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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北京大學法治研究中心、《經略》聯合主辦的“法權秩序與中國道路”研討會專場之一——張旭東教授《文化政治與中國道路》一書討論會上的一篇發言，作者潘妮妮從對日本當代政治文化中的一個現象分析出發，闡述了“文化政治”這一概念的重要性。張旭東教授隨后也做了簡短回應，觀察者網獲授權一并奉上。】

謝謝廣益。因為我們做國際關系的人都喜歡說“強烈譴責”嘛，現在要強烈譴責一下廣益和唐杰，他們沒有提前告訴我圓桌會議這件事，我前天才知道。不過這本書的問題意識是一直貫穿在我的腦海里的。我想就這本書，接著我上一個panel留出來的部分一起講。

之前自己的文章介紹了日本當代政治文化中一個現象，即年輕人亞文化群體表現出的“保守”傾向。因為是年輕人亞文化，所以是邊緣問題，但是邊緣問題說不定也能幫助我們進入一些重要的東西：因為戰后年輕人受教育的環境，按說應該是與“保守”完全相反的。但是仔細分析這些亞文化年輕人的保守話語，可能會發現他們支持自民黨一定程度上與其說是“喜歡”自民黨，不如說是在“討厭”大眾媒體，“討厭”知識分子，把這些都看作是“老年人”的“說教”。凡是NHK或者朝日新聞說的都不信，都要“討厭”，把對戰后進步話語的反叛當作是獨立和自由的體現。那我們從這里就可以想一個有關文化政治的問題，就是反映戰后進步的話語怎么就成了一種“說教”呢？

剛才的文章是針對年輕人本身來找答案，但與此同樣重要的，是戰后的日本知識分子，在日本戰后的這么一個政治過程中發揮了什么作用，又有何局限性的問題。我想這里面存在著兩個問題，從文化政治的角度來看，一方面，戰后知識分子是否有一套文化政治、文化自覺的敘述。第二，知識分子是否為這套敘述自覺地創造出并發展了一套引發大眾共鳴的形式。而當我們回看日本戰后史的時候，這套東西可能是不充分的。換言之，日本的卓越的知識分子們其實對戰前的問題分析得非常深刻，這并不等于就形成一套自己的“文化政治”。

我想舉個例子，就是日本現代最偉大的一個思想家丸山真男，他對日本政治發展、為什么發動二戰，為什么迅速崛起之后又失敗、以及日本的未來都有極其杰出的思考。因為在二戰中日本人是窮兇極惡嘛，堅持抵抗，讓美國人受盡了損失。但美國人剛開始占領日本之后非常意外，發現日本人都極其溫順，極其人畜無害地擁抱了自己的戰敗。當時美國派了本尼迪克特他們去日本研究，得出來的結論是“哇，日本人的政治心志像十二歲的小孩”，美國人非常高興。丸山真男諷刺說，美國人完全是誤讀。你看日本人給你講的所有事情，他們投降的宣言也好，日本天皇的《人間宣言》也好，都是烏賊想要逃跑時射出的墨汁。

丸山真男是看到了日本和戰前世界秩序的實質的，包括日本戰前為什么沒有市民社會，為什么會進入戰爭的問題。不僅如此，當一些日本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戰后想通過一些西方式的、歐洲式的市民社會來拯救日本的歷史和政治的時候，丸山真男也認為這些市民社會的方式是不能成功的。今天我們看到，日本戰后關于市民社會的嘗試現在遇到很多困難。而這樣的丸山和日本的進步知識分子在60到70年代遇到了一個尖銳的矛盾，就是一方面保守政府挑戰和平憲法和市民社會，這當然與他們的知識和理想相悖，但政府卻主導秩序與發展；但另一方面，戰后受到進步知識教育的年輕人挑戰保守政府，使用的卻是制造混亂的方式。70年代“全共斗”的年輕人占領了東大，沖擊了丸山真男的研究室。丸山真男非常憤怒，就說了一句話：“連軍國主義政府都不會這么做”。從這句話中我們也許可以發現知識分子做出的抉擇。

1968-1969年日本“全共斗”學生運動

舉前面這個例子，是為了說明這種文化政治自覺的困境，連丸山這樣偉大的人恐怕都難以避免。眾所周知，戰后日本的“知識分子”承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因為政治的狀態是比較扭曲的。日本迅速確立了一個新的國家形式，但這個國家形式所賴以確立的憲法是美國加給它的，而且這個憲法老實說確實是一個比較不同的憲法，充滿了關于世界的理想主義，想的是我們要怎么去消滅戰爭。某種程度上這也是把日本作為一個世界發展新道路的試驗場。但很快，50年代就進入了冷戰。這種理想主義已經失去了世界的根基，此外日本政府也馬上就變成了自民黨主導的保守政治，因此也相應失去了國內政治的根基，也沒有日本歷史的根基。這就給知識分子提出一個艱巨的任務，你要去捍衛進步，要去反對日本戰前的統治方式，要去維護和平憲法的框架。然而你要去說明它、證明它，但現實政治是不支持你的。如果現實政治不是自民黨的保守統治，而是一個真正新的革命政府，也許能創造出來新的文化政治的時代。但是缺少這個現實基礎，所以這些知識分子的進步主張就變成了說教，變成對現實政治的被動批評，他們只能這么做。

