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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尼爾·弗格森  翻譯/劉嘯云】

2022年，戰爭卷土重來。 “第二次冷戰”很可能在2023年升級為“第三次世界大戰”。

戰爭即人間地獄。但凡目睹烏克蘭的現狀，或看看愛德華·貝爾格（Edward Berger）的《西線無戰事》（這是網飛（Netflix）最近拍攝的一部令人肝腸寸斷的電影，改編自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1929年的經典反戰小說），便不會對這一點有所懷疑。

當然，對于受戰火波及的人們而言，即便只是一場小規模戰爭也堪比地獄，而世界大戰要數人類有史以來對同胞犯下的最大惡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于上月發表了一篇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章，就“如何避免另一場世界大戰”做出深刻思考。1914年，“技術進步使歐洲各國的軍事實力大增，而各國對這一變化認識不足，以至對彼此造成了空前的破壞”。隨后，歷經兩年的工業化大屠殺，“西方主要參戰國（英國、法國和德國）開始致力于終止這場殺戮”。然而，縱有美國的居中斡旋，這一努力也以失敗告終。

基辛格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冬季的到來為發生在烏克蘭的大規模軍事行動按下暫停鍵，值此之際，當今世界是否已意識到，我們正身處一個（可與1916年的和平機遇）相提并論的轉折點上？”去年此時，我預測俄羅斯將入侵烏克蘭。一年后，問題在于，我們是否有望設法結束這場戰爭，抑或這場戰爭注定繼續擴大升級。

誠如基辛格所言，兩大擁核國家正為烏克蘭的命運而角力。其中一方是以常規戰爭形式直接介入的俄羅斯，另一方是通過向烏克蘭提供帕蘭提爾技術公司（Palantir Technologies Inc）所謂“先進算法作戰系統”而間接介入的美國及其盟友。近日，帕蘭提爾技術公司首席執行官亞歷克斯·卡普（Alex Karp）向《華盛頓郵報》專欄作者大衛·伊格那提亞斯（David Ignatius）表示，“先進算法作戰系統”現已威力極強，以至“相當于用戰術核武器與僅有常規武器的對手作戰”。試想一下，這可能意味著什么。

硝煙再起，世界大戰也將卷土重來嗎？假如果真如此，我們所有人都將受到波及。1991年到2019年是第二次“戰爭間隔期”，在此期間，我們看不見戰爭對全球經濟的影響。這一時期的戰爭（如波斯尼亞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都規模較小，以至于我們忘記了，戰爭會給我們帶來通貨膨脹、債務違約甚至饑荒——因為大規模戰爭會將生產力與貿易一并毀壞，并威脅財政與貨幣政策的穩定性。

戰爭之關乎實際資源調動，不亞于其關乎財政與資金——每個大國都需為其人口與工業提供供給。在各國高度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時代，大國仍需保留在戰時自給自足的能力。而相較于自由貿易和比較優勢，自給自足會使物價更為高昂。

縱觀歷史，一國實力主要仰仗軍備技術優勢，包括情報和通信。因此，問題的關鍵在于：要打造一支一流軍隊，有哪些重要投入是不可或缺的？

1914年，上述問題的答案是：煤、鐵，以及大規模生產火炮、炮彈和蒸汽船的制造力。1939年，答案是石油、鋼、鋁，以及大規模生產火炮、輪船、潛艇、飛機和坦克的制造力。1945年以后，答案是上述所有因素，以及制造核武器的科學和技術水平。

而今，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大規模生產高性能半導體、衛星及奠基其上的算法作戰系統的能力。

從二十世紀的世界大戰中，我們能得出哪些關鍵的經驗教訓？第一，美國憑借豐富的自然資源以及技術和金融優勢的結合，具有不可戰勝的實力。第二，占據主導地位的英語帝國缺乏威懾力。

整整兩次，英國都未能阻止德國及其盟友開啟世界大戰的賭局。這主要是因為，無論自由黨政府抑或保守黨政府，都不愿要求選民在和平時期做出犧牲，也都在治國方面毫無建樹。最終的結果是兩場代價沉重的沖突，由此造成的生命和財富損失遠超有效威懾所可能付出的代價。英國在兩次大戰中元氣大傷，無法繼續維系其帝國。

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后，美國取代英國，成為占據主導地位的英語帝國。憑借核武末日的威脅，美國成功遏制了蘇聯，使馬列主義浪潮無法越過易北河與多瑙河深入歐洲腹地。然而，美國未能成功阻止蘇聯支持的組織和政權在“第三世界”傳播共產主義。

如今的美國同樣缺乏威懾力。去年，美國未能阻止俄總統普京入侵烏克蘭，這主要是由于美國并不非常信任自己訓練的烏克蘭國防軍，也并不信任控制著烏克蘭國防軍的基輔政府。而美國最近一次的威懾目標是臺灣。

