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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唐逸如

在日本將福島核電站核泄漏事故等級提高至最高級7級后，肇事者東京電力的不利消息接踵而出：一方面東電可能被迫裁員出售資產，包括出售所持KDDI股票以籌資約21.7億美元，以支付核災難損害賠償金；另一方面，日本政府考慮對可能破產的東電注資、但不國有化的消息也傳了出來。

此時，距離日本“3?11”特大地震已經過去一個多月。

在這一個多月中，日本東京電力公司成為了全世界的焦點，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眾矢之的”。延誤控制核泄漏的最佳時機，處理核事故混亂而低效，排放核污水“先斬后奏”，甚至連歷史上“篡改和偽造安全記錄”的“案底”都被翻了出來。

東京電力的企業形象一落千丈，股價也應聲下跌。日本發生地震一個月后，東京電力股價下跌77%，創下上市60年來的最低值。

面對外界的質疑和壓力，東電卻表現得像一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這個“獨立王國”神秘而低調：拒絕政府的命令、發布會上語焉不詳，日本各大媒體也對其三緘其口。甚至福島核電站2號機組爆炸一個小時后，東電都未向政府報告，令首相菅直人非常生氣：“你們到底要干什么？”

連日本首相都無可奈何的東京電力，究竟是個什么樣的公司？

誰的東京電力？

隱藏在種種交叉持股關系背后的東京電力，屬于所有人，也不屬于任何人。

事實上，隱藏在種種交叉持股關系背后的東京電力，屬于所有人，也不屬于任何人。

東京電力公司成立于1951年，其前身是成立于1883年的“東京電燈”，是明治政府推動日本現代化的產物。經歷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兩場戰爭之后，日本重工業飛速發展，電力行業成為僅次于銀行業的第二大產業，受到了各大財閥的青睞。

二戰之前，東京電燈公司與日本東邦電力的子公司“東京電力”合并，成立戰前的東京電力公司。東邦電力是當時日本五大電力公司之一，隸屬于三菱財閥。而東京電燈也屬于巖崎財閥的關聯公司。

戰后，日本財閥被強制解散。財閥家族所持有的股份都賣給了日本公眾。“但東京電力卻受到了眷顧，沒有被解體，”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張浩川介紹，“這是一個比較奇怪的現象?？赡墚敃r麥克阿瑟認為電力部門比較重要，電網也需要有統一的制式和標準。”1951年，日本發送電公司和關東配電公司重組，成立了戰后新的東京電力公司，并于當年上市。

逃過了“一劫”的東電公司，其股權結構也得以完整地保留下來。盡管已經上市60年，但是東京電力的所有權依然牢牢地掌握在各大銀行、信托、保險等金融機構中。

截至2010年9月，東京電力的前三大股東分別是日本信托服務銀行(Japan Trustee Services Bank Ltd.)、日本第一生命保險公司(Dai-Ichi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和日本萬事達信托銀行(Master Trust Bank of Japan, Ltd.)。

如果了解日本的商界，你會發現它們的名字是如此熟悉。因為每一家日本大企業的背后，都由類似的金融機構控股。它們之間的區別只在于具體的持股比例。比如日立公司，日本萬事達信托銀行、日本信托服務銀行分別是其第一、第二大股東，而日本第一生命保險公司則排名第九。

在這些投資機構的背后，則是更龐大的金融財閥型企業集團。日本信托服務銀行成立于2000年，是由大和銀行（Resona Bank）、住友信托銀行（Sumitomo Trust）和三井住友信托集團（Sumitomo Mitsui Trust Holdings）共同出資組建的，三井住友信托集團是三井集團和住友集團的核心。

而東電的另一大股東日本萬事達信托銀行，其80%的股份掌握在三菱日聯信托銀行（Mitsubishi UFJ Trust & Banking Corporation）和日本生命保險公司（Nippon Life Insurance Company）手上。這兩家金融機構都隸屬于三菱集團。

大企業集團與金融機構之間盤根錯節的交叉持股關系，讓整個日本大型企業連成一體。資料顯示，日本信托服務銀行持有日本第一生命保險公司3.25%的股份，為其第三大股東。日本第一生命保險公司則是大和銀行第二大股東，持有4.80%的股份。而大和銀行又是日本信托服務銀行成立之初的三個投資方之一。

