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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強世功】

后冷戰時代開始以來，美國在全球推廣“全球化”（globalization）這個概念，并由此日益主導著全球公共話語，以致任何引發全球關注的重大事件都會被人們從這一角度評估是有利于推動“全球化”，還是導致“逆全球化”。

在這樣的思維慣性下，“全球化”概念不僅是事實的陳述，而且變成價值指南，讓我們不假思索地認定“全球化”就是好的，“逆全球化”是壞的，前者與“改革開放”一致，后者不免有“閉關鎖國”的嫌疑。

然而，這種理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們混淆了“全球性”與“全球化”這兩個概念的不同，以致不明白“全球化”的真正意涵，不理解“全球化”的背后乃是世界帝國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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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文語境中，我們對“全球化”有著巨大誤解。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們在不經意間將這個概念理解為一個名詞，并在社會學意義上用“全球化”來描述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趨勢，即曾經在地球上分散的人類文明逐漸形成越來越緊密的聯系，甚至成為無法相互分割的整體。因此，“絲綢之路”、地理大發現被看作全球化歷史中的標志性事件。

從鐵路到互聯網的科技進步，使得“地球村”不再是比喻，而是近在眼前的現實。氣候變暖、疫情傳播、星際探索，乃至“元宇宙”都變成了“全球化”所關注的主題。在目前流行的全球史寫作中，茶葉、蔗糖、棉花、咖啡等作物的全球流動，人權、司法審查、“門羅主義”等概念的跨語境傳播，都變成了重要的話題。

《新航路的探索》（來源：zhihu.com）

這種對人類生活越來越邁向“地球村”的理解在不經意間混淆了“全球性”與“全球化”。我們上述對全球化的理解實際上講的是“全球性”，即任何事物都需要從全球互動視角來理解并獲得其全球性意義。

人類空間意識中不斷壓縮的“全球性”狀態乃是我們必須面對的歷史命運。因此，“全球性”作為名詞描述的是一個客觀的歷史現象和歷史進程。相應地，“全球化”其實是一個動詞，關注的是如何將人類生活從“非全球性”或“前全球性”狀態推進到全球性狀態中。

因此，作為一個動詞，“全球化”概念的真正意義恰恰是那些被隱蔽起來的內容，即“誰”用“什么方法”把“何種事物”向全球進行推廣。它意味著有一種力量將原本屬于地方性的要素（比如生產工具、商品、制度組織方式、文化觀念和信仰等）向全球推廣，從而使其凌駕于其他類似的地方性要素之上，最終具有了全球性，乃至普適性。

在這個意義上，“全球性”是一個社會學觀念，而“全球化”乃是一個政治概念，并且隱含了曾經分散在地球上的各種地方性文明為爭奪“普世文明”的支配權而展開的斗爭。

而“全球化”理論往往是為這種獲勝的文明或生活方式提供意識形態的正當性辯護：這種勝利不僅由于在這場爭奪中擁有的實力而獲得正當性，更因為其正當性才取得必然勝利。當這種言詞無法說服對方時，人們往往會訴諸槍炮來“證明”。

由此，政治與哲學乃至神學始終糾纏在一起，“硬實力”“軟實力”和“巧實力”、“經濟權”“政治權”和“話語權”、“挨打”“挨餓”和“挨罵”等等，就糾纏在各種力量交織斗爭所推動的全球化世界中。

從這個角度看，鄭和下西洋和歐洲大航海運動的區別不在于時間先后與規模大小，而是性質不同。前者就意味著“全球性”，表明航海技術已經能夠將不同的生活方式連接起來，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要將自己的生活方式向東南亞、印度洋和非洲沿岸推廣，從而成為一種凌駕于其他文明之上的普遍性生活方式或“普世文明”。

后者則意味著“全球化”，歐洲人將其文明通過傳教、商業、暴力等方式向全球范圍擴張、推廣，從而取得普遍主義的凌駕性支配地位，它是西方世界崛起之后的“特殊專利”。

因此，中國文明在東亞地區的傳播不是“全球化”，蒙古帝國在歐亞大陸的擴張也不是“全球化”，伊斯蘭教在歐美的傳播更不能被看作“全球化”，全球共產主義運動、反殖民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非但不能被看作全球化，反而被看作“逆全球化”的潮流。

《五月花號在普利茅斯港》，由威廉·哈爾索爾（William Halsall）繪于1882年（來源：wikipedia.org）

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全力打造“全球化”的意識形態，希望將其生活方式在全球加以推廣，從而利用后冷戰單極世界優勢，締造一個由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

至于那些將“全球性”與“全球化”混為一談從而熱烈擁抱全球化的人們，不過是主動或被動地扮演起世界帝國臣民的角色而已。與“全球化”相一致，曾經風靡的“地球是平的”這句話的真實含義，是用各種力量將整個世界夷平，以便建立起世界帝國。