2022年10月，拜登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姍姍來遲。此類文件通常由一個委員會起草，但這份文件中自相矛盾之處卻如此醒目。作者宣稱，“后冷戰時代業已告終，大國競爭將塑造世界未來的態勢。”然而，“我們不謀求沖突和新冷戰”，因為世界主要打工面臨氣候變化、新冠病毒和其他流行病等“共同挑戰”。

另一方面，“俄羅斯悍然發起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其對自由開放的國際體系的直接威脅、對當今國際秩序之基本法律的肆意藐視由此可見一斑”。而中國是“唯一既有重塑國際秩序的意圖，又日漸獲得相應的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實力的競爭對手”。

那么，為了遏制這些對手，美國將采取何種措施？美國給出的方案聽起來與其冷戰時期的策略頗為相似：

“我們將組建一個盡可能強大的聯盟，從而推進并捍衛世界的自由、開放、繁榮與安全。”

“首先，我們將維持相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長期競爭優勢；同時，對于依舊極其危險的俄羅斯，我們將加以限制。”

“我們必須確保戰略對手無法利用美國及其盟友的基礎技術、專業知識或數據，損害美國及其盟友的安全。”

換言之：組建并維系聯盟，努力防止對手的技術趕超。這一策略雖無冷戰之名，卻行冷戰之實。

自2022年2月24日以來，美國對烏克蘭的支持無疑成功削弱了普京政府。俄軍損失慘重，失去了大量訓練有素的戰斗人員以及軍事裝備。俄羅斯的經濟萎縮程度或許不及美國預期（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去年俄經濟僅萎縮3.4%），但西方的出口管制已使俄羅斯進口業崩潰。隨著俄羅斯進口零部件和機器庫存告罄，包括國防和能源領域在內的俄羅斯工業將深陷停滯。

去年，俄羅斯中斷了對歐天然氣出口，由于沒有其他備用管道，天然氣供應很難恢復。普京自以為能夠以天然氣為“武器”使西方走向分裂。但目前看來，這一想法已經落空。俄羅斯還試圖封鎖黑海糧食走廊，從而向烏克蘭及西方施壓。但這一措施的戰略價值同樣有限，貧窮的非洲和中東國家成為最大受害者。

現在看來，俄烏戰爭使俄羅斯淪為其最大貿易伙伴中國的經濟附庸。西方的制裁意味著俄羅斯出口到中國的商品必須打折出售。

然而，美國的戰略存在兩個明顯問題。第一，假如算法作戰系統的威力相當于戰術核武器，那么，鑒于俄羅斯沒有算法作戰系統，普京最終很可能被迫動用戰術核武器。第二，拜登政府似乎已全權授權基輔決定和談時機，但俄羅斯顯然不可能接受烏克蘭提出的和談條件。

因此，這場戰爭似乎注定要像上一次冷戰期間的朝鮮戰爭那樣長期持續，直到陷入僵局、普京去世，俄烏雙方達成停戰協議、重新劃分疆界。但持久戰的問題在于，美國和歐洲的民眾往往比敵人更早厭倦戰爭。

相較于俄羅斯，中國是一塊更加難啃的骨頭。一場代理人戰爭足以使俄羅斯的經濟和軍事倒退三十年。而對于中國，如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所言，比代理人戰爭更可取的做法是在“包括微電子、量子信息和人工智能在內的計算機相關技術”以及“生物技術和生物制造”方面遏制中國的技術發展。

沙利文還聲稱：“在出口管制方面，我們必須重新審視長期以來的前提，即在某些關鍵技術上保持‘相對’優勢。我們之前的方法是保持‘浮動優勢’，即只需在技術上領先對手幾代。然而，如今的戰略環境已經改變。考慮到高級邏輯、存儲芯片等特定技術的基礎性本質，我們必須保持盡可能大的領先優勢。”

沙利文認為，對俄制裁“表明技術出口管制不只是一種預防性工具”，而且可以成為“美國及盟友的新型戰略資產”。同時，美國還將加大對國產半導體及相關硬件的投資。

該方法的可行性已在第一次冷戰的經歷中得到驗證。蘇聯經濟體之所以在信息技術方面落后于美國，部分原因正是美國的出口管制。然而，這一做法對中國能否奏效，仍是存疑的。中國已成為了世界工廠，正如二十世紀的美國，其工業和經濟的發展遠比蘇聯的巔峰期更為全面和深厚。

劉慈欣的科幻小說《三體》中有這樣一個情節：三體人在派出侵略軍穿過太空的同時，以星際監視遏制地球的技術進步。對中國發展的遏制，真的能幫助美國贏得第二次冷戰嗎？

誠然，近期美國商務部的對華出口限制（限制對華出口先進圖像處理設備和芯片制造技術，禁止在中國超級計算機上使用美國芯片和專門技術）使中國相當為難。這一措施幾乎完全切斷了中國從韓國、臺灣和 “美國人”（指所有美國公民和美國綠卡持有者）處獲取高端半導體芯片的渠道。

