新途徑，即模糊強制力和認可之間的界限。

從這個視角出發，對互聯網和博客的打壓或將產生反作用，削弱而非增強自身統治話語的合法性。

在當今高度互聯的世界上，每個人都知道發生了什么，并且也會將信息與他人共享。試圖用國家強制手段屏蔽大家都知道的信息，一旦操作過當將傷害民間社會對統治權力的認可，進而傷害到統治話語的合法性。

我理解中共領導層的擔憂，他們不愿重蹈蘇聯共產黨的覆轍，時刻警惕犯下戈爾巴喬夫“公開性”（glasnost）那樣的錯誤。

但我認為這是對歷史的誤讀。蘇聯的問題不在于公開性本身，而是公開性揭穿了蘇共的謊言和面具，讓公眾發現蘇聯只剩一具空殼，蘇共只是一個裸體的皇帝。

中國與蘇聯不可同日而語。中國的統治者是穿著衣服的。過去30年，中共的績效有目共睹，如果未來中共能將其成績有效地保持下去，必將持續獲得社會對其統治的認可。

蘇聯解體的前幾年，我常去莫斯科。我與戈爾巴喬夫私交甚好，與蘇共意識形態領域高官、公開性的急先鋒雅科夫列夫更是熟稔。從我的個人經驗來看，公開性不是蘇聯崩潰的元兇；蘇共羅織了太多指鹿為馬的謊言，為自己敲響了喪鐘。

當今的世界上，合法性必須來源于績效。在我們互聯程度無比緊密的社會中，統治者如果還寄望于將信息分為民間社會應該知道或不應知道的，并試圖屏蔽信息，是不可能獲得被統治者的認可的。國家過去曾扮演的舊角色與蘇共一起，都被信息革命掃進了歷史的故紙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