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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維：

各位好。非常感謝主辦方給我在此發言的機會。我發言的題目是“基于中國視角和立場的政治歷史觀”。我的發言分成三部分，第一是比較政治學與政治史觀，第二是中華政治史觀應該是什么，第三是中華政治史觀與比較政治學和政治學。

一、比較政治學與政治史觀

“比較政治學”是做什么的？如果用來了解本國以外其他國家的政治，我們會稱為“區域國別研究”。比較政治通過跨時空的比較，研究世界上所有的顯著政治問題，歸納出政治道理。這種政治道理如此之少，少到能概括到一本書里，解釋世界上全部兩百個政治共同體的變遷，解釋其中所有的顯著政治現象。如此說來，比較政治的書提供的其實是一種解釋人類政治變遷的思想框架，也就是政治史觀。

新中國的前三十年，我國比較窮，比較閉塞，對外國所知不多。而美國存在于全世界，對世界各地研究得多，就發明了“比較政治學”，用于解釋發達國家為什么發達，欠發達國家為什么欠發達，講述一套關于自由民主的政治歷史觀。而今，我國早已不閉塞，中國也是全世界的存在，中國人也了解全部兩百個政治共同體，不遜于美國人。

美國的比較政治以美國政治視角看世界，得出了一套美國的政治史觀。而今，美國這套政治史觀變成了中國“比較政治”的基礎文獻。我自己是在美國學這套文獻出身，學了十年，講授和寫作了十年。但最近十幾年來，因為在全世界講學、旅行，更因為比較深刻地了解了中國政治，還由于中美對抗性越來越強，我對這套美國的政治歷史觀越來越不滿，對這套形成了霸權的話語系統越來越厭惡，甚至認為該把這套史觀扔到火塘里燒掉。

中國應該有自己的史觀，基于中國立場和中國視角看世界和解釋世界。繼續普及美國文獻、弘揚美國史觀，中國學人沒法在世界的政治學術界站立起來，而且有挖自家墻角的嫌疑。

香港修例風波，背后美國的影子顯而易見。（圖片來源：Reuters）

二、中華政治史觀：把西學的政治史觀顛倒過來

人類歷史不是政治共同體內部結構變化的歷史，而是政治共同體之間生存競爭的歷史。是七國的生存競爭塑造了商鞅變法，而不是商鞅變法塑造了七國競爭。

人類社會是政治共同體的凝聚史：眾多的部落凝聚為城邦，眾多的城邦凝聚為國家，眾多的中小國凝聚為大國，眾多的大國凝聚為超級大國。政治共同體之間的競爭，比拼的是內聚力，比拼的是精英與平民同心協力的團結力，而非先進階級戰勝落后階級的能力。

中華政治共同體有如此“歷史觀”：大一統治亂興衰、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循環往復。中華史觀向來不問責民眾，不講階級斗爭，不講階級的自由解放，而是問責執政集體，問責執政集體的質量，即執政者大公無私還是自私自利。中華政治共同體里有如此“政治價值觀”：珍視大一統的大治和強盛，譴責大亂和分裂衰敗。因此，執政集團的正當性系于“大一統”的治亂興衰。為什么中國共產黨宣布自己的奮斗目標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顯然傳承了中華歷史觀和中華價值觀。中華政治共同體延續三千年，生生不息，其道理之深刻，遠遠超過西學。

政治共同體就是國土、國民、國民政權的三位一體，核心功能就是育小養老的互助，既患寡也患不均。政治共同體是育小養老的互助體，為的是扶老攜幼、扶危濟困、守望相助。人類的自然和基本追求是繁衍生息。與這自然規律相適應的政治共同體比較穩定和持久。

國家的內聚力系于人造意識形態，如宗教和主義，政治公共體就難以穩定和持久。隨人造宗教和主義興旺而興旺的政治共同體，也會隨人造宗教和主義的分裂衰落而分裂衰落。這不僅是列寧/葛蘭西的問題，也是自由民主理論的問題。作為政治共同體的阿富汗，多了些“自由民主”卻喪失了正常的育小養老生活，沒有吸引力。

