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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月7日到9日甚至到后來發生的眾多事件中，結合目前的地緣政治局勢和走向，我們似乎得重新把不少看似自然而然、無需證明的結論推翻。在這些大環境和局勢中，我們可以看到比如法國對俄羅斯經濟制裁的猶豫、法國在2014年年末安理會關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和平協議決議的支持票、尼古拉·薩科齊的高調回歸公眾視野等等。

在這樣的政治局勢中，藏著一些更加深層的現象，比如在法國各大城市內部已經產生的各族群之間的“社區化”現象，通過文明的沖突手段對大眾觀點販賣和對伊斯蘭文明的戰爭……

如同有人吆喝，“女士們、先生們，一起來跳舞吧……”，但是在去應征之前，我們有理由需要事先知道和誰、跳什么樣的舞。

如果按照9·11事件的邏輯，當下猶太教和基督教文明所代表的“自由”世界的基本價值已經受到了伊斯蘭世界恐怖主義和其代表的“黑暗勢力”的威脅。

但誰又能解釋北約組織對很多伊斯蘭極端派別的有意訓練和積極武裝呢？

如同小說《科學怪人》里弗蘭肯斯坦創造的怪物一般，北約國家已經開始不能完全掌控這個怪物（恐怖組織）的走向了——雖然它們官方一直否認任何和這個怪物有牽連的事實。但是，有些很顯然的事情是絕對不能否認的，阿富汗基地組織，就是在對抗蘇聯的情況下，由美國中央情報局一手訓練并培養壯大的。9·11事件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

反蘇斗士本·拉登在“通往和平的道路上”

一旦我們認清了這個事實，我們也就可以自問諸如為何北約會向瓦哈比教派提供支持的問題了——這種鼓勵參與暗殺和破壞教派都不被多數穆斯林認為是屬于穆斯林教，而只是引用穆斯林經典的邪教而已。我想上述問題的回答不僅在“文明的沖突”中，更詳細的還可以在和亨廷頓同時期的羅伯特·雅各布·劉易斯（Robert J. LEWIS）提出的的“群狗理論”中找到答案——通過刺激一個族群中的小部分人來攻擊大多數人，從而在大多數人中產生對前者的反制手段，接著如此往復攻擊而產生社會的不穩定和動蕩。

“分而治之”，破壞地緣勢力及政治平衡

為了破壞一個地區或者國家的社會、政治及地緣勢力關系的平衡達到分裂的效果，還有哪些手段比擴大民族、宗教手段來得要有效呢？

一個在社會契約理論上強調“世俗化”的國家，法國的例子其實是對上述結論的良好注解。本身已經產生了各類宗教群體社區分化的現象，加上各種政治黨派勢力在政見上的無法調和，法國事實上已經處于一種分裂的邊緣狀態。族群分裂已經如此顯著以至于采用分化手段進而分散人們注意力的統治手段已經變的很自然了。

羅伯特·雅各布·劉易斯的“群狗理論”和“文明的沖突”、“建設性混亂”等等理論結合起來，我們能看到一幅被一些戰略家勾勒出的“新美國世紀”(the new American century)圖景。

“分化是為了更好地統治”，這是從殖民時期開始就被歐洲人一直屢試不爽的信條。從對先知默罕默德一而再再而三的漫畫式調侃和奚落，其最終目的不就是在西方人信奉的“神圣的”言論自由環境下創造人群間的互相不理解嗎？

作為一個多民族、多宗教人群居住的國家，法國是“文明沖突”所能使用手段的絕佳實驗場。

要達到沖突的目的必須要有一個顯著的沖突事件，比如所謂的《查理周報》恐怖主義事件。某些類似的“恐怖主義”事件有著如此多明顯不合常理之處和讓我們值得懷疑的地方。但是，拋開各類我們無法掌握的各種證據不論，我們首先得問誰是沖突和恐怖行動的最大受益者？畢竟只要有這樣的沖突也就會有人受益。