因此，后冷戰以來，無論“歷史終結”的暢想，還是“文明沖突”的憂思，這兩種看似矛盾的主張，實際上共同構成世界帝國的意識形態，即用“文明沖突”來推動“歷史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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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角度來看，今天主流媒體和學界關于“全球化”“逆全球化”乃至“再全球化”的討論，以及中美關系“脫鉤”與“再掛鉤”的爭論，往往將“全球化”混同于“全球性”。

我們僅僅關注到“全球性”的表面現象，忽略或回避了“全球化”的政治實質：誰的全球化，何種全球化？這些爭論和判斷往往基于“全球性”來觀察和分析歷史現象，結論不同既是由于選擇關注的現象片段不同，也是由于對歷史進程的主觀期待有所不同。

就像裝有一半水的杯子，有人會將其描述為“半杯水”，有人則描述為“半杯空”。悲觀主義者看到了中美競爭和“逆全球化”的一面，從而認為中美已經進入“新冷戰”，期待國人不要抱有幻想，扎扎實實做好準備；樂觀主義者看到中美合作和全球性發展的歷史趨勢，認為中美處于“熱和平”，期望努力推動中美合作，避免陷入“自我實現的預言”。

然而，如果我們試圖擺脫經驗主義，從歷史經驗的“全球性”表象深入到對歷史內在邏輯的把握，就必須借助哲學思考來把握歷史發展的主要矛盾及其變化規律，把握“全球化”進程中各種力量的對比關系。

這就意味著，我們必須以一種客觀冷靜的科學態度，把握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及其發展趨勢，圍繞推動全球化的政治主體之間的力量對比關系來思考全球化的動力。

眾所周知，在將全球連為一體的大航海時代，海盜、冒險家、封建君主、金融家們是大航海事業最早的推動者，緊隨其后的則是教會、教士、商人、企業主等。今天的跨國公司以及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組織可以說是這個傳統的繼承者。

然而，在所謂西方“發現”世界的“全球化”進程中，誕生了真正的政治主體——現代主權國家。可以說，主權國家從一開始就是全球化的產物，是歐洲封建領主在這場以殖民掠奪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競爭中的產物，是圍繞掠奪殖民地以獲得優勢權力而展開的長期戰爭中鍛造出的產物。

因此，主權國家從一開始就與全球殖民掠奪、商業貿易、金融和戰爭聯系在一起，這就是現代“財政—軍事國家”的崛起。在此基礎上，歐洲建構出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國際社會”。今天的國際經濟理論和國際政治理論很大程度上是對“全球化”進程力量對比關系的思考。

1939年的世界殖民地（來源：wikipedia.org）

然而，當我們在理論上將“國家”想象為一個獨立的決策主體時，似乎假定了這些國家之間是平等的。如果我們考慮到主權國家誕生的“全球化”背景，即西方文明凌駕于全球之上成為“普世文明”的歷史進程，那么“全球化”的政治主體表面上看是主權國家，實際上是主權國家背后的整個歐洲發展出來的現代文明。

因此，亨廷頓將“全球化”的分析單元確定為“文明”，認為西方文明凌駕于其他文明之上成為“普世文明”，并與其他文明形成“文明沖突”。盡管地球上很多主權國家從屬于某種文明形態，但只有文明中的“核心國家”才能領導文明的發展。

可見，“全球化”的政治主體表面上是主權國家，實際上是文明及其背后的“核心國家”。這種文明與核心國家的結合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帝國”。因此，帝國與文明才是我們理解“全球化”乃至全球秩序的基本分析單元。

從這個角度看，全球化的歷史其實是帝國擴張與爭霸史。如果從帝國和文明的角度看，人類文明史乃是從“區域性文明帝國”邁向“世界帝國”的歷史。區域性文明帝國往往以農業或游牧作為基本生存方式，因此帝國財富來源于土地，區域性文明帝國就以領土擴張為特征，最典型的就是蒙古帝國及其后繼者的領土擴張心態。

然而，隨著大航海時代商業貿易建構起了全球經濟網絡，整個世界被貿易、金融組織在一起，從而推動以領土擴張和宗教控制為特征的古典帝國形態，向全球經濟金融的擴張和控制的新型帝國形態轉變。

因此，殖民帝國既有古典帝國領土擴張的特征，也更多著眼于建構經濟產業鏈分工體系的新型控制模式。前者屬于傳統的“有形帝國”（formal empire），后者就屬于現代的“無形帝國”（informal empire）。大英帝國就是古今帝國形態轉型的中間形態，它將這種“有形帝國”與“無形帝國”結合起來，構建出第一個世界帝國——“自由貿易的帝國”。

在此基礎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美國從英國手里接過了世界帝國體系，徹底拋棄了“有形帝國”形態，在“無形帝國”的基礎上建立起“自由主義利維坦”。而在后冷戰的今天，美國以建構“新羅馬帝國”為目標，進一步推進世界帝國的建設。可見，“全球化”隱含的政治含義就是推動建構由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