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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摘要：

日據下的一九二零年代是臺灣唯一有無政府主義活動的時代。本文以中日韓三國為基本范圍，為臺灣無政府主義者在這個時代的活動做一粗略的素描。本文認為，正因為無政府主義提供了社會主義思潮所獨有的政治視野，把人類社會整體的變革當成自己的任務，才使臺灣與各地的無政府主義者可以正當地介入各地的革命，并使各地的革命者可以正當地介入臺灣。社會主義才有的這種政治視野，是一九二○年代臺灣無政府主義活動留下的最重要遺產。

正文：

“主要以民族意識和階級意識的雙重覺醒為特征的殖民地運動……由溫和的右翼到激烈的左翼，其間顯出了一定的運動光譜。其中就有一種被定性為小資產階級狂熱的理想主義與行動主義綜合體的無政府主義的出現。……在殖民地反帝聯合斗爭的體制下，開始了臺灣無政府主義運動的活動軌跡。”[1]

二○○五年，一本中文名為《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的民間歷史教科書在中日韓三國以三種語言發行。雖然這部教科書并非由各國最頂尖的歷史學家所撰寫，其撰寫的思路卻走在了時代的尖端。《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以十九世紀以來三國的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間的斗爭為主線，并從三國之間的人民斗爭乃至新興社會（主義）運動出發，積極探詢三國人民克服種種阻礙而實現運動連帶的史實。[2]

對于共通性與相異點恐怕一樣多的“東亞”三國而言，選擇“社會運動”這樣的切入點，不但反映出實在的“社會運動之東亞”，也體現出建構性的“社會運動之東亞”。先就“建構”的方面來說，近代社會運動本身就具有跨地域性格，這種性格促使運動不會僅僅止于東亞，也不見得是東亞內生的事物。因此，如果要談論“社會運動之東亞”，就必須自問這種提法究竟在甚么意義上優于“社會運動之三國”或者“社會運動之東方”之類的提法，同時更需自問在當下提出這種提法的意義。但就實在的方面而言，二十世紀的“東亞”社會運動又確實可以看出一個整體性。這種整體性既來自于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布爾什維主義）與無政府主義讓其所存在的地域“摶成”一體，也來自于這些“主義者”當時所面對的“現存網絡”——如德里克所言——“一個區域的視角并不一定與類似的文化傳統有關，就比如革命者一樣，他們不僅僅只是承繼了某個區域，而且建構了他們選擇的區域。”[3]

也就是說：“東亞”社會運動的整體性往往是超出“東亞”這類跨地域概念的；正因為這種整體性在超越“東亞”的范圍里形成，才使“東亞”范圍內的整體性成為可能。而這種整體性源自于兩種主義提供了一種足以跨越地域差異的政治視野。如汪暉所言：“政治分析的特點是重視主體的能動性......對于能動的主體而言，國際主義與其說產生于對于民族認同的拒絕或遺忘，毋寧說產生于一種將自身民族的解放與其他民族的解放關聯起來的政治意識或政治自覺。如果將這種社會革命的政治視野引入對于“亞洲”的分析之中，那種關于“亞洲”或“東洋”的總體性規定或靜態描述也必然不再有效，因為“政治分析”的視野要求的是對國際關系和不同社會的內部關系的動態分析，即從社會革命的角度追問：在這個歷史運動中，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敵友問題既包含在國內關系之中，也包含在國際關系之中。”[4]二十世紀的馬克思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正是基于這種“社會革命的政治視野”，使他們的“政治分析”立足于“半殖民地”、“殖民地”、“被壓迫民族”、“弱小民族”，乃至更往二十世紀后半期的“第三世界”這樣的視野，從而展開橫跨亞、非、拉美等地域的連帶。而兩種主義為人類整體所個別揭示的一系列社會變革議程，則成為貫穿這些連帶的金線。只有當“東亞”這一類的跨地域概念能夠為革命者的政治分析起作用，才是有意義的。

