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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月，基辛格開始運用一些他作為學者和公共智囊團所擁有的本事，尤其是非正式的人際網絡可以提供比外交部和大使館更好的外交渠道的經驗。作為寫他人生第二卷的前奏，我試圖在所有與他在政府時期有關的回憶錄的基礎上來描繪基辛格的人際網絡圖。這些為基辛格的人際網絡描繪出了一個基本的框架，因為他們都被基辛格本人以及當時的政府所銘記。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兩人自己的回憶錄記錄了他們心中對自己人際網絡關系的描述，在其他人的回憶錄中記錄了尼克松政府和福特政府各自的網絡關系，而尼克松政府和福特政府實際的直接交往記錄，也顯示出政府成員個體在彼此的回憶錄里發揮了多么大的作用。在前三張圖中，靠近中心位置的“自我”節點（在第三個例子中是指所有撰寫回憶錄成員的組合身份）以及節點周邊的區域是相比起來更重要的部分。在第四張關系圖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誰提到了誰，并通過他們彼此接觸的意向、深入的程度，以及是誰是主動方等信息分辨他們的接觸頻率。

這些圖清晰地說明了在尼克松-福特時代，究竟誰在扮演重要角色。對尼克松來說，基辛格的重要性不亞于他的妻子，他是兩屆政府中最重要的一員，甚至一定程度上，基辛格的重要性超過了接任總統的福特本人。重要性排在在基辛格之后的是尼克松的幕僚長霍爾德曼，接下來才是福特和白宮法律顧問約翰·迪恩。除此之外，還有約翰·埃利希曼(美國內政部長助理)、財政部長約翰·康納利、未來的美國總統喬治·布什，以及亞歷山大·黑格(基辛格的助手，時任副總統，他也是霍爾德曼在水門事件后的繼任者)。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尼克松眼中的世界”和“基辛格眼中的世界”是顯著不同的。從本質上來說，在其總統任期期間，尼克松的圈子很大程度上是被約束在白宮之內的。除了他的妻子和女兒，尼克松在回憶錄里提到最多的就是基辛格、艾森豪威爾(他的副總統)、哈爾登曼、厄里奇曼和海格。相比之下，基辛格的回憶錄中提到重要的外國領導人的次數幾乎和他侍奉的美國總統次數一樣多，而他辦公室的頂頭上司時任國務卿的威廉?羅杰斯被提到的次數更是屈指可數。更引人矚目的，是那些在基辛格回憶錄中提到次數最多也最為重要的外國人物，其中大部分是蘇聯人，比如蘇聯駐華盛頓大使阿納托利·多勃雷寧、蘇聯外交部長安德烈·格羅米科、還有當時的蘇聯總理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除蘇聯人之外，緊隨其后的是中國總理周恩來和埃及總統安瓦爾·薩達。在尼克松最常提到的40個人當中，除了勃列日涅夫和多勃雷寧，只有一個外國人，那就是南越總統阮文紹。而相比之下，在基辛格最常提到的40人名單中，只有16個美國人。當然，國家的安全顧問和國務卿是需要比總統花更多時間去和外國人打交道，這是他們工作分工的本質使然，但并不是所有在這個職位上的人都會像基辛格一樣去不知疲倦地在各國活動協調。

在其執政期間，基辛格登上《時代》周刊的封面不少于15次。1974年，一期《時代》周刊在人物簡介中描述基辛格為“全世界不可或缺的人”，盡管也有批評者指責他時?！皩υ瓌t的關注多于原則本身”?；粮駬碛羞@樣的影響力和聲譽不僅僅是他智慧和努力的結果，更源于他天生的人際交往能力。在外交場合中穿梭只展現了他天賦的一部分。盡管基辛格在他的回憶錄中鮮有提及，但他與阿爾索普兄弟、斯圖爾特和約瑟夫以及專欄作家湯姆?布拉登之間的友誼關系都十分親密。正如《時代周刊》所指出的，基辛格“有一種微妙的等級觀念”。但更重要的是，基辛格的交往圈——甚至包括他在哈佛大學組辦的夏季研討會上所結識的參與者，是遍布全球的。一位匿名人士告訴《時代》周刊，“他總是在尋找那些有能力的人”。另一位他在華盛頓的朋友同時也是他的仰慕者評價道，“很多扇門都是為他敞開的?！彼麄€人的人際關系網絡是他實行“連鎖反應”外交的前提條件——“連鎖反應”外交是以色列副總理依蓋爾·艾倫使用的一個詞語。這也恰恰證明了基辛格“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人都更有影響力”。