而且，也因為戰爭本身的復雜程度和它的社會化，日本一切有道德有良知的思想者很難客觀深入地去分析戰爭，因為一講就可能把在戰后善良的、渴望進步的大眾卷入進來，只能把戰爭當做外在的物拋棄掉。這樣的省略又恰恰因為他們有良知、有道德，他們是善良的人。反而是那些可能不那么溫柔的人，我們常講的“右翼”，因為可以無所畏地去討論“過去”，于是就可以從日本的歷史、日本的發展中去提取一些東西，去闡述出一種關于日本民族的文化政治的敘述。這就是從80年代一直持續到現在的日本的新保守主義。從中國人的角度來說，這是很反華的，但是你不得不承認有些東西被很狡猾地隱藏起來了。

很多日本的左翼知識分子，因為這種政治環境，一開始就只能站在被動一個批判的立場。批判立場在傳統的“保守”政治的行為面前是有效的，比如政府跟美國簽《美日安保條約》，要求美國對中國扔原子彈，這種一看就很反人類的政策，批判是有效的。但是今天的新保守主義把自己打扮成另一個樣子，我們中國人看到它在地區制造問題，在國內用什么秘密保護法啊、新安保體制啊侵蝕國民權利，但是在新保守主義的文化話語下，這是“美麗日本”理想，是“心的問題”，是宣揚我們要個人的自由，宣揚日本的革新，回歸正常，適應世界。這些東西，你會發現你沒辦法去批判。因為你沒有一套建立在日本歷史基礎上、與日本的文化、日本政治發展的根基結合在一起的東西，因為知識分子把它給拋棄了，但這恰恰這是因為這些知識分子是很高尚的人。

但更糾結的是，國家的自覺其實還是在知識分子的潛意識里。日本有一些非常優秀的，也是高度具有批判性的學者。有趣的是，聊天聊到天皇的時候口氣都是極度的尊敬，學日語的朋友們知道日語的敬語繞來繞去的，但是他們在談天皇時會用上所有的敬語，像“天皇陛下他老人家”那樣。這種自覺潛藏在里面，但是沒有辦法表達，這就形成了日本知識分子的一種矛盾。反而是那些右翼的，無所謂的人，去建立了這樣一套獨立完整的敘述。這套敘述我認為是有極大的問題，但它卻是可以自圓其說的，所以就導致了日本今天政治的很大問題。這就是我想從文化政治的角度談的問題。

張旭東：我本來不應該插話，但是有一點，我要借潘妮妮回應唐杰（哲學博士，重大高研院講師）對我為什么不用“倫理實體”而要用“文化政治”的質疑，我心里有兩個聲音，一個聲音是“知我者唐杰也”，講得非常對，另一方面我覺得還是不能用“倫理實體”這個詞。妮妮給出了答案，日本就是典型的倫理實體，只要抽掉政治，日本是一個完美的倫理實體，日本人是作為日本人而活著，櫻花啊玉碎啊等等。這個問題在哪兒呢？

日本的左翼知識分子，妮妮提的丸山真男固然很了不起，還有一個了不起的日本知識分子就是竹內好，他們共同有一個很大的敵人，但他們都還是日本人，穿一條褲子。我想講的是一個日本自然主義的問題，或者叫日本的浪漫派，日本人的浪漫想象是把人的倫理世界理解為一種自然，像是在動物世界的意義上作為某一種生命群落活著，在這個意義上日本拒絕歷史。但中國一直是在世界歷史的大浪潮中活著，即使落后，也是歷史中的。竹內好說中國和日本相比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中國再失敗，是在歷史中、在自己的命運中失敗，日本再成功，是放棄抵抗、放棄主體性，沒有歷史的。最后他說日本什么都有了，但什么都不是。中國什么都沒有，但可能有一切。因為中國有革命、有人民，有這些基本范疇。在日本的政治學、政治哲學里，這些基本范疇是沒有辦法建立起來的。這是日本左翼最焦慮的地方，這也是美國的日本研究界最沒辦法的地方。因為總是會碰到日本自然主義，你拿什么民族主義之類的講都打不到實處。這種日本自然主義和中國的問題非常不同。這就是倫理實體和文化政治在概念上需要保持距離的地方。雖然在你的描述上都非常準確，但我還是覺得要對那個僅僅作為倫理實體的政治離開半步，留有一些文化政治上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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