無政府主義的跨地域性格與可思母俱樂部

眾所皆知，“東洋”、“大亞洲主義”之類的跨地域概念在二十世紀初期的“東亞”就已出現，但若僅僅考慮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所各自摶成的跨地域連帶，并將這兩種連帶相比較，將容易發現馬克思主義所形成的連帶往往無需借助“東亞”之類的概念。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幾個他們所“立足”的“視野”之外，一個重要原因是一九一九年成立的共產國際——作為世界革命中心——把革命的基本“單位”規定于民族國家或特定民族區域；因此，只是在為了指稱這一系列區域的集合時，才會引入諸如“遠東”“東方”（比方共產國際遠東局、東方局、東方書記處）或者“泛太平洋”（如共產國際所領導的“泛太平洋勞動組合書記部”）之類的說法。雖然無政府主義者也有類似的視野，然而“東亞”、“亞洲”、“東方”之類的概念卻對使用這些概念的無政府主義者們有著較強的意義。這可能是因為無政府主義者始終沒有辦法形成共產國際這樣的運動中心，而無政府主義者本身又排斥奪取政權或排斥組織嚴密政黨，所以這些松散的無政府主義者便更傾向于跨地域尋找同志，形成連帶。而“東亞”之類的概念雖然空洞，卻至少能為松散的主義者之間聯系起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弱小民族的民族主義，另一方面則是反對壓迫弱小民族的那些帝國主義。

由于地域的狹小與嚴格的思想管制，臺灣的無政府主義從一開始就具有跨地域的性格；就活動范圍來說，至少及于一九二○年代的中日韓三國所構成的“東亞”。

現知最早的臺灣無政府主義者是在一九一五年發動噍吧哖起義的馀清芳。日本大坂地區的無政府主義者逸見吉三指出，當年馀清芳因向學心切而曾渡海前往日本橫濱，一邊理發謀生，一邊自學。當時橫濱存在著一個由吉田只次，田中佐市，村木源次郎和渡邊政太郎等人所組織的“直接行動派”的秘密集會，他們是幸德秋水“大逆事件”的幸存者。吉田只次常常前往馀清芳工作的理發店開導馀清芳，并引領他參與該派活動。后因理發店同工懼怕馀清芳的行為，他便被迫辭職，輾轉于西日本的神戶、大坂一帶，但不久便音訊杳然。后來，馀清芳將其學到的無政府主義聯系于臺灣實際，發動了噍吧哖起義。逸見據此認為：噍吧哖起義雖然經常被日本官方曲解為迷信所驅使的反文明暴動。事實上馀清芳等人所謀求的是由臺灣人自身相互扶助的共同社會，為其大眾化，遂以所謂“大明慈悲國”調和以宗教性，實際上是非常現實的大眾蜂起。[5]

到了一九二○年的東京，日本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再次出現臺灣人的身影。臺灣人呂盤[磐]石、黃登洲、彭華英、蔡培火，以及范本梁，共同參與了位于東京神田區中國基督教青年會（YMCA）的可思母俱樂部（コスモ俱樂部，一九二○至一九二三年）。日本學者松尾尊兊指出：“可思母”意味著“創造無國境的新世界新生命”，是一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東亞諸民族知識人的交流機關”。李大釗（中）、權熙國（朝），以及堺利彥、宮崎龍介、大杉榮（日）等人都曾列名其中。然而可思母俱樂部不只是個跨地域組織，還是跨主義組織。由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爆發，原先在東亞各地較為流行的無政府主義一時之間遭到馬克思主義．布爾什維主義的嚴峻挑戰。因此可思母俱樂部成為了“A”（安那其主義，即無政府主義）“B”（布爾什維主義，即馬克思主義）兩派合作的組織。然而“B”派的抬頭，最終還是成為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分裂的關鍵因素，便加速了從“A”“B”混雜向“A”派或“B”派各自的純化。松尾尊兊認為，由于官方鎮壓過甚而日共在排除無政府主義派大杉榮的狀況下進行組黨，致使大杉榮另建無政府主義傾向的北風會，停止發行與“B”派共同發行的《勞動運動》；翌年，在日朝鮮人也隨之產生“A”“B”分裂。在此過程中，可思母俱樂部逐漸傾向于“B”派并地下化。[6]

