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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中國的著作，無論通俗或學術，都還在轟炸書市。在這塊欣欣向榮的出版領域，有一類書可命名為“在西方的注視下”（來自康拉德的一部小說名字——觀察者網注）。其中大部分內容看上去是關于中國的——中國人或中國話題——但決定其眼光的坐標系卻是美國。這些書的作者通常是公職人員，他們內心總是埋藏著一個問題：“中國內部有哪些東西對我們有好處？”與其說這些人是在研究“中國學”，不如說是在搞“中美學”（Sino-Americana）。傅高義寫的鄧小平傳記便是一例。傅高義離開克林頓政府時期的國家情報委員會以后（他已向讀者保證，該書接受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審查），便安心呆在哈佛。哈佛校內刊物稱贊《鄧小平時代》是“杰出學術生涯的巔峰之作”。

該書洋洋灑灑850頁，從形式上說，有兩點錯位。傅高義解釋該書的寫作動機是“幫助美國人了解亞洲的關鍵性發展動向”，顯然，他想面對普通大眾說話。但過于繁雜的細節堆砌會讓普通讀者望而生畏，無論賣出多少冊，恐怕很少有讀者會把整本書讀完。另一個更嚴重的錯位是作者與其寫作主題。拋開臧否人物，傳記從性質上來說應該是一種歷史想象力的磨練。然而，傅高義接受的學術訓練是社會學，從思維方法來看，他的確也就是個社會學家。呈現出來的結果便是廣度有余、深度不足。不僅如此，這本書還夾雜著傅高義的個人傾向。往好里說，他本質上是一個“歌頌者”。他在1979年出版的《日本名列第一》一書中贊揚“日本處理基本問題的能力比其他任何后工業國家都要更優秀”，這本書令他名聲雀起。他對日本人說，你們對自己的成就過于謙虛了。日本人理應意識到他們的體制優越性，他們“毋庸置疑名列第一”，同時美國人應該清醒地意識到這一點，好好清理本國的家務事。泡沫經濟破碎后，該書自然歸入了清倉處理的廉價書。但在當時，傅高義的吹捧讓該書銷量激增。后來，他又轉戰韓國，以同樣的熱情撰寫了《樸正熙時代》，他說樸正熙是“20世紀最優秀的4位國家領袖之一”，成功地實現了韓國的現代化。在傅高義的萬神殿里，樸正熙身旁坐著鄧小平。

傅高義關于這位元首的描述以如下問句結尾：“20世紀還有其他領導人改善了這么多人的生活嗎？”《鄧小平時代》是不知羞恥的諂媚，其中穿插著為了吸引國內讀者眼球的姿態性評語。“我最接近鄧小平的一次是在某個招待會上，當時我離他只有幾英尺……”，類似筆調不勝枚舉。所幸的是，針對鄧小平的家人、朋友的采訪彌補了沒見過傳主的遺憾。許多別致的采訪反映了這位大家長的一生。該書還包括許多中共的官方材料，以及太平洋兩岸的眾多官員訪談。結果便成了某種辯護詞，個人美德的標準似乎不像是在中國的執政履歷，而是他如何安撫美國人的心靈。

因此，傅高義在將近900頁的書中花了僅僅30頁篇幅描述了鄧小平前65年的經歷。這種縮略方法從歷史角度看很奇怪，但卻完全符合作者的邏輯。鄧小平漫長的革命者生涯——隱忍剛毅、歷經起義與內戰的磨難、在毛澤東領導下創立新中國——對于華府的決策層和智囊團有何干系呢？只有把鄧小平抽離歷史，將他置于“文革受害者重返市場經濟”的位置，傅高義的故事才能講得下去。傅高義缺乏傳記作者所必需的刻畫人物的才能，他自然就沒有興趣去描述傳主的歷史背景。

結果呈現出來的人物肖像還不如共產黨的檔案資料來得生動。我們可以把這本書歸入無可指摘的家庭生活掌故一類。每當傅高義要處理傳記中其他人物（自1970年代末鄧小平的共事者）的時候，他采用的就是檔案管理員的手法，把官方履歷（選擇性地）粘貼到雜亂無章的文末附錄。我們用威廉·陶布曼關于赫魯曉夫的傳記（2004年獲得普利策獎——觀察者網注）作比較便可發現，傅高義的這本書相形見絀。威廉·陶布曼在寫作之初，比傅高義更加清楚地表露了對于傳主與美國關系的關注，但是，陶布曼對赫魯曉夫這個人物更加投入，他開拓了自己的視野，最終拿出了一部非常生動、有洞見的傳記——比傅高義呆板的石碑像高出不知多少倍。

