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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 觀察者網陳雅莉】

彼得·戈登認為，亞裔美國人的確需要更高的分數才能被錄取。但是大學并不只是為了惠及學生而存在，它要考慮到什么才最有利于社會。

哈佛大學曾被由幾十位亞裔美國人組成的團隊提出訴訟，控訴它在大學招生過程中存在歧視現象。他們聲稱亞裔需要更好的成績才能被錄取，而這從數據上看是很有道理的。

據報道，美國司法部正在推動案件調查。身為校友，又是兩個（現在大學已畢業的）華裔美國孩子的父親，我承認這件事和我并非毫無利益相關。

然而，盡管被稱不公，但在被錄取的學生中有超過20%是亞裔美國人，而亞裔只占美國人口的6%。因為人們認為能力在各種族之間是相等的，所以這看起來并不像是公平問題，而更像是關于什么才算“更有資格”的疑問。

在這件事上，哈佛并非獨例。招生辦一直強調“整體性”評估和“多樣性”的適用，但不論這有多大好處，也不能勸阻那些因為要給另一些看起來“不夠資格”的其他族裔學生騰地方而被拒絕錄取的學生。

“成就也許與能力相關，但更與機遇相關”

很早之前，當我在香港為母校進行校友招生面試時，經常被問說“要怎樣才能被錄取？”通常我的回答是：“這并不是看你曾取得什么成就，而是看你畢業后能做出怎樣的成就。”

我也不能擔保在招生辦大門后有著怎樣的操作流程，但大學應該以能力或潛力為基礎對學生進行錄取。不論是學術上的成就還是課外獲得的成果，它也許和能力掛鉤，但更與機遇息息相關。能力的確是平均分布在社會經濟和各族之間，但機遇很顯然不是。表面上看，招生結果若與社區種族結構有明顯出入，會產生嚴重的問題。

這并不是說將種族本身作為標準就沒有問題了。但還有其他方式來調整這個范圍，比如將社會經濟背景納入考量范圍。有些學校就很看重這點。

大學不完全是、甚至主要也不是為了惠及學生而存在的：沒有人“應該被”錄取。鑒于他們得到了眾多納稅人的贊助，人們可能期望大學能最大化“教育附加價值”，即將重點放在最需要的學生以及畢業后能創造出最大社會效益的學生身上。而那些成績最好的進不進來并不是很必要。

“考試只是一個不完美的潛力測試工具”

能力、潛力以及社會效益，都不是清晰、直觀的數據。學校招生辦也不是萬能的，他們沒有火眼金睛。并且主觀性會——而且一般都會——受到誤導，哪怕也會有好的結果。因此我們需要監督。由于在大學的社會功能上缺乏一致看法，這項監督的本質會成為爭論不休的政治話題。

無論如何，只要精英大學名額仍是稀缺資源，那么僅僅按照以成績和過往成就的數據為基礎來發配名額就不太會——尤其是在這個輔導和招生咨詢盛行的時代——得到理想結果。

美國大學教育在很多方面都非常獨特——高度分散，大量自主。但對于錄取時重分數的香港本地大學來說，仍然可以學到許多。考試只是一個不完美的潛力測試工具。而現在考試成績已經和社會經濟地位相關聯了，那種純粹只看成績的招生系統也許能永存，但并不會緩解社會僵化。

這些原則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這場爭論在美國被定位為種族正義，但它往大了說，更是關于社會要如何分配寶貴而不可分割的名額的疑問。香港的大學入學名額同樣有限，因此這個問題在這兒也存在。

（翻譯/ 觀察者網陳雅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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