可思母俱樂部可說是一九二○年代臺灣無政府主義運動的母體。范本梁自言，在日期間曾親炙大杉榮之教導。[7]一九二一年六月，可思母俱樂部在神田中國基督教青年會舉辦“人類愛的結合講演會”，發表包括法、俄、中、韓五種語言在內的宣言書，并有來自東方各國的人士發言。這次集會是可思母俱樂部留下最多記載的一次事件。在會中起而講演的范本梁曾遭臨監警察中止，并因此遭到拘禁，最終轉赴北京。[8]

范本梁前往大陸之際，正是中共即將在上海召開“一大”之時。中共“一大”于同年7月召開之時，一大代表陳公博所借居的“大東旅社”正好也有一群東亞各弱小民族革命者召開著秘密集會。某種意義上，此時聚集了弱小民族份子與激進主義者的大東旅社正是東亞社會運動在上海的縮影。范本梁日后曾大力贊揚的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和田久太郎[9]當時也在上海。據日本情報，蔡惠如、彭華英等人曾作為“大坂一派的可思母俱樂部成員”而列席于和田于上海舉辦的宴席。和田久太郎就是本研究前面曾提到的大坂無政府主義者組織中的一名。[10]

無政府主義者的跨國匯聚與結社

范本梁抵京后，參加了著名無政府主義者、老同盟會員景梅九所組織的團體。一九二二年十一月至翌年一月，滯留于中國的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山鹿泰治，曾與旁聽于北京大學哲學系的范本梁以外國人代表的身分，共同出席景梅九所主持的“北京無政府主義者連[聯]盟（北京AF）”會議。[11]景氏是著名無政府主義者、老同盟會員，他當時所辦的《國風日報》副刊“學匯”乃是全國最重要的無政府主義活動新聞紙。

當時的北京有大量東亞無政府主義者匯聚當地。朝鮮獨立運動者李又觀（李丁奎）曾回憶他與朝鮮無政府主義者申采浩（申丹齋）、俄羅斯無政府主義者愛羅先珂、范本梁，以及魯迅兄弟等人來往。[12]朝鮮無政府主義革命家柳子明也指出，他在北京之時，曾與申采浩、范本梁，以及另一個臺灣人林炳文來往；他甚至還受招待而住進泉州會館之內。[13]當謝雪紅到了上海，也曾在當地遇到前往活動的范本梁。[14]總之，范本梁與群集中國的東亞各地無政府主義者——特別是朝鮮無政府主義者——有很深的交往。雖然這些記載首先只是范本梁之個人“活動”，但這些由范本梁、景梅九、林炳文、羅任一、柳子明、李又觀、山鹿泰治等東亞無政府主義者所形成的跨國籍、跨國界交往，也恰恰是東亞無政府主義“運動”的重要體現。

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一捆從北京寄往廈門的傳單《新臺灣創刊的宣言》被廈門當地的日本領事館所查獲。這是一份創刊宣言書。這份刊物的發行單位叫做“新臺灣社”，刊物由“贊堃”（許地山）負責發行與通信者與通信處，并由“一洗”（范本梁）負責編輯。[15]許地山于同年前往美國留學之后，范本梁改組了刊物及社團。先是一九二四年春節，范本梁開始四處散發“謹迎新春”的反日明信片。二月八日，范本梁在北京大學的“克魯泡特金逝世三周年公祭大會”發表以“大杉榮先生”為題的演說。三月五日，召開“華北臺灣人大會”譴責日本警特在島內發動的“治警事件”，并發表聲明〈華北臺灣人大會之宣言——為臺灣民選議會請愿團被拘〉。四月十五日，發行刊物《新臺灣》，單位署名“新臺灣安社”。目前可見雜志型的第二號（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與報紙型的第三號（一九二六年三月）。范本梁曾在這年前往上海活動。直到一九二六年北京局勢丕變，他才返回臺灣，卻旋即被捕。[16] 除了范本梁之外，可思母俱樂部所奠下的人際關系網還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如果把范本梁的行動看成一條“A”派道路的奮斗史，另一條人際網路的發展則表現為“AB”合作的形成與破裂。可思母俱樂部內的大陸無政府主義者謝晉青、羅任一（羅豁，與范本梁認識[17]）是這一網路的核心人物。他們曾在前面提到的青年會內組織“東京通信社”的小媒體，謝晉青更首先針對臺灣解放問題提出看法。這兩位先后回到中國。謝氏早逝，而羅任一則在一九二四年與朝鮮（如著名共產主義者尹茲英）、臺灣（如許乃昌、彭華英）、日本（如日共黨員佐野學），以及大陸各省的左翼青年（多是上海大學學生）在上海組織起“AB”合作的“平社”，并創辦臺灣史上第一個定期左翼刊物《平平旬刊》。《平平旬刊》最初曾得到包括景梅九所辦刊物《學匯》的報導，而初期的《平平旬刊》內容也可以看到知名無政府主義者“抱樸”、盧劍波的文章。平社組織者、臺灣最早的中共黨員與留蘇學生許乃昌曾自言，該社正是因為無政府主義者的破壞而在一九二四年上半年瓦解。 張深切等旁觀者也指出，當時的平社曾與前往上海活動的范本梁發生沖突。[18]