“留在后方”網絡： 一個延續不死的黑色傳奇

“留在后方”（Stay Behind）是一個成立于1948年、由美國牽頭組織的分布在歐洲所有北約成員國內的龐大組織。初衷是同時依托于成員國的秘密情報網絡來抵抗蘇聯的入侵威脅。

休·奧·山艾斯（Hugh O'Shaughnessy）在1992年對英國“觀察家報”的采訪當中說道，“（留在后方）組織的成員在后方隨時準備著防止蘇聯紅軍對東歐的入侵。但是這樣的一個成立宗旨并沒有什么可以指責的組織在某些國家就變為了極右派播撒政治動蕩的恐怖主義組織”。

1980年的博洛尼亞火車站的爆炸案就是基于這種政治目的。此爆炸案造成了86人死亡。很多年過去的今天，通過一些被解密的信息我們才知道，這場爆炸案其實就是一些極右翼分子聯同意大利黑手黨和意大利格拉迪奧（Gladio）組織所為。而“留在后方”在意大利的具體行動實施層面就是通過Gladio協調組織。

1980年的博洛尼亞慘案

博洛尼亞爆炸案的動機純屬政治性，目的就是要栽贓于當時有可能可以競選上臺的某個左派黨派，使其名聲毀盡進而消除其政治威脅。

蘇聯的解體使得美國一下子變得沒有了競爭對手和游戲伙伴。所以問題就是需要盡快找一個游戲對手來繼續維持其對這個世界的統治權力。這個計劃就被稱為“新美國世紀”計劃。

我們已經面對的不再是意識形態的斗爭了。這些所謂戰爭只是美國的一種使用宗教和文明沖突達到戰略目的的手段而已。通過制造這些沖突，為了維護西方世界不受到穆斯林的禍害，美國就可以繼續通過軍事手段來達到干預、繼續維持軍事存在的目的。

那么回到今天的現實上來。如此多的恐怖案件如果都能歸結到“留在后方”的頭上的話，那么他們繼續制造法國境內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群眾間的隔閡也不是那么困難的事，通過制造象征性事件、共和國價值被威脅等等輿論就可以達到目的。

在歐洲很多地方，都有關于“留在后方”或者各國其相關分支網絡的報道（比如涉及意大利，則是Gladio網絡），自然，記者們對這些問題往往都很好奇，也有記者曾經問到法國的密特朗總統關于“留在后方”在法國的存續狀況，總統很肯定地說[ 英國衛報1990年11月14日]：“在我到任的時候，（留在后方）在法國已經沒有什么剩下的單位可以去解散了。不過我還是很驚奇地發現過一些它們存在的線索，只是所有人都把他們忘了。”

面對密特朗的幾近否定的回答，時任意大利總理的朱利奧·安德烈奧蒂如此對媒體回答道，“法國的‘留在后方’網絡完全沒有解散，它甚至在1990年10月還去參加過在比利時進行的北約秘密行動會議（Allied Clandestine Committee）”。安德烈奧蒂總理的回答讓法國陷入不小的尷尬當中。事實上，安德烈奧蒂總理本人就是“格拉迪奧”（Gladio）網絡的首領。P2共濟會員，也是他大力推薦了后來我們都熟知的貝盧斯科尼進入政壇并當上了意大利總理。

所以對歐洲國家來說，想要擺脫并清除北約資助的這個強大的秘密網絡已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弗蘭克·威斯納 （Frank Wisner）

弗蘭克·威斯納是“留在后方”組織的奠基人。歷史似乎充滿了巧合，他孫輩的女婿就出了一個知名人士，他就是法國前總統尼古拉·薩科齊。后者是絕對“美式生活”的倡導者、美國利益的代言人。而且，這位前總統通過這查理周報事件又高調回歸了政壇和大眾視野當中……

出于對內部敵人恐懼的緣由和借口，接下來法國繼續軍事干預利比亞南部地區或者敘利亞也是幾乎必然了。

制造分裂，是戰略運用中最簡單也是最有效的辦法。而美元的霸權和世界各地持續的軍事存在，這兩者本來就是一對不可分離的共生體。北約的目的是在華爾街的支持下，使其成員國在美元的主導下繼續引領新的“新美國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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