2011年4月，住友信托銀行和中央三井信托控股公司合并，成立新“三井住友信托集團”。在新公司中，日本信托服務銀行通過6個不同賬戶持有16.35%的股份，是其第二大股東。

很顯然，大企業集團受日本歷史上的“財閥”制度影響深遠。張浩川向記者介紹，三菱財閥雖然被解散了，但是直到今日，凡是和三菱有關系的公司老總都會在禮拜五聚餐，在吃飯的過程中溝通信息、達成默契。

大企業集團的此種聯絡體制在日本被稱為“某某會”。以三菱集團為例，因為聚餐的日子選在周五，所以又稱金曜會（日語中星期五為金曜日）。金曜會是三菱企業集團的核心機構，由集團主要企業的經理組成，有獨立的事務局，能夠進行決策。旗下涵蓋包括三菱重工在內的共80家企業，全都為三菱集團的持股或關聯公司。在日本，類似這樣的大企業集團共有6家，分別為三菱、三井、住友、芙蓉、第一勸銀、三和。

日本企業之間交叉持股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比如謀求共同利益和避免海外資本收購本土企業。但是同樣帶來了監控權旁落的嚴重問題。

“對于這些銀行來說，持股就是持股，只要企業好好發展，我獲得利潤就可以了。不像有明確大股東的公司，對企業的監控非常嚴格。持股人對企業的控制很弱，而企業的控制權都跑到了經營者手中。”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副教授張玉來告訴記者。

這也解釋了為何在此次福島核危機中，一直是東電方面的人出面溝通。因為說不清東京電力究竟屬于誰。事實上，隱藏在種種交叉持股關系背后的東京電力，屬于所有人，也不屬于任何人。

東京電力“國有化”之爭

“枝野幸男曾說要把東京電力國有化，結果遭到了經團聯的反對，之后他就再也不敢提了。”

企業控制權的旁落，導致缺乏監控而只是臨時管理者的企業官僚行為失控，東電歷史上多次篡改安全數據而不為人知。

本次核事故初期，東京電力為了自身利益而拒絕向安全殼內注入海水，導致核泄漏事故升級擴大。這被大多數人認為暴露了私營企業“利益至上”的弱點。

“如果是中國政府，出了類似的事情，肯定不惜一切代價進行救援。”廈門大學中國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強如是說。

東京電力危機中的糟糕表現，激起了各界的激烈批評，坊間一直流傳日本政府考慮將東電國有化的說法。日本旅華作者加藤嘉一在專欄大聲疾呼“東京電力應該國有化”，認為“此刻最重要的是像中國共產黨那樣的體制優勢和指揮能力，戰勝危機取決于開放的信息和堅韌的精神”。

然而，在日本對東京電力進行國有化改造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戰后日本以原地方電力公司為基礎，組建各自獨立的九大電力公司，采取發輸配售一體化的電力體制，導致電力生產供應的地區壟斷經營，但從日本全國看又是各自為政、互不統屬的諸侯，尤以關東和關西地區歷來“不和”。

這個局面的后果是很嚴重的——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個電頻不統一的國家。這與明治維新后日本從國外引進不同電力設備有關。關東引進的是德國50赫茲的發電設備，而關西卻從美國進口，自然是60赫茲。

日本政府無法統一全國電頻，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電力公司的反對。中國能源研究會能源經濟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吳鐘瑚解釋：“電頻標準不一樣，實際上就是一種壟斷。競爭方進不來，電力公司就可以劃分勢力范圍。”

地區壟斷的電力體制在此次救災中廣受詬病。雖然關西電力公司電力有剩余，可卻因為彼此的頻率不同，無法相互調劑。如果此次東電實施國有化，那么是否意味著其他電力公司也要進行國有化改造？

這顯然是不現實的事情?，F階段，日本政府的收入只有支出的60%左右，而政府國債已達到GDP的兩倍。“日本政府背了這么多債，不可能再有能力收購東電。”旅日獨立觀察人士鐘慶認為。

除此之外，東京電力國有化最大的阻力來自日本的政經體制。“畢竟日本的企業，各行各業都交叉在一起，牽涉到各種各樣的利益”，張浩川分析道。

“枝野幸男曾說要把東京電力國有化，結果遭到了經團聯的反對，之后他就再也不敢提了”，張玉來說。

經團聯是誰？為什么經團聯一發話，枝野幸男就閉嘴了？

日本政經體制之惑

以幾大財閥松散聯合的經團聯為紐帶的日本社會網狀權力結構，既成為日本奇跡曾經的體制優勢，也成為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后的體制夢魘——財界、政界都沒有能力作出重大變革。