大陸上的臺灣無政府主義活動由于范本梁的被捕與平社的瓦解而暫停。雖然此間還可以從一些反日的臺灣學生刊物中看到鮮明的無政府主義傾向（比方一九二五年廈門的《臺灣新青年》），但臺灣無政府主義運動的主體開始轉入島內，大陸上的臺灣青年則全部卷入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狂潮之中。

一九二六年，朝鮮無政府主義者柳樹人（柳絮）提出了“組織東亞無政府主義者大聯盟”的主張，希望各地的運動可以克服偏狹的民族革命而導向社會革命。柳樹人估計“遲在二年以內，極力使他成立。”[19]韓國學者曹世鉉指出：“『東方無政府主義者聯盟』是繼承了亞洲親和會和社會主義講習會的傳統，在一九二八年六月組建的名實相符的亞洲人無政府主義聯合體。據說，此團體中有中國、日本、韓國、臺灣、越南、印度、菲律賓等七國代表兩百余名參加。他們團結了東亞各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在自由聯合的組織原理下，強化了國際連帶，確保了民族自主和個人自由。他們為了建設理想的社會邁進，還發行了名為《東方》雜志。”[20]

實際上，東亞無政府主義者大聯盟與之前的無政府主義者網絡仍有關系，關鍵人物就是與范本梁、柳子明等人密切交往的臺灣人林炳文與朝鮮革命家、歷史學家申采浩。一九二八年五月，朝鮮無政府主義者申采浩在基隆郵局領取匯款時被捕，與他同案被捕的還有四月二十八日在安東火車站被捕并轉押大連的北京國際郵局人員林炳文。林炳文以“北京華北物產公司”所開具的偽造郵政匯款因在基隆、臺中、臺南、高雄陸續被發現，引起官方嚴重警戒，并招致他們被捕。申采浩與林炳文等人為了獲取活動經費而進行的上述活動被視為跨國性的“無政府主義東方聯盟”的一次行動。眾所周知，日本共產黨領導人渡邊政之輔也在同年十月前往臺灣，并在基隆拒捕身亡。由此可見，一九二八年的臺灣開始成為東亞馬克思主義運動與無政府主義運動發展的新目標。[21] 其實林炳文正是被知名作家林海音稱為“屘叔”的小叔叔。林海音回憶，林炳文與朝鮮革命者運用林在郵局工作的優勢，進行抗日工作，卻不幸在大連被捕，死在牢中。[22]此外，無政府主義刊物《黑色青年》（不晚于一九三○年九月）還記載：“東方無政府主義者聯盟同志被害　本年四月十三日午后四時，大連地方法院，對兩個月前被補的同志下了以下的判決：李響[弼]鉉（死刑）李鏡云（無期徒刑）申采浩（徒刑十年）以外，林炳文、楊吉慶二同志尚在審訓[訊]中。”[23]

