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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彭文生】

在2019年的最后一天，分享一篇隨筆，感謝朋友們過去一年對我的研究的關注，祝大家元旦快樂。

從日歷來講，新的一年開啟本世紀第三個十年，我們進入2020年代，容易讓人想到未來10年將帶來什么。我在12月中旬光大證券年度策略會上作了題為“下個十年：數字經濟”的發言，提出數字經濟是對未來發展具有系統重要性的新增因素。另一方面，2020并不必然有特殊的含義，從數字來講就是2019加了一個1，我們如何看未來，取決于我們怎么認知現在，很多事都是有路徑依賴的。

本文是一篇隨筆思考，沒有一般經濟分析文章必備的圖表，是我自己回顧2019年的一點心得體會，希望對讀者思考未來有所啟示。

2019年全球經濟增長普遍性放緩，中國也不例外，但中國GDP增速下降的速度似乎超出預期，尤其是下半年，由此在年底引發了2020年要不要、能不能保留“6”的爭論。有兩個因素特別受到關注，一是中美貿易摩擦、另一個是信用緊縮壓力尤其是包商銀行事件的影響。大家討論的也不僅是總需求三駕馬車，更有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和相關的中長期結構與改革問題，比如對民營企業營商環境的擔憂。如何看待這些因素？對未來是什么含義？

2019年10月，IMF下調當年世界經濟增長預期。圖片來自新華網

思想的力量

凱恩斯曾說“思想的力量超過既得利益的聲音”，強調理念和思維的重要性。但不同的人認識世界的思想可能不同，聲音大但錯誤的思想比既得利益的危害更大。全球金融危機后主要經濟體的增長顯著低于危機前的10年，中國的增長從2007年的高點后呈現趨勢性下行的態勢。從低通脹、低利率來看，主要問題似乎是需求不足，按照通常的邏輯，需要擴張性的宏觀政策刺激總需求，但主要央行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的效果似乎并不理想，反而帶來對其負面影響的擔憂，比如負利率、貧富分化等。

應該如何理解低增長和需求不足的問題？我們可以從三個視角來看，分屬經濟學三大派別，根本思想有重大差異，政策含義也自然不同。首先是古典經濟學或者說主流經濟學，認為市場有效配置資源，供給創造需求，不存在持續的供需失衡。需求與供給是一體兩面，增長的趨勢下行是因為潛在增長率下降，反映了基本面因素。比如對發達國家過去10多年的增長下滑，流行的解釋有勞動生產率增速下滑、人口老齡化等。潛在增長率觀察不到，實證估算誤差大，更重要的是在理論概念上也有爭議。

近期關于保增長討論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對于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勞動力減少的負面拖累應該說有基本共識，但對于勞動生產率或者全要素生產率（使用現有勞動力和資本的效率）則爭議較大。

在微觀層面，潛在增長率被定義為資源有效配置時的增長率，由此有一個誤解，就是把潛在增長率理解為可能的最快速度。比如中國的市場發展不成熟，還有不少體制機制的障礙，經濟體制改革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進而提升潛在增長率。這在理論上講是對的，但對我們討論2020年的形勢意義不大，改革動力往往是內生的，反映了現有經濟社會利益格局，突破不容易，而且改革取得效果需要時間。

即使在成熟市場經濟體，過去十多年的經歷也對潛在增長率的概念提出挑戰。那就是為什么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沒有帶來通脹？或者說為什么貨幣政策放松對需求的刺激效果不大？主流經濟學的一個解釋是貨幣政策放松力度還不夠，經濟體有一些因素使得需求長期疲弱，自然利率持續下行，而名義利率有零下限，限制了依靠貨幣政策來刺激總需求的空間，這就是所謂的“長期停滯”論。但零不一定是利率的下限，歐洲和日本都出現負利率，為什么需求還是疲弱？更重要的是，難道市場有效配置要求資金的價格是零甚至是負的嗎？

古典經濟學假設的有效配置資源，講的是給定現有財富分布下市場供求形成的資源配置。問題是現有的財富分布是不是可持續的或者說能不能被社會的倫理道德所接受？對古典經濟學的一個挑戰是收入分配的視角。最著名的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在大規模工業生產中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被資本占有，導致大眾消費不足，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面臨周期性的生產過剩危機。戰后的三十年全球貧富差距縮小，但自1980年代市場化以來各國的貧富差距再次擴大，由此法國經濟學家Piketty 的《21世紀資本論》成為暢銷書。

在西方國家貧富差距在公共政策層面的影響已經體現出來，英國工黨、美國民主黨代表性人物都提出了調節收入分配的政策主張，包括增加對富人的稅收，按照過去40年的標準來看是偏左的，英國工黨甚至提出對基礎設施（包括電信、鐵路、水、能源傳輸）全面國有化。最近的英國大選結果顯示大多數英國民眾不能接受工黨的政策主張，明年的美國大選，現在看來民主黨候選人也難以戰勝共和黨的特朗普。但這不代表貧富差距問題不重要，相反，在現有的政策框架下，資產價格上升加大貧富差距，問題在進一步惡化。

收入分配也是中國社會關注的一個焦點，在公共政策上已有所體現，改善社會保障，擴大公共服務的覆蓋面，尤其是這幾年的精準扶貧都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但過去長時間累積的財富分配差距仍然巨大，不僅是社會問題，也是經濟問題。突出的例子是房地產，高房價抑制中低收入階層，尤其是年輕一代的消費。但房價下跌又往往被認為降低有房者的消費、并帶來金融風險。房地產成為掣肘貨幣政策的重要因素，放松有顧慮、緊縮也有顧慮。

英國工黨在最近大選中，提出“國有化”選舉政策，但最終選舉失敗。圖片來自新華網

對古典經濟學的另一個挑戰來自凱恩斯，凱恩斯認為市場不是總能有效配置資源，有時會失靈。和古典經濟學相信市場供求帶來均衡不同，凱恩斯認為經濟總是處在不均衡的狀態，不均衡是常態，均衡反而是暫時的。凱恩斯強調經濟活動主體尤其是投資者面臨的不確定性，結合動物精神（animal spirit）和羊群效應，導致經濟在繁榮（boom）和崩潰（bust）之間輪回。

全球金融危機后，人們開始反思經濟學，重新學習凱恩斯的理論，但對凱恩斯還是存在很多誤解。一是簡單地把擴張性的宏觀政策甚至政府對經濟活動的過度干預歸責于凱恩斯理論，二是說凱恩斯不關心長期問題，只注重短期，凱恩斯有一句著名的話“長期我們都死了”。國際知名歷史學家Niall Ferguson在2013的一個會上說凱恩斯不關心下一代是和他的性取向以及沒有子女有關，此言一出引發眾怒，Ferguson公開道歉。其實，從批評一戰后和平條約到積極參與設計二戰后的國際貨幣體系，都顯示凱恩斯是關心長期問題的。對凱恩斯不關心長期問題的誤讀反映了對其強調的“不確定性”的理解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