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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經濟中，農協的金融部門也大量介入保險、信用等金融業務，泡沫經濟崩潰后自然出現大量壞賬，而自民黨議員出于選票的需要給予補救和政策優惠。這一現象進一步讓輿論將農協視為日本“秘密政治”和“國家壟斷資本”的象征，同時也帶來了成員本身對組織的不信任情緒。社會對農協的總體評價持續走低。

在批判聲中，學者也總結出日本農協的幾大問題：屬地原則；高度組織化；業務的綜合性和壟斷性，通過全方位的服務形成農村經濟的閉環和獨占；對自民黨的政治依附。

這個總結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是想想似乎又有哪里不對。這些“問題”，不也正是戰后日本農協發揮積極作用的關鍵要素嗎？農協還是那個農協，而之所以前之蜜糖，今之砒霜，其關鍵在于國家的政策目標與大眾輿論的評價標準發生了變化。

當日本國家和大眾把“保護脆弱的農村/農業/農民”作為明確的目標時，那么顯然，農村的合作化就是必然的選擇，而基于日本農村的資源稟賦和歷史條件，前面所列的“問題”，恰恰是實現合作化、自我保護的理性選擇。農村只有結成一個“利益團體”，尋求政策傾斜，才能分享自民黨、官僚、財團主導的經濟發展成果。這個選擇，是當時的政界與農村自治力量共同推動，又得到了當時輿論的認可。

當然，農協的“利益團體”化，必然埋下與其它利益相沖突的伏筆。1980年代之后，日本國家政策目標變成從經濟停滯中“復興”，政府也一步步向里根式的新自由主義靠攏，首相權力逐步加強。再加上農村票倉的萎縮，那么毫無疑問，對農協的評價重點也會從關注它的“社會自治，社會穩定功能”逐漸轉向關注它的“經濟效率，經濟收益”。

與此同時，日本城市化基本完成已多年，民眾的“鄉土情結”逐漸消亡，農村從老一輩文藝創作者筆下“保存赤誠與希望的創造性空間”，轉變為新一代創作者描寫的“提供心靈休憩的獵奇對象”。當城市青壯年一代以為農村的景象是“本來就存在的寧靜”，而不知道是“戰后合作化與組織性斗爭的成果”，自然很難對農協再有正面評價。

《夏目友人帳》片段

農協的“新自由主義”改革

在內外壓力下，1988年到1991年，日本確立了改革計劃。

首先是組織整頓，精兵簡政，旨在削減成本，提升事業營運的經濟效率。都道府縣級經濟聯合組織與全國農業協同組合聯合會（JA全農）整合，大部分（32個）都道府縣級經濟聯合組織轉型為全農地方本部，7個縣整合為單一農協，另有8個道縣保留經濟聯合會。在把部分縣級機構職能轉化給基層農協的同時，削減基層農協數量，從1990年的3561個減少到2020年的587個。

其次是組織內部的“組織力強化”，即發展農協下屬各類組織的活力，除了傳統設置的產業組織、青年組織、女性組織，還發展直銷機構、農協注資法人，以及各種成員或“準成員”的協作性小組等。加強活動支持、人才培育和獎勵制度等。

最后是面向市場，改革對農業的經營指導以及銷售事業體制。通過精簡優化農機農資業務、開展直營業務、加速發展智慧農業、積極開辟國際供銷渠道。其實筆者讀書的時候，對于“農協直送”也多有利用，體驗還是比較良好的。

而站在日本政府的角度看，他們當然不滿足于這種程度的改革。農協改革對自民黨政府而言，既可以改善自己的政治形象，吸引城市選民；又能推動新自由主義的“體制改革”；同時能夠加強日美同盟，還可以為日本主導亞太區域經濟合作體制增加籌碼。這一石三鳥的舉措，不可不積極嘗試。

1995年，日本政府頒布了新糧食法，結束了持續半個世紀的糧食統購制度，打破了農協在糧食流通領域的壟斷地位。第二次安倍政府時期，在TPP談判過程中，官方推動了農協同意開放市場。2016年4月1日，日本正式實施《農業協同組合法》修訂案，形式上看，改革基本的“反壟斷”思路不變，就是削弱農協的地方社會自治功能，向純粹的市場經濟組織轉型。重點內容包括：

2019年3月前廢除日本全國農業協同組合中央委員會（JA全中）對旗下團體的強制約束力，后者最長10年內轉換為自愿性團體。

JA全農改制為股份公司。

都道府縣一級農協改組為一般自愿法人團體，廢除其對基層農協的糾紛調解權。

廢除基層農協的地域準入限制，強化其作為市場競爭主體的獨立地位，取消基層農協的“非盈利性”限制，允許農協針對特定業務成立股份公司。并接受專業會計師事務所審計。

改革基層農協治理結構，基層農協不再以自身名義開展金融活動，其金融事業功能整合進專門的金融機構農林中央金庫。提升骨干農戶在農協中的決策話語權。

從財務報表上看，對農協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的確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降低成本、增加經營收益的作用。但它同樣有必然的缺陷：在日本這個自然資源匱乏，農村與農業組織存在路徑依賴的國家，在當前日本國內面臨普遍的“資產負債表衰退”，缺乏經濟增長點的情況下，用制度安排來推進農村經濟的“市場化”，真的是一種“理性選擇”嗎？事實上，農協的企業化改制進程緩慢，而社會自治功能顯著退化，對國家政策的依賴性卻并沒有明顯降低。

也許，單純用二戰后年輕的經濟學“理性”去衡量農村發展問題，并不是一個太“理性”的選擇。日本決策者又何嘗不知？受制于眾多客觀條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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