臺灣島內的無政府主義與無政府共產主義

組建于一九二九年的“臺灣勞動互助社”曾遭日本警特查獲他們抄錄自柳樹人所著《弱小民族的革命方略》的精密化革命理論；分別是原書的“C.殖民地革命黨不應該與統治國的勞働政黨連絡”，“E.革命的組織”，以及“F.組織的原則”、“G.戰略”。[24]實際上，這種抄錄現象正反映出范本梁之后的島內臺灣無政府主義者基本上未能留下比范本梁更具體系的理論。可是，這并不意味著島內的無政府主義運動沒有得到發展。

島內社會主義運動領導人連溫卿是島內無政府主義發展的重要指標。連溫卿深受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影響，并熟稔于無政府主義者所熱衷的世界語。僅以無政府主義的傾向來說，當他在一九二四年參加東京的五一節游行時，曾深為隊伍中的無政府主義“黑旗”而感動，此事便可見一斑。從組織上來看，連溫卿與無政府主義者胡柳生等人所組織的“自由勞動者聯盟”就有一個具有無政府主義色彩的名稱（“自由勞動”），而連溫卿以“機械工會”為對象而組織工會的方式，則與大陸無政府主義者以“機器工會”為對象而組織“行業別”工會的方式相同，從而迥異于馬克思主義者所重視的“產業別”工會。[25]從活動上來看，連溫卿則始終熱中于無政府主義者的世界語，而且畢生未曾與無政府主義者斷絕交往。山鹿泰治于四○年代旅臺期間，曾與連溫卿有密切來往；大陸無政府主義者毛一波赴臺之后，亦曾為連溫卿撰寫極為欽慕的追悼文章。值得一提的是，在臺灣總督府的秘密文書〈文化協會對策〉里，也曾將彭華英與連溫卿（且只有此二人）并列為無政府主義者。總督府的這一歸類雖不無啟發，然在忽略彭、連二人的馬克思主義傾向下，這一判斷顯然又過份武斷。[26]

除了連溫卿本人兼具兩種主義，他與蔣渭水從“臺北青年會”中培養出來的一批“無產青年”更是如此。這批無產青年后來協助連溫卿在一九二七年初奪取了臺灣文化協會領導權，從而使島內左右分歧臺面化。無政府主義派的無產青年與連溫卿繼續在島內奮斗。馬克思主義傾向的無產青年則在一九二八年參與成立了臺灣共產黨。后來由于臺共潛入島內，從連溫卿奪取文協領導權，這無政府主義派的無產青年便與連溫卿共同退出文協。總體來看，當臺灣無政府主義運動開始在島內發展，與殖民母國日本的運動連帶也密集起來。王詩瑯則是其中一個典型。[27]

一九三一年，一個自稱“東方無政府共產主義者廈門分聯盟”的組織在日本駐廈門領事館放置炸彈。[28]目前尚無法確認該組織與柳樹人所發起組織之間的關系，但這個把“無政府共產主義”寫在自己旗幟上的組織，正以他的名稱說明了一九二○年代東亞無政府主義運動的主流思想：“無政府共產主義”。

“無政府共產主義”是克魯泡特金所發展的學說。大陸無政府主義者范天均接受訪問時說：“研究中國無政府主義的問題，不能以國外無政府主義者的學說來理解中國無政府主義者的活動。中國無政府主義者信仰的主要是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共產主義學說，主張以有組織的工團為手段，共產主義為目標，認為‘工團’是理想社會中的基層單位。”[29]在臺灣人中，對無政府共產主義做出最多闡述的是留下最多著作的范本梁。

克魯泡特金試圖對于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現象進行歷史的觀察，并歸納、演繹出人類進化的客觀趨勢。克魯泡特金稱此方法是一個與“唯物辯證法”（dialectical materialism）相對立的“歸納演繹法”（inductive-deductive method），克氏由此得出“互助”（mutual aid）這一客觀趨勢。[30]巴金認為克魯泡特金“依著科學方法（自然科學的歸納的演繹法）”而證明了克氏自稱的經濟理論：“社會生理學”。Rudolf Rocker則認為馬克思所重視的辯證法對于十九世紀以來的種種學科成就毫無貢獻，反而有賴于“歸納的演繹法”。該方法“專門根據著社會生活的已有事實以及對于過去與現在各種社會努力之經濟觀察來立論。他開始便搜集那些暗示著一個新的文化時代就要到來的兆候，然后將組織上本質的事物與偶然的事物分開，以便可以在這樣得來的基礎上面引出一般的結論。這個方法便必然使他與近代經濟學的規制立即發生沖突，這是不可避免的事。”[31]