20世紀70年代典型的等級制度的弱化以及人際關系的加強有很多好處。從基辛格的觀點來看，這些趨勢大大降低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風險，畢竟這促成了美蘇之間更加頻繁的對話，也開啟了中美之間的溝通橋梁。同時代的人常常把基辛格的外交政策概括為“緩和”，而他自己本身更傾向于將之稱為“相互依賴”。1973年12月，他在倫敦提到，一個國家間相互依賴程度日益增長和國家地區身份認同迅速發展兩者并存的“新的國際體系”已經取代了戰后的國際結構。三個月后，他又提出“能源危機”是全球相互依賴程度加深的前期陣痛之一。到了1974年的4月，他的演講題目又變成了“相互依賴的挑戰”；而到了1975年，國家間的相互依賴已成為“我們外交的中心事實”?！叭绻覀儾怀姓J國家間的相互依賴關系”，基辛格在1974年10月警告說，“我們現在擁有的西方文明幾乎肯定會瓦解”。在他的母校，如理查德·庫珀和約瑟夫·奈伊這樣的學者，也都這做這方面的研究。1972年，在波坎迪山的洛克菲勒莊園舉行了第一次三邊委員會會議，1975年又在蘭布依勒舉行了“六國會談”(英國、法國、意大利、日本、美國和西德)的第一次會議，這都表明國家間相互依賴的關系逐漸走向制度化。《紐約時報》用一篇名為“相互依賴日”的社論來紀念《獨立宣言》的200周年，這也是吉米·卡特總統和他的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所極力推崇的一個概念。

然而，在一個各國相互依存程度更高的世界里，既有機遇，又有挑戰。正如布熱津斯基在他的著作《兩個時代》中所指出的那樣，由“科技時代”創造的新的“全球城市”是“一個緊張、激動又支離破碎的相互依賴網”。這在很多方面都是正確的。在冷戰的前半期，兩個超級大國可以通過控制輿論和對不當言論進行審核來控制信息傳播，任何一個間諜或叛變或丑聞都被政府緊緊控制著，在大多數情況下，關于一國的國家安全機密從一個國家傳到另一個國家幾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情況在20世紀70年代發生了變化。從1971年丹尼爾·埃爾斯伯格向《紐約時報》提供關于五角大樓文件開始，一些泄露的官方文件開始通過一部分自由媒體出現在西方國家的公共視野中，也有一小部分通過地下文學，尤其是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Gulag)等文獻公開出現在蘇聯集團中。媒體的泄露反過來又加劇了大學校園內部和城市里的社會抗議活動，這使得20世紀70年代初期的社會動蕩甚至比二戰后的25年期間更為狂熱。在1960年代和1980年代之間，美國總共發生了近400起由不同群體參與的抗議活動，不僅包括黑人民權運動，還有女權運動、美國原著民權力運動、同性戀權力運動以及反越戰、反核武器、反貧困、反工業污染等抗議活動。

和大多數參與過二戰的人一樣，尼克松和基辛格對這些抗議者沒多少耐心，實際上，基辛格把他在上世紀60年代末在哈佛遇到的學生激進分子比作上世紀30年代初曾參加過紐倫堡集會的德國學生。然而，在1970年5月9日的幾個小時里，尼克松冒險走出白宮，與在林肯紀念堂露營的一群學生抗議者對峙。作為一個以逃避和保守著稱的人，這對他來說是一種非常不尋常的嘗試。尼克松告訴抗議的學生們：“我為他們錯過了我前一天的新聞發布會而感到遺憾，因為昨天我已經試圖去解釋·····我對越南的期許和他們一樣，都是努力去停止殺戮，結束戰爭，帶來和平。我們目前的行動不是為了入侵柬埔寨，而是要從越南脫身，不過他們似乎還沒有任何回應。我非常可以理解他們的厭戰情緒，但我希望他們對戰爭的厭惡不要變成對我們的整個體系、整個國家和它所代表的一切的仇恨。我知道或許你們當中的很多人都認為我是個混蛋，但我希望你們知道我非常理解你們的感受?！?

或許尼克松真的理解抗議者們的感受，但在他們隨后向記者們的闡述中可以發現，抗議者們似乎一點也沒有理解他的感受，或者說，他們根本不在乎。

早在尼克松被《華盛頓郵報》揭露犯欺詐罪之前，基辛格就明白人際關系比聯邦政府內部的官僚階層更有用。尼克松的失敗這是他過于孤立不善經營自己的人際圈帶來的后果，因為在他出事后，他在機構里可信賴的可以救他的朋友實在太少?；粮裰滥切┧苁煜さ目棺h學生們并不足以使他去浪費時間，但在福特時期，他依然在全國各地巡回并向中西部的人發表演講，他試圖向更廣泛的公眾解釋他的戰略理念，盡管收效甚微。在某種程度上，基辛格最了不起的功績是他一點都沒有參與到尼克松水門事件的策劃當中，如果他參與了，這對他將是致命的。一個天才的社交老手總是知道哪些節點需要避免。

基辛格這種跨越界限和專業的人脈網絡甚至在他1977年離開政府后依然發揮著長時間的威力，他的社交圈在基辛格協會咨詢公司中得到制度化，并在他長年不間斷地各國飛行、開會、交流、用餐中得以維持。相比之下，尼克松之后的執政機關明顯感受到他們的權力極大地受到國會審查的限制并被媒體所左右。而在那之后的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或國務卿，無論他們多么有才華，都無法與基辛格取得的成就相媲美。

（觀察者網吳迪譯自1月20日美國POLITICO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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