毛澤東逝世后，傅高義便可放心大膽地講他那一套故事。不過，即便這樣，還是存在可恥的寫作錯位。該書描述1977-79年（鄧小平逐步掌握最高權力階段）的篇幅與1979-89年的篇幅（經濟改革時期）一樣多。一般來說，1979－89年是他執政的主要成就，讀者可能會期望在傅高義的頌詞中予以重視。但這只占全書24章的3章。如果說，這段時期在經濟史中的地位仍有待討論，那么這至少可以說明，鄧小平不是這段時期國內大變局的發起者。鄧小平本人清楚地知道自己處理經濟問題的能力有限。他最關心的是科學事業。鄧小平認為，中國如果想要利用科學成果，那就必須擺脫毛澤東時代末期中國的孤立地位。這當然正是傅高義的興趣所在。在他眼中，鄧小平最大的成就不是農業改革（1980年代對中國人好處最大的變革），而是對外開放政策。“開放”這個詞，恰恰是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在美國政府征服菲律賓后對中國提出的“門戶開放”要求。或者用傅高義的陳詞濫調來說，“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真正加入了國際社會，成為國際組織、全球貿易、金融、各國人民交往的積極參與者。”他心滿意足地地寫道，“鄧小平推動中國全球化進程的積極、徹底程度遠遠超過印度、俄羅斯或巴西等國領導人。“可想而知，這一過程中最為榮耀的是鄧小平訪美之旅，這一章的篇幅是1977-79年的幾章中最長的。

最能體現傅高義彬彬有禮的筆法的地方是，他刪去了審判“四人幫”的情節。那可是1980-81年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取而代之的文字則是5頁關于1974年初（當時毛澤東還健在）鄧小平在聯合國發表的“歷史性”演講——雖然沒有多少人記得。其中描寫的重要情節包括，鄧小平在紐約買了一個可以“哭鬧、吮吸和撒尿的玩偶”，他帶著這個玩具和200個羊角面包回家后引發了“一場轟動”。

1989年的政治風波對傅高義的禮節提出了最尖銳的挑戰。傅以無可比擬的方式應對。那些學生認為，“相較未受過教育的企業家，學生們的經濟收入與其能力、貢獻不成正比”，他們內心希望的是改善自己的生活條件。年輕的演講家們屬于“溫室里的花朵”，沒多少閱歷，“與代表其他學生的政治領袖談判時，沒有什么根底”。更為明智的外國記者逐漸意識到，廣場上的大多數人“不懂得何謂民主、自由，也不知道究竟該如何實現。”因此，鄧小平感到必須要把這些不知感恩的“改革開放與和平穩定”的受益者們壓下去。

對傅高義而言，最重要的是保持鄧小平的形象完好無損。理解鄧小平形象的重要性，我們可以轉到基辛格的《論中國》，該書“力圖闡釋中國人思考戰爭與和平、國際秩序鄧問題的思維方式。”基辛格把中國人處理國家間關系的方法比作圍棋，西方人的方法比作國際象棋，他從18世紀末、19世紀初開始講起，然后跳到冷戰時期的毛澤東，然后便是耳熟能詳的1970年代初他本人在北京參與的中美“準聯盟“。他解釋道，自離開美國國務院后，他去過中國50多次，與中國領導人關系親睦，但自他與毛澤東對話以后，他與這些后繼者的對話逐漸變得乏善可陳。毛主席待他如“哲學家朋友”。鄧小平接待他的級別沒那么高，下一代領導人則更低。

基辛格受到鄧小平接待的級別雖然降低了，但他充分肯定了鄧小平對于“冷戰轉折點”和“中美戰略合作制高點”的貢獻。這指的是什么呢？1979年中越戰爭（即我“對越自衛反擊戰”——觀察者網注）。傅高義與基辛格在這一點上走到了一起，贊揚鄧小平堅決阻止越南與蘇聯合作制衡中國、侵略泰國、建立河內主導權的企圖。傅高義意識到，并非鄧小平所有的同事都支持這次行動，畢竟這不是一次完美的軍事勝利。他花了8個章節、共150頁把鄧小平訪問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的掩護過程與對越戰爭分隔開來。東南亞之旅兩個月過后是更為重要的訪美之行，這兩次外交被視為深謀遠慮的執政者的勝利，獲得外界廣泛關注。而那次軍事行動的篇幅不及外交斡旋的一半。這種寫法有一個原因是為了維護美國在此事中的形象：鄧小平在華盛頓特區獲得美國支持，回國5天之后便開戰了。不過，還有另一個原因，即盡可能方便地掩蓋鄧小平造成的人員損傷。這一節的結語，傅高義同樣是引用了他人來作為辯護。此次戰爭的熱烈支持者李光耀向世界宣布：“我相信這（場戰爭）改變了東亞歷史。”傅高義關于中越戰爭的描述就像是一位民主黨前官員。他小心謹慎地免去卡特總統默許開戰的責任。基辛格作為共和黨人，曾經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傅高義當過他的下屬），可以表現得更為直率。鄧小平的高超手段需要美國的“道義支持”。“我們不能在明顯的軍事侵略問題上與中國正式合謀。”布熱津斯基解釋道。基辛格的評價更為干脆：“非正式合謀則是另一回事。”