必然性與偶然性在克魯泡特金的方法之中是對立的存在。凡是被他歸于“客觀趨勢”之內的都屬必然，諸如國家政權之類歸不進去的存在則屬偶然。雖然他不排斥偶爾解釋一下這些偶然性，但他不認為這些偶然性也是某種“客觀趨勢”的必然派生物，因為他只認可他自己所歸納演繹的“客觀趨勢”。“科學的歸納，與宗教的訓誡完全不同，它突然開辟出人類完善與改良的大道。”“如果你應用自然科學家的嚴正的歸納法去研究社會問題，你就會就會跑到我們的隊伍里面來，你會和我們一樣為社會革命而努力工作了。”[32]

小結

克魯泡特金所強調的“科學”，反映了無政府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爭奪“科學”話語權的意圖，這或許也可以理解為德里克所說的無政府主義“包容”戰略。[33]但由于無政府主義者無法正視“偶然”的必然性，遂使他們的“科學”終究只是擺飾，不能更好地解釋當下所發生的一切苦難及其解決方法。因此臺灣知名馬克思主義者林書揚不無遺憾地指出：那些“善于吶喊，不善于分析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家們所遺留下來的，于是乎只不過是一幕幕自撰的壯烈的悲劇，雖然令人感嘆，卻無補于人類歷史的進展。”[34]

盡管如此，無政府主義運動還是留下重要遺產，而最重要的就是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共同提供了一種嶄新的政治視野，一個把全人類的社會變革當成自己任務的視野，從而使跨地域連帶與各地域事務的介入成為可能。在二十世紀世界社會主義實踐遭遇重大挫折之后的今天，忽略社會主義所提供的這種視野而抽象談論跨地域連帶，將容易墮入“以右為左”的陷阱與危機。今天，以種族主義、宗教迷信，以及抽象的自我文化認同為實質的反體制運動正在持續孳生，這些運動的基礎是世界社會主義實踐的挫折，其發展的助力則是新自由主義和帝國主義勢力。在此種危機下，這些以新自由主義、帝國主義為友，甚至以社會主義為敵的運動不可能擁有社會主義運動以及民族解放運動過去所擁有的那種政治視野，也不可能實現跨地域的運動連帶。而對此種危機的警惕與辨別，也許正是我們今日回顧二十世紀無政府主義運動——乃至整體社會主義運動——遺產的關鍵意義吧。

注釋

[1] 林書揚，〈日據時代臺灣的無政府主義風潮——范本梁與新臺灣安社〉（1987）。收錄于氏著，《林書揚文集》，第1卷“回首海天相接處”（臺北：人間出版社，2010），頁47-48。

[2] 《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共同編寫委員會編，《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3] A. Dirlik著、譚翠鶯與曹義恒譯，〈東亞的現代性與革命：區域視野中的中國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5年第3期（北京），8-16。

[4] 汪暉，〈亞洲想像的政治〉。收錄于氏著，《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紀的終結與90年代》（北京：三聯書店，2008），頁數428-429。

[5] 分見：逸見吉三，〈臺灣獨立運動に散った無名鬼〉，《現代之眼》，第12卷第4期（1971，東京），200-209；逸見吉三，《墓標なきアナキスト像》（東京：三一書房，1976）；逸見吉三著、游清水譯，〈記日據時代臺灣兩位無政府主義者〉，《臺灣思潮》，第4期（1982，Los Angeles），89-92。

[6] 松尾尊兊，〈コスモ倶楽部小史〉。《京都橘女子大學研究紀要》，第26號（2000，京都），19-58。

[7] 范一洗[范本梁]，〈追慕大杉榮先生（講稿）〉，《民鐘》，第1卷第8期（1924，廣東）。

[8] 松尾尊兊，〈コスモ倶楽部小史〉，《京都橘女子大學研究紀要》，第26號（2000，京都），頁19-58；警視庁特別高等系，〈特別要視察人狀勢調（大正十年度）〉（1921）。收錄于松尾尊兊編，《社會主義沿革（二）》。（東京：みすず書房，1984），頁57-97。