政治共同體里的“統治階級”是西學關鍵概念，卻在中國視角里是“政權質量”概念。市場秩序是政治共同體里的基本秩序之一。市場機制既創造財富也分化出精英與平民、制造貧富差異。所謂“統治階級”不過是知識分子的“印象”。執政集體有維護市場秩序的恒定功能，就導致知識分子的知識誤區。所有政權都致力于平衡精英與平民利益，執政集體成員的自私現象則“印證”了政權掌握者恒定為私利服務的誤解。大量的相反證據被階級或利益集團理論拒絕和忽略了。

與西學反向的中國歷史觀解釋力不弱，能更有效地解釋英國崛起、美國崛起、日本和德國崛起、乃至歐盟的崛起。如同20世紀的德國崛起，21世紀中華政治共同體的崛起是當代世界最重要的現象。美中之爭顯然不是意識形態之爭，而是超大型政治共同體間的生存競爭。

國家就是政治共同體。沒什么民族不民族的國家，沒什么民主不民主的國家，也沒什么自由不自由的國家。從政治共同體和政治共同體競爭生存的角度看，國家的區分只有三要素，國土規模、人口規模、政權與國民凝聚力的大小。還加上最近三百年才出現的生產方式升級問題，即從種植養殖財富，到制造財富，到創造財富的技術環境問題。

2020年7月1日，來自抗疫一線的黨員代表在一大會址前重溫入黨誓詞。新華社記者 劉穎 攝

三、中華政治史觀與比較政治和政治學

比較政治研究一切顯著政治現象，但把不同時空發生的事進行歷史比較、像自然科學那樣形成“為什么”的疑問，并給出“因果”答案。比較政治不是政治學里的“專門學科”，比較政治學就是政治學，替代的是強調“普適應然”的政治哲學。跨時空比較全世界的同類問題，更“有用”，更有解釋力和說服力。在智識普及時代，不講實證因果，“普世應然”的概念體系支持“歷史決定論”，把人類社會的演進當作“歷史規律”的木偶，從而缺乏解釋力，缺乏對各個政治共同體擁有不同歷史路徑和不同歷史目標的解釋力。

除了通過跨時空“比較”，提出“為什么”和“因果”答案，政治學與自然科學再無相同之處。政治學是應用學科，搞成大眾和政治家看不懂的“學問”，在小圈子里講“黑話”，自娛自樂，做“純學問”，是自尋死路。把政治學視為沒有政治性的“中立科學”，排除對“歷史真相”的不同認知，也沒前途。“五胡亂華”還是“五胡入華”，同樣的“事”有完全不同的“敘事”。山西省未經元末戰亂因而人口密集，明初官府殘酷移民，就有了洪洞縣大槐樹下捆綁成串的移民，卻是明朝輝煌成就的基礎，是而今中國數億人血緣相連的共同記憶。清代的湖廣填四川，也是官府殘酷行為，卻成就了川渝分治前中國人口最多的“四川人”。用不同立場和視角觀察和解釋歷史現象，使用的概念不同，結論更不同。

“中國學派”對政治學可能的最大貢獻是在“政治史觀”領域，在象形文字與字母文字內涵不同的“基本概念”領域。放眼區域國別的政治變遷歷史比較，分析不同的歷史路徑，目標是用中文概念搭建一個不同的歷史哲學體系，為理解全球五彩繽紛的政治現象提供不同于西學的理論解釋體系。就是說，把西學的歷史因果邏輯翻轉過來，以政治共同體為本位，而非以國內利益集團為本位，去理解政權與民眾、城市與鄉村、軍隊與政權、技術與社會、生產鏈的全球化，等等顯著政治現象。這要求從“國際政治”的角度理解“國內政治”，也從適應生產技術變遷的角度來理解政治。

政治學本身就是戰場。政治史觀問題不是研究技術的水平高低問題，價值觀和視角立場才是根本。缺乏中國本位的價值和立場，政治研究或許會落入“管理學”范疇，丟失的卻是政治學的學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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