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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責運動”在報告中指出，In-Q-Tel公司的第一名首席執行官名為路易（Gilman Louie）。這名路易正是施密特的“老熟人”，兩人的關系可以追溯到2003年，當時In-Q-Tel投資了一家名為Keyhole的衛星測繪公司，一年后該公司被谷歌收購成為谷歌地球的一部分。

2019年，路易為施密特的國防創新委員會撰寫了一份白皮書，以“美國或在5G領域落后中國”為由敦促五角大樓和國會加大投資；2021年，施密特和路易一起出現在布魯金斯學會的“人工智能創新國家戰略”小組討論會上；2022年5月，拜登任命路易為總統情報顧問委員會成員。

In-Q-Tel公司首名首席執行官路易（資料圖）

今年，路易與施密特旗下基金會的前高管成立了投資公司“美國前沿基金”，“主要政府客戶”將包括商務部、國防部和能源部，將來還會包括州級客戶。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前沿基金”網站曾在一篇新聞稿中稱，公司“董事會和主要資助者”中還包括施密特本人，但這篇新聞稿不久后被刪除。

“問責運動”稱，施密特“向6家以上的國防初創公司投資了數百萬美元”，并可能利用他對“美國前沿基金”的影響力將公共資金引導到他投資的初創公司。

施密特鼓吹中美“新冷戰”，意欲何為

“無論是出于恐懼的立場，還是人們害怕某些東西，還是出于領導的立場，我真的不在乎我們是如何達成目的的”，這是施密特2017年在一場人工智能和全球安全峰會上的講話。顯然，他認為，恐懼可能是說服政府領導人加大對人工智能領域投資一個激勵因素。

在華盛頓編織一張龐大的人際關系和利益網后，施密特將“恐懼”作為工具，極力渲染“中國威脅論”，鼓吹中美“科技新冷戰”。

觀察者網查閱資料后發現，早在2019年，時任美國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的施密特就多次在公開發言中強調人工智能對于國家安全的重要性。拜登上臺后，“自己人”已經遍布白宮、五角大樓和CIA的施密特更是化身“炒作大師”，開始大展拳腳。

2020年6月，施密特接受BBC采訪時稱，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落后美國幾年，但在未來數年內就可能趕上；而在量子計算領域，中國與西方不相上下，甚至更領先一些。他認為西方應該以技術競爭來回應。

2020年10月，施密特在參加Politico“人工智能峰會”時宣稱，美國必須“不惜一切代價”（whatever it takes）在人工智能領域擊敗中國；面對當時美國政府對谷歌提出的反壟斷訴訟案，施密特則稱，美政府應該把時間精力花在中國身上，而非緊盯著谷歌。

2021年1月，施密特領導的智庫“中國戰略組”（China Strategy Group，CSG）炮制了一份題為《非對稱競爭：應對中國科技競爭的戰略》的報告，建議華盛頓在科技領域針對中國開展“非對稱競爭”（asymmetric competition）。四川質量發展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觀察者網專欄作者熊節認為，美國科技界與政策界已經開始全面謀劃一場針對中國的“科技新冷戰”。

2021年2月，出席美國會參議院聽證會的施密特極力渲染美國在科技領域與中國對抗的“緊迫態勢”，稱“美國只領先中國一兩年，而非五年十年”、“中國在人臉識別等領域遙遙領先”……他呼吁國會和政府“以某種形式在資金上提供幫助”。

2021年2月，施密特出席美國參議院聽證會，視頻截圖

2021年3月，施密特向CNN再次拋出美國“人工智能領軍者”地位即將被中國取代的論調，以此來敦促國會加大對該科技領域的研發資金投入。他多次強調“國家緊急狀態”（national emergency）一詞，聲稱中國目前在5G領域10倍領先于美國，美國已在5G上面臨這一形勢，甚至可能“已經輸掉了這一局”。