[9]一洗[范本梁]，〈頌揚同志和田久太郎的堅強勇敢的一擊！！〉，《新臺灣》，第2號（1924，北京），封面里。

[10] 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頁266-273；外務省記錄，〈太平洋會議ヲ機トシ臺灣獨立運動計畫ニ関スル件〉（1921年9月22日），《不逞団関系雑件／臺灣人ノ部》（4.3.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臺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9），表4-1。

[11] 向井孝，《山鹿泰治．人とその生涯》（東京：青蛾房， 1974）。

[12] 金良守，〈日本占領時期韓國和臺灣地區接受魯迅之比較〉，《當代韓國》，2004年冬季號（北京）。

[13] 柳子明，〈朝鮮愛國史學家申采浩〉。收錄于：楊昭全（編），《關內地區朝鮮人反日獨立運動資料匯編》，下冊。遼寧：遼寧民族出版社，1987），頁1370-1377。

[14] 謝雪紅，《我的半生記》（臺北：楊翠華，2004）。

[15] 新臺灣社，《新臺灣創刊的宣言》（1923，北京）。

[16] 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臺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

[17] 外務省記錄，〈秘密出版物“新臺灣”ニ關スル件〉（（1926年5月19日），《不逞団関系雑件／臺灣人ノ部》（4.3.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8] 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臺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張深切，《里程碑》（臺北：文經社，1998）。

[19] 柳絮[柳樹人]，〈主張組織東亞無政府主義者大聯盟（節錄）〉（1926）。收錄于葛懋春、蔣俊、李興芝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頁716-720。

[20]曹世鉉，〈東亞三國（韓、中、日）無政府主義的比較〉，《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2月號（湖南），頁57。

[21] 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臺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

[22] 林海音，〈番薯人〉，《中國時報》，1984年7月26日，第8版。

[23] 黑色青年，〈內外消息〉，《黑色青年》，第6期（1930，出版地不詳）。

[24] 柳絮[柳樹人]，《弱小民族的革命方略》（上海：中山書局，1929）。

[25] 連溫卿，《臺灣政治運動史》（臺北：稻鄉出版社，1988），頁166-173、181-188、235-220；黃藝博，〈無政府主義者在廣州搞工會運動回憶〉。收錄于：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編，《中國無政府主義資料選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1982），頁507-521；葛懋春與蔣俊等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下冊，〈[劉石心口述]關于無政府主義活動〉。

[26] 向井孝，《山鹿泰治．人とその生涯》，頁157-159；毛一波，〈哀悼連溫卿先生〉，《臺灣風物》，第7卷第6期（1957，臺北），1-2；若林正丈，〈臺灣総督府秘密文書?文化協會対策?〉，《臺灣近現代史研究》，創刊號（1978，東京），頁165。

[27] 鄒易儒，《無政府主義與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王詩瑯之思想前景與文藝活動關系研究》。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臺北，2010。

[28] 東方無政府共產主義者廈門分聯盟，〈破壞日本強權機關宣告革命民眾〉（傳單，1931）。

[29] 葛懋春與蔣俊等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下冊，〈訪問范天均先生的紀錄〉。

[30] 克魯泡特金著、天均[范天均]等譯，《無政府主義》（臺北：帕米爾書店，1977），頁63-65。

[31] 克魯泡特金著、巴克[巴金]譯（1981），《面包與自由》（臺北：帕米爾書店，1981），頁iv、xlviii。

[32] 克魯泡特金著、畢修勺譯，《一個反抗者的話》（臺北：帕米爾書店，1984），頁21、42。

[33] A. Dirlik著、孫宜學譯，《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34] 林書揚，〈日據時代臺灣的無政府主義風潮——范本梁與新臺灣安社〉（1987）。收錄于氏著，《林書揚文集》，第1卷“回首海天相接處”，頁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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