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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據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北京大學教務部副部長強世功在“政治：中國與世界論壇2018”暨“當代世界思潮與中國政道傳統”研討會發言錄音整理。】

圍繞 “政治：中國與世界”2018論壇的主題，我和廣生磋商了幾次論文發言的題目，我選擇“陸地與海洋：麥金德與施米特”這一題目，正好和小楓老師的論文演講相呼應。最近這幾年我給學生上法理學課程，一直把麥金德、施米特和科耶夫的文本放在一起來講，主要講民族國家與帝國問題。今天借這個機會，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想法。

我們今天的政治理論始終圍繞18世紀啟蒙思想家的政治理論展開，而這些理論都是以“主權國家”的建構作為政治想象的。因此，對于東方超大型的帝國，他們無法在理論上加以解釋，就發明了專制政體這樣一個概念來概括。這在孟德斯鳩的著作最明顯地體現出來。

然而，孟德斯鳩是一個社會理論家，終究是要尊重社會事實，他注意到東方超大型帝國與廣闊的地理有關。因此，他特別強調地理、自然與政治之間的內在關聯。在這個意義上，帝國/專制政體的正當性基礎在于地理。

正是從地理的視角出發，我們可能會拋開社會契約論之類的“唯心主義”的理論建構，而關注更為“唯物主義”的力量對政治生活的現實作用。如果說“國家”是理論建構的產物，而“帝國”則是現實政治生活中真實的存在。

今天的世界在理論上是由幾百個平等的主權國家的構成的，但你們真正認為日本真的擁有絕對主權嗎？誰都知道它是美國的“附庸國”。這就意味著真實的現實政治生活的尺度就是帝國。 國家間的斗爭是以“帝國”的形式展現出來的。而麥金德、施米特和科耶夫討論的就是帝國問題。

一

在1904年發表的著名演講《歷史的地理樞紐》的結尾，麥金德做了一個大膽的預測：假如中國與日本組織起來，推翻俄羅斯帝國，并征服它的領土的話，那就會把海洋的巨大優勢與巨大的大陸資源結合在一起。這個圖景一旦實現，就會導致一場威脅西方自由世界的“黃禍”。這個演講之后不到兩周時間，日俄戰爭就爆發了。我同意小楓老師的看法，目前我們對日俄戰爭重要性的理解不夠。日俄戰爭不僅是東西方的戰爭，更重要的是，展現了十九世界全球面臨的根本問題：當列強瓜分完全球之后，就面臨著內部的沖突，以至于列強的內部沖突必然演變為世界大戰。因此，日俄戰爭可以被理解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奏，也有人把它叫做“零次世界大戰”。

這場戰爭直接塑造了20世紀的基本政治格局。第一，它加速了俄國沙皇政權的結束，1905年俄國戰敗就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用列寧的話來講，這是“十月革命的總演習”。換句話說，日俄戰爭加速了蘇聯帝國在地緣政治中的崛起。第二，日本甲午戰爭打敗清政府是傳統中國文明圈內部的勝負，而唯有在日俄戰爭中戰勝西方文明的俄國才真正成為東方文明的代表，這種文化自信心與自豪感加速了日本法西斯帝國的崛起，可以看作是日本建構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精神開端。

日本法西斯帝國的失敗有很多原因，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日本始終在大陸帝國與海洋帝國之間搖擺。一方面日本希望成為大陸帝國，這就意味著日本要與蘇聯對抗，但日本希望成為海洋帝國，這必然與美國沖突。最終，日本失敗于大陸帝國蘇聯和海洋帝國的美國之間的雙重擠壓。

但是，日本戰敗之后，中國也面臨著日本當年同樣的兩難地緣選擇，在蘇聯和美國這兩大帝國的夾縫中，中國究竟是成為大陸國家還是海洋國家？國共兩黨的不同意識形態背后乃是不同的地緣戰略，國民黨本來就是兩廣江浙這些沿海地帶興起的，而中國共產黨一開始興起于沿海城市，但毛澤東從江西湖南根據地以至于長征達到延安，實際上選擇了一條成為大陸國家的路線。因此，雖然國民黨擁有強大的軍事實力，但共產黨占領西北、后來搶先占領東北始終具有地緣戰略上的優勢。

新中國雖然走向大陸國家與蘇聯結盟，但新中國始終懷有邁向海洋世界的心思。保留香港殖民地就是一個例子。當蘇聯帝國試圖控制中國將中國變成為其附庸國時，中國被迫與蘇聯決裂，從而下決心轉向海洋世界。1972年尼克松訪華，中美雙方排除意識形態的干擾建立了地緣聯盟，從根本上顛覆了蘇聯在與美國爭霸中曾經擁有的地緣政治優勢，由此埋下了解體的根源。因此，中國加入海洋世界不是從改革開放開始，而是從1972年開始，沒有1972年奠定的全球地緣戰略基礎，中國改革開放不可能融入到美國主導的海洋世界體系中。

而類似地，今天中國與美國的關系又處在關鍵時期，美國就像當年的蘇聯一樣，為了全球霸權而壓制中國發展，中美貿易戰迫在眉睫，這完全有可能將中國重新推向與大陸的俄國建立密切關系。事實上，面對冷戰后美國的全球霸權，中俄已經在建構“上海合作組織”，中俄關系也在越來越密切。若中美關系走向全面破裂，那在全球地緣政治格局中的意義不亞于1972年尼克松訪華對于蘇聯的意義。

在這種全球地緣戰略的格局下，我們看新中國從1949年走到今天的歷程，你會發現，中國全部的地緣政治努力就是在大陸與海洋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這個平衡點實際上也是維持世界的和平的平衡點。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時間越到后來，我們越可以感受到麥金德的理論洞見對于今天意義。

二

應該怎樣理解麥金德的洞見？我們一般都將麥金德的洞見理解成地緣政治學。但就像剛才小楓老師說的，麥金德的英國式的地緣政治學，與德國式的地緣政治學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理解世界方式。麥金德對地緣政治學最重要的理解，就是他26歲的時候在皇家地理學會所做的演講。

我們今天說的地理學與現代自然科學、地理大發現、地圖等現代地理測量技術興起，這一切構成了現代的科學地理學。而在西方古典歷史上，《荷馬史詩》和希羅多德《歷史》中講的那一部分與地理相關的內容被稱之為人文地理學。現代地理學興起之后，一個重要工作就是從事全球探險活動。英國皇家地理學會也是一個探險俱樂部，麥金德也曾經去非洲探險。

但是到了十九世紀，也就是麥金德這個時代，地理探險基本結束，我們能夠找到的山川和河流，都已經找到了。而地理探險的結束也意味著歐洲列強瓜分世界的結束，在麥金德研究之際，就是關于非洲問題的剛果會議和八國聯軍侵華。那么，此后地理學還能做什么呢？這個問題的背后就是此后列強如何面對瓜分完畢的世界呢？答案無疑是世界大戰，而地理學服務于列強的爭奪，那自然就發展出了政治地理學或地緣政治學。

不過，26歲的麥金德這個演講中明確提出科學的自然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結合起來。這個結合的基礎是自然法則與人類活動法則的內在關聯以及由此形成的人類知識的整體性。因此，他堅決反對美英大學中的分科化，認為分科化帶來的是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完全不能互相理解，以至于政治家所要的地理與大學教授所講授的地理完全是兩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