中國也確實無法拿出立竿見影的對策。中國的絕大部分芯片制造能力都處于低技術節點（尺寸大于16納米）。中國大陸無法在一夜之間復制出一個擁有先進芯片制造技術的臺積電。哪怕武力收復臺灣，也不能指望臺積電會照常運轉——臺積電的芯片工廠極有可能毀于戰火；即便工廠得以保全，假如工作人員逃離臺灣，來自美國、日本和歐洲的設備停止供應，工廠也無法運轉。

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束手無策。中國在銅、鎳、鈷、鋰等礦產的加工領域占據主導地位，這些礦產對現代經濟至關重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控制著逾七成稀土的開采和加工。所謂“稀土”包括17種礦產，用于制造智能手機、電動汽車、太陽能電池板和半導體等設備的組件。假如中國切斷對美國的礦產出口，雖然無法對美國造成致命打擊，但足以迫使美國及其盟友倉促開發其他礦源。

不可持續的財政政策往往被視作美國的“阿喀琉斯之踵”。國會預算辦公室的數據顯示，未來十年間，聯邦債務的利息支出可能超過國防支出。同時，假如聯邦儲備委員會采取量化緊縮措施，那么由誰來購買每年增發的所有美國國債，目前猶未可知。

中國是否可能以此為契機，在金融方面向美國施壓？截至今年7月，中國持有價值970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是美國國債的第二大外國持有者。很多人都意識到，假如中國選擇拋售美國國債，將導致美國國債收益率上升、美元匯率下跌，盡管這一做法也會使中國自損八百。

相較于金融領域，美國在資源方面甚至更為脆弱。美國早已不再是制造業經濟體，而成為了一大進口國。美國海軍陸戰隊中尉馬修·蘇亞雷斯（Matthew Suarez）在《美國使命》上發表了一篇頗具見地的文章，文章指出，這一轉變使美國高度依賴世界商船。蘇亞雷斯寫道：“除石油和大宗商品外，絕大多數國際貿易貨物都是通過約6.1萬艘商船上的600萬個集裝箱來運輸的。這種商品流動必須基于同樣穩健的數字信息平行流動。”

在蘇亞雷斯所提及的兩個領域，中國的主導地位都日漸增強、不容低估。“一帶一路”倡議推動了基礎設施建設，從而降低了中國對海運的依賴。同時，上海西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也迅速崛起，成為最先進港口操作系統的領先供應商。

俄烏戰爭提醒我們，在戰爭中，對貿易的擾亂可以被用作重要武器。這場戰爭還警示我們，無論是否有進口渠道，大國都必須保證大規模生產現代武器的制造力——戰爭進展至今，俄烏雙方都已消耗海量的炮彈、導彈、裝甲車和無人機。在任何可能發生的中美沖突中，“美國究竟能堅持多久”都是一大關鍵問題。

我在胡佛研究所的同事杰奎琳·施耐德（Jacquelyn Schneider）一針見血地指出，僅僅“支援烏克蘭四個月……就已大量消耗了美國的武器儲備，包括三分之一的‘標槍’反坦導彈和四分之一的‘毒刺’防空導彈。”根據皇家聯合服務研究院提供的數據，美國目前火炮彈藥的年產總量，只能滿足俄烏戰爭早期十天至兩周的作戰需要。

美國國防部2022年2月發布了一份有關工業產能的報告，向我們拉響警報：美國生產戰術導彈、固定翼飛機和衛星的公司已將上述設備的產量削減了一半以上。

正如我在其他文章中所指出的，在某些方面，美國今日的處境與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大英帝國類似。假如美國政府像當年的英國政府一樣接連犯錯，美國財政將不堪重負，從而無力阻止在東歐、中東和遠東三大戰場同時爆發的戰爭。

1940年12月29日，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在一次電臺廣播中表示，美國即“民主的兵工廠”。而如今的情勢與當年大相徑庭：假如上述危機真的出現，不會再有一個富有同情心的工業大國，像當年的美國一樣充當“民主的兵工廠”。

在發起對華經濟戰時，拜登政府必須格外謹慎，不可過于咄咄逼人。否則，一旦中國認為其與1941年的日本一樣，除去先發制人、武力取勝外別無選擇，局面可能變得極其危險——何況當今中國的立場遠比1941年的日本更加強硬。

鑒于一戰和二戰前夕都曾發生過一些規模較小的沖突（1912年和1913年的巴爾干戰爭、1936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1936年至1939年的西班牙內戰和1937年的中日戰爭），基辛格對世界大戰再次爆發的擔憂并非空穴來風。眼下，俄烏戰爭的走勢似乎有利于西方，但在最壞的情況下，這可能與上述小規模沖突一樣，是一場更大規模戰爭的預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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