2021年7月，施密特接受《日經亞洲》采訪時表示，中國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計算的部分領域即將趕上美國，速度比他之前預想的要快得多；在美國人工智能國安委員會主辦的峰會上，他公開呼吁美國及其盟友需要正視中國在AI領域的進步，稱“美國需要AI硬件方面領先中國至少兩代”。

2022年2月，施密特同美國政治學家格雷厄姆·艾利森在《華爾街日報》發表署名文章，稱美國政府的“猶豫不決”使該國在5G技術建設的競賽中“遠遠落后”（well behind）中國。文章重點提及，就行業投資而言，中國在5G方面的投資也讓美國“相形見絀”（dwarfs America's）：中國已斥資500億美元，未來五年內將再投入1000億美元；而《2021年美國創新和競爭法案》僅授權在2026年前投入15億美元用于5G移動網絡。

施密特在《華爾街日報》發表署名文章：中國5G領先美國

政商“旋轉門”的自肥之路

施密特為什么要極力鼓吹中美“科技新冷戰”？若厘清施密特在過去十幾年編織的利益網和公開發言，大家就不難發現，其真實意圖或許僅有一個字——錢。

擁有商家大佬和華盛頓高官兩種身份的施密特，在美國社會散播冷戰式的恐懼心理，敦促白宮和國會加大在人工智能、5G等領域的投資，繼而利用政商“旋轉門”機制不斷為自己或所屬利益集團謀取私利。

所謂政商“旋轉門”（revolving door），通常指個人在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之間雙向轉換角色、穿梭交叉為利益集團牟利的機制。“旋轉門”機制可以被歸為兩類：第一類是由產業或民間部門進入政府的“旋轉門”；第二類是由政府進入私人部門的“旋轉門”。

回顧施密特履歷可知，他屬于第一類，即前企業高管進入聯邦政府擔任要職，并在政策制訂和實施的過程中，為自己或所屬利益集團謀取私利。

10月31日，美國科技媒體“Protocol”發文稱，多年以來，施密特以國防部創新顧問委員會主席和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職務之便，一直敦促五角大樓加快軟件采購進程和國會增加在人工智能、5G等領域的撥款；同時，其旗下的風險投資公司投資的科創企業從聯邦機構獲得了數百萬美元的合同。

施密特在華盛頓編織的利益網，美媒Protocol制圖

根據分析機構CB Insights提供給Protocol的數據，施密特參與了對人工智能公司的超20億美元的投資：

軍事AI軟件提供商Rebellion Defense在2019年和2021年從施密特的風投公司Innovation Endeavors獲得至少1.5億美元的融資，該公司不久后被選中從美國空軍獲得高達9.5億美元的合同，以幫助構建其先進戰斗管理系統；

定位為利用人工智能發現新化學材料的Citrine Informatics公司在2016年、2019年和2020年從Innovation Endeavors那里獲得總計近4000萬美元的融資，此后，分別在2015年和2022年兩次與美國能源部簽訂了總價值達360萬美元的合同；

Alphabet子公司、人工智能和量子計算公司SandboxAQ獲得了CIA風險投資公司In-Q-Tel的資助，SandboxAQ及其收購的加密安全公司Cryptosense都在參與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所一個項目的候選供應商候選名單，施密特正是SandboxAQ公司的董事會成員；

施密特的風投公司Innovation Endeavors還與加密AI公司Duality Technologies有聯系，在施密特擔任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期間，該公司拿到了國防高級研究項目局一份價值1450萬美元的合同；

施密特仍是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股東，并投資了該公司與人工智能相關的衍生產品，而谷歌cloud則從支持人工智能的聯邦投資中受益……

“有很多人在私營部門和公共部門之間來回穿梭”，對于施密特編織的利益網，美國政策監督機構人工智能和數字政策中心的高級研究主任兼董事會主席希科克（Merve Hickok）很是擔憂，直言“這是一個巨大的道德、利益沖突和問責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