日本經團聯全稱“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是日本各大企業的聯合會，代表著日本的財界，潛在地控制著日本政界，會長被稱為“經濟首相”，其實際地位甚至可能比首相還要重要。

通過交叉持股勾連成一體的日本財界，正是通過經團聯這個“看得見的手”完成一體化，又通過經團聯來溝通協調各自利益，分配政治捐款——“政治獻金”，從而實現對政界的控制和影響。

歷史上，經團聯一直向自民黨提供“政治獻金”，以維護“自由的經濟體制”。1993年，日本“55年體制”破滅，自民黨結束了長達38年的統治。而經團聯也同時宣布停止對自民黨提供“政治獻金”。2004年，經團聯恢復了“政治獻金”，但改變了其做法。經團聯不再向下屬企業攤派“政治獻金”，而是對自民黨和民主黨兩黨政治表現和政策主張評分，向企業提出分析結果，引導企業捐獻政治資金。

即使如此，經團聯對于政界的影響力依然非常巨大。日本人擁有很強的集體主義精神和從眾心理，也強調“內外有別”的圈子文化。“在日本，入職不叫入職，是入社，意味著我這一生都是為這個企業服務”，張浩川說。

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經團聯雖然不直接干涉下屬企業，但其約束力卻是無處不在的。鐘慶告訴記者，“地震之后，關東地區受災，很多企業缺少石油，無法運轉。而經團聯呼吁其他地區增產以支援災區，關西地區立刻24小時運轉（煉油）。”可見經團聯對于日本企業的巨大號召力。

除了“政治獻金”以外，經團聯對于日本政府的巨大影響還體現在“選民”和“納稅”上。這同樣與日本的集體主義精神有關。“日本的選舉投票率其實非常低。”張浩川介紹，“日本人都不愿意投票。如果企業支持某個政黨，號召員工去投票，那么有很大一部分員工的選擇會和企業相同。至少企業能組織員工去投票。”

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的加深，越來越多的日本企業搬離日本本土，選擇在海外開設工廠。造成日本企業“空洞化”的現象。沒有企業的生產，意味著政府失去了重要的稅收來源。“現在日本政府想方設法要把企業留下來。要不然你政府就沒法經營了。所以經濟界的勢力很強大。”張玉來說。

在歐美，利益集團對政府的滲透和控制都不是秘密。在美國，甚至衍生出了相關的游說公司。但是與美國不同，日本的利益集團只有一個，那就是經團聯。

但是，在日本文化環境中，“經團聯的約束無處不在，但卻并沒有超脫性和強制力。”鐘慶說，主要大企業松散聯合起來的經團聯對企業缺乏法律強制力，也必須尊重各大財閥的利益，比經團聯更弱勢的政府就更無可奈何了。

這樣，以幾大財閥松散聯合的經團聯為紐帶的日本社會網狀權力結構，既成為日本奇跡曾經的體制優勢，也成為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后的體制夢魘——財界、政界都沒有能力作出重大變革。

于是，東電公司背后的日本電力體制長期以來甚至連標準都不能統一，畫地為牢，各自壟斷，而受經團聯影響控制的日本政客和政客們走馬燈似的組成的“臨時政府”更是無可奈何。

這種局面下，九大電力公司盡量避免其他人侵蝕自己的地盤，甚至借對方“出事”之機挖墻腳，鼓動與己相鄰區域其他公司用戶使用自己的供電，同時強力抵制不同公司電網間互聯。

本次災難中東京電力電網有近26%的電力缺口，僅能與中部電力系統通過三座變頻站最多交換120萬千瓦電力，與東北電力系統的聯絡線最多輸送200萬千瓦電力。由于網間聯絡線輸送能力的約束，東京電力公司僅能獲得100萬千瓦區外電力支援，對緩解電力供應不足局面作用有限。

“日本是從自由競爭資本主義進化來的國家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不徹底，政權缺乏整合力。”獨立研究者任?昊認為，資本主義發展到今天，電網這樣的天然壟斷行業，與其被私人壟斷不如被國家壟斷，相對于日本九大電網企業各自為政的系統性損耗和風險，國家壟斷的效率損失甚至可以忽略。

但在日本既定政經體制下，東電國有化依然“難于上青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