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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注釋

(1) 蘇力：《秋菊的困惑與三杠爺的悲劇》，載蘇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資源》，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

(2) 關于對“國家與社會”這個理論范式的討論，參見強世功著：《法制與治理：國家轉型中的法律》，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

(3) 趙曉力：《要命的地方：〈秋菊打官司〉再解讀》，載《北大法律評論》，第6卷第二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

(4) 梁治平著：《法律的文化解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

(5) 趙曉力：《祥林嫂的問題：答曾亦曾夫子》，載吳飛（編）：《神圣的家：在中西文明的比較視野下》，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年。

(6) 鄭戈著：《法律與現代人的命運 : 馬克斯·韋伯法律思想研究導論》，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

(7) 〔德〕馬克斯·韋伯著：《法律社會學》，康樂、簡惠美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

(8) 參見強世功：“中國法律社會學的困境和出路”，《文化縱橫》，2013年第10期。

(9) 蘇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資源》，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

(10) 關于“詞”與“物”的區分來源于福柯，參見：〔法〕米歇爾·福柯著：《詞與物》，莫偉民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蘇力非常嫻熟地運用這個理論來分析中國法治建設中面臨的問題。相關討論參見蘇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資源》。

(11) 蘇力著：《道路通向城市：轉型中國的法治》，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

(12) 關于現代法治作為一種治理技術的討論，參見蘇力著：《送法下鄉》，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趙曉力：《通過法院的治理：80年代以來中國基層法院對農村承包合同的處理》，載《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4月第2期；強世功著：《法治與治理》，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強世功著：《懲罰與法治》，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年。

(13) 參見〔美〕佩里·安德森著：《絕對主義國家的譜系》，劉北成、龔曉莊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于明著：《司法治國：英國法庭的政治史（1154 – 1701）》，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

(14) 參見〔美〕米爾伊安·R.達瑪什卡著：《司法與國家權力的多個面孔》，鄭戈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

(15) 參見〔法〕孟德斯鳩著：《論法的精神》，張雁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美〕漢密爾頓等著：《聯邦黨人文集》，程逢如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

(16) 參見〔德〕卡爾·施米特著：《大地的法》，劉毅、張陳果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

(17) 參見〔美〕羅納德·德沃金著：《法律帝國》，李常青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

(18) 對“人大釋法”的政治功能和法律技藝的討論，參見強世功：《文本、結構與立法原意：人大釋法的技藝》，載《中國社會科學》，2007年，第4期；強世功：《司法主權之爭》，載《清華法學》，2009年，第5期。

(19) 關于“大國法治”的論述，參見徐顯明：《走向大國的中國法治》，載《法制日報》，2012年3月7日。蘇力在其最新著作《大國憲制》中，也忽略了法律多元主義這個主題。

(20) 關于清帝國與法律多元主義的討論，參見汪暉著：《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下卷，第一部“帝國與國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張世明著：《法律、資源與時空建構：1644–1945年的中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

(21) 蘇力著：《也許正在發生：轉型中國的法學》，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年。

(22) 參見強世功：《“法治中國”的道路選擇：從法律帝國到法律多元主義共和國》，載《文化縱橫》，2014年第4期。強世功：《黨章與憲法：多元一體法治共和國的建構》，載《文化縱橫》，2015年第4期。

(23) 關于多元現代性的論述，參見〔德〕多明尼克·薩赫森邁爾等編著：《多元現代性的反思：歐洲、中國及其他的闡釋》，郭少棠、王為理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

(24) 關于這個問題的討論，參見強世功：《違憲審查制度的第三條道路——中國憲制的建構與完善》，載《文化縱橫》，2016年第1期。

(25) 參見〔英〕托馬斯·霍布斯著：《利維坦》，黎思復，黎廷弼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

(26) 參見〔法〕盧梭著：《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

(27) 有關學術規范與學術共同體的建構，參見鄧正來著：《研究與反思：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思考》（增訂版），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有關“言論自由”與“學術自由”的區分，參見〔美〕羅伯特·波斯特著：《民主、專業知識與學術自由：現代國家的第一修正案理論》，左亦魯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4年。

(28) legalism可以理解為“律法主義”，也可以理解為“法制論”，或者也可以理解為“法家”。這個詞的核心含義就是強調沒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道德，道德要服務法律，或者服務于法律設定的標準，“以法為教，以吏為師”。這實際上是現代西方法律的基本特征，西方文獻中關于這個問題的討論，參見〔美〕施克萊著：《守法主義：法、道德和政治審判》，彭亞楠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亦參見強世功著：《法律的現代性劇場：哈特與富勒論戰》，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正因為如此，中國古代的法家往往被看作是潛藏著現代性思想，與西方現代國家建構和法治思想相吻合，而儒家和道家思想往往被看作是反現代的。參見〔德〕韋伯著：《儒教與道教》，王容芬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年。〔美〕福山著：《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一卷，毛俊杰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

(29) 關于這種法律多元局面的描述，參見〔德〕韋伯《法律社會學》；〔美〕伯爾曼著：《法律與革命：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 賀衛方等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葉士朋著：《歐洲法學史導論》，呂平義，蘇健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

(30) 關于這種法律多元主義理論的論述，參見千葉正士著：《法律多元》，強世功等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Sally Engle Mer, Legal Pluralism，Law & Society Review, Vol. 22, No. 5 (1988), pp. 869 – 896.

(31) 〔法〕孟德斯鳩著：《論法的精神》，張雁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一卷第一章第一節，第1頁。

(32) 在蘇力討論“秋菊的困惑”之后，法學界圍繞《秋菊打官司》這部電影展開了持續的討論，已經產生了一大批研究文獻。有關的經典文獻，參見陳頎、強世功主編：《秋菊的困惑：“法律與文學”在中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即出）。

（原載《東方學刊》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