基辛格反復提及的“中美合作最高點”應該做何評價？軍事上，這是一次大潰敗。鄧小平派出11支軍隊，約45萬人，相當于1950年鴨綠江上對抗美國人的規模，來打擊中國人口二十分之一的國家。用軍事史學者歐道得（Edward O’Dowd）的話來說，“在朝鮮戰爭當中，一支類似規模的解放軍可在24小時內突破更強大的防御，而面對人數更少的越南人則兩周的進展尚不及此。”政治上，強迫越南撤出柬埔寨、讓波爾布特重新執政的計劃則徹底失敗。鄧小平對自己未能堅持打完對越戰爭而感到遺憾，雖然他的軍隊遭受了重創。

與他一道支持世界上最殘忍的政權余孽侵擾泰緬邊境、并保住其聯合國席位的，是美國人。傅高義在他的書中幾乎沒有講到波爾布特。基辛格毫不介意。“滿腔熱血”不能“改變以下事實：華府為紅色高棉提供了物質和外交支持。沒錯，“美國價值觀遭遇了地緣政治現實的緊迫使命。”這不是憤世嫉俗，也不是虛偽：卡特政府不得不在戰略需要和道德準則之間做出選擇。他們做出的判斷是，為了最終實現道德理念，他們必須首先在地緣政治斗爭中取得勝利。”這里所說的“斗爭”對象是指蘇聯。當時，鄧小平在對話中屢次批評美國人沒有嚴肅對待莫斯科的威脅，他警告美國人，越南不是“另一個古巴”：越南計劃征服泰國，為蘇聯紅軍開啟東南亞的大門。他對蘇聯的敵意簡直是約翰·柏奇會（美國一個保守的反共團體——觀察者網注）的翻版。不論其態度真實與否，客觀上他達到了目的。他希望說服美國，在他領導下的中國將是美國冷戰時代最可靠的盟友。毛澤東曾把他與尼克松的和睦關系比作另一個斯大林－希特勒協議——以其手下大將的形式——基辛格則是里賓特洛甫（納粹德國時期的駐英大使，曾赴莫斯科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觀察者網注）：拉攏第三方，以牽扯敵人的力量。鄧小平的想法不止于此。他的目的是在戰略上接受美國的霸權體系，以換取中國經濟現代化所需的技術和資本的空間。這是他打擊越南真正不可言說的背后邏輯。美國還沒從印度支那的失敗陰影中走出來。還有什么能比替她教訓教訓更好的獲取信任的方式？

感情用事，精明算計，抑或是兩者皆有，總之，鄧小平當時的動機是連貫的。而三十年后對他當時在東南亞和美國發表的言論的學術研究，則是另一回事。對基辛格而言，那段歷史不過是他自己大放光彩的舞臺背景，可想而知，他自然會認為中國對越戰爭是對蘇聯的嚴重打擊，并且是冷戰勝利的重要一步。他負責斡旋、鄧小平進一步鞏固的中美關系與蘇聯解體無甚關系——但這不重要。無論基辛格有何種才華，其中肯定沒有說實話這一項。傅高義自稱學者，我們對他自然會有另一種期待。他對偉大領袖備戰的奉承之辭不單是越南人對曼谷的想象、蘇聯人對東南亞等地的征服，還略去了美國人對波爾布特的援助和精神支持。這都是想要回避重點。基辛格關于卡特協助二十世紀下半葉最血腥的屠殺者之一（雖然不是科索沃、伊拉克、利比亞等地的規模相對較小的“人道主義干預”）的描述與傅高義有些相像：以學術的面貌實施非正式合謀。

鄧小平的人物形象更加不穩定、暴躁和復雜。相比人們對他的刻板印象，他更為激進，同時也更為傳統。他還沒遇到真正適合他的傳記作家。

（本文原載英國《倫敦書評》2012年2月9日刊，朱新偉譯。原題“Sino-Americana”，譯文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