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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屬于何種政治現象？有人說美國是第一個現代民族國家，但它越發顯得不合時宜。它一直信奉法治，但現在卻以無法無天著稱；它是推動全球化運動的領袖，但它看起來總是搞單邊行動。布什政府強調了上述某些說法，但如果說布什政府不過是脫軌常規，顯然是錯誤的。美國法院就從沒有國際人權的法理學；美國人仍在打著反恐戰爭（盡管可能已經不這么叫了），他們對國際機構的懷疑根深蒂固。

美國人在運用武力的問題上一直是個單邊主義者。在人權問題上也是如此。只在它有權在批準文書中附加保留條件時，美國才接受人權公約。這些保留旨在否認國際條約對國內法律的任何影響。美國對國際人權法的承諾僅是如此：美國僅僅遵守那些內容與國內法所規定的內容相符的國際條約。

我們在這里遇到的政治與法律現象構成了美國例外論。美國例外論的基礎不是正義，因為它反對中立視角。我們并不能從羅爾斯的無知之幕中推導出這一結論：適合世界其他地方的規則并不適合美國。這種主張不能或不應該引起他人的共鳴。缺乏共鳴是一回事，但不理解是另一回事。很多人認為美國例外論不過是帝國霸權關注于其自身利益的一種借口。其他人則回應這的確不是出于美國的自利。無論是或不是，關注自利并不能使我們觸及問題的核心。早在美國獲得新的、可能短命的超級霸權身份之前，美國例外論就已存在了。如果正義與利益都不能解釋美國例外論，那什么能夠解釋？

美國不僅僅是一種政治工程（project），它還是一種政治神學工程（project）。宗教在美國生活中占據重要的位置這一說法并非驚人之語。美國起源于基督教流亡團體。美國革命在兩次大覺醒^[1]之間發生并非偶然。從禁奴運動到禁酒運動，19世紀到20世紀早期政治中，基督教運動是最為主要的推動力。將美國描述為一個“基督教民族”乃是老生常談。美國人常說“我們深信上帝”，可見宗教信仰對政治修辭的滲透何其深入，任何一個其他西方國家都無法如此輕松地接受。

關于美國教堂出席率以及宗教信仰的人口調查總讓現代世界主義者（modern cosmopolitan）感到震驚。這些影響確實存在，但是聚焦于此會使我們難以從政治神學角度探究美國例外論。這與那些碰巧成為基督徒的美國人的龐大數量無關，而是與“基督教想象”如何提供美國政治信仰的深層結構有關。

如果美國治理的目的僅僅是要解決個體之間的協調問題，那么正義原則將是政治生活中的適當尺度。但美國人不是因為美國是達成其他某種善的手段而信仰它。美國本身就是可以取代其他一切價值的意義源泉。事實上，美國人在福利國家方面的發展可能很不充分，因為對于他們來說政治首先是一種超驗意義的事業。如果我們探尋的對象不是正義，而是意義的話，那么探尋的方式必須由政治學轉換為政治神學。

現代政治學起源于契約思想，即社會契約。美國政治想象則起源于犧牲（sacrifice）。整個共同體都是從犧牲中產生，并以此維持。20世紀下半葉政治修辭上最為著名的就是肯尼迪那句“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么，而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什么?！痹凇靶乱淮泵绹私洑v了兩場戰爭，又深陷到冷戰雙方彼此發出的“同歸于盡”^[2]的核戰略恐嚇時，肯尼迪向他們提出了上述問題。

再早一百年，林肯也對他那一代人發出了同樣的號召。作為美國政治修辭中奠基性的規范表述，葛底斯堡的演講從公民的犧牲引發出民族復興的主題：“通過數百位陣亡者的犧牲……這個民族，在上帝的庇佑之下，將獲自由的新生?！绷挚险務摰暮汀丢毩⑿浴方Y尾處是犧牲這同一主題，即關于生命、財產和榮譽的“彼此宣誓”。在年輕時期，林肯就已經發現了美國這個政治神學工程的獨特性，他呼吁以一種對“憲法和法律的崇敬”步入墓地，在那里有著革命戰士們傷痕累累的身體，猶如承載著信仰的圣痕。林肯自己也成為了犧牲的標志，將法律與死亡聯系起來。

這種對犧牲的呼喚并不是不合時宜的政治修辭。相反，它仍然是美國政治認同的敘事框架。當世貿雙子大廈在9月11日遭受襲擊時，數以千計的死者并沒有被看作是一場大謀殺的犧牲者。相反，他們的死是對每個公民與人民主權關聯的最近一次重復。主權者總可以要求公民犧牲；公民永遠不能從這種隨時可能到來的信仰檢驗中解脫。神圣的暴力，而不是個人的福祉，承載著這個國家的意義。美國人聽到，并且愿意聽到關于終極犧牲的豪言壯語：“通過數百位陣亡者的犧牲……這個國家，在上帝的庇佑之下，將獲自由的新生?！睍r至今日，可怖的暴力都是在這種國家新生的觀點之下實現。在這一次，暴力直指外部，但這也沒啥，因為美國總是傳遞這樣的“福音”：通過犧牲獲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