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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民主”對今天的意義到底是什么？阮煒教授和黃洋教授的對話，超越流行的陳詞濫調，給我們帶來全新認識。2013年8月18日，《上海書評》刊發黃洋教授《重審蘇格拉底》一文，對阮煒教授《不自由的希臘民主》一書觀點進行商榷，觀察者網隨后刊出阮煒舊文《“自由”的民主，抑或“隱微”的筆法？》，《雅典民主的真相》供讀者參考。9月8日，《上海書評》再次刊發黃洋先生文章，題為《黃洋談雅典民主與西方民主傳統》。之后阮煒先生在上海書評撰文并接受觀察者網訪談回應黃洋教授的批判。

《社會觀察》雜志2013年第11期刊載阮煒先生文章，再議雅典民主，詳述蘇格拉底之死：蘇格拉底被雅典民眾法庭審判并處死這一歷史事件，一直讓后人困惑。蘇格拉底究竟是不是像一些西方論者所說的那樣，是因不敬雅典諸神而被處死？或者說他到底因說了什么，做了什么而被判死刑？

雅典衛城的主體建筑帕特農神廟，見證了古代希臘民主政治的歷史

蘇格拉底與雅典寡頭派

被雅典人處死以后，蘇格拉底的追隨者和同情者雖寫過不少辯護性和回憶性文字，但大多已失傳，只有柏拉圖的對話、色諾芬的回憶錄、阿里斯多芬喜劇里的諷刺文字留傳至今。問題是：這些記述可靠嗎？如果說流傳至今有關蘇格拉底的大多數文字均為其弟子所寫，便很難說“客觀”，真實的蘇格拉底也就難以企及，再加當時回憶錄或傳記作者并非以客觀真實為目標，對可讀性的追求卻不遺余力，就更是如此了。

如果我們想偷偷懶，便大可不必深研歷史，而是人云亦云地說，蘇格拉底是因宗教信仰被處死的。然而研究結果表明，當時希臘宗教與政治不可分割地糾纏在一起；與其說蘇格拉底被判死刑是因冒犯了城邦諸神，用其新學說“敗壞”了雅典青年，還不如說他死于伯羅奔尼撒戰爭結束后波詭云譎的政治斗爭，確切地說，死于民主派的政治報復。

事實上，這一時期希臘政治史的主線，是民主派與貴族寡頭派的結構性沖突；幾百個城邦大致可劃分為實行激進民主制和不那么激進的民主制（常常被目為“寡頭制”）的兩大類，而每個城邦大體上又分裂為民主派和寡頭派（其實相對于現代人，貴族寡頭派也實行民主，或一種較溫和的民主）兩大派別。使情況更復雜化的是，某一城邦的民主派或寡頭派在激烈內爭中往往又與其他城邦的民主派或寡頭派結成聯盟。

從柏拉圖和色諾芬筆下的蘇格拉底總是批評、諷刺民主政體來看，蘇格拉底不屬于民主派，其政治立場與貴族寡頭派相近或相同。這一派別中雖也有少量城邦中等階層分子，但主流卻是部落貴族。盡管蘇格拉底本人并非貴族出身，其弟子和朋友卻多為貴族，多屬于貴族寡頭派，如柏拉圖的親戚克里提亞和卡爾米德，蘇格拉底的學生加“情人”亞西比得，以及柏拉圖本人、色諾芬、柏拉圖的哥哥阿迪曼托和格勞孔等。

寡頭派和民主派的斗爭

前404年，雅典在已持續27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最終戰敗投降，被迫拆毀防御性“長墻”和所有戰艦。

緊接著斯巴達軍隊進駐雅典。他們指定一個三十人委員會為戰后的雅典起草法律法規。但這些被指定的人們沒有從事本應從事的工作，而是組成了一個極其暴虐的寡頭政權。此政權一上臺，不經審判便對民主派對手大開殺戒，抄沒他們的財產，并將他們中很多人流放他鄉。待到寡頭派把民主派趕盡殺絕以后，便開始屠殺自己人當中的溫和派。此即臭名昭著的“三十僭主”暴政。僭主暴政的首腦人物正是克里提亞，而柏拉圖的另一個親戚卡爾米德則是其幫兇。

僭主統治激起了強烈反彈，流亡外邦的民主派積蓄力量，很快卷土重來，與僭主武裝在雅典城外展開激戰，克里提亞和卡爾米德均在戰斗中被殺，而斯巴達方面見寡頭派極不得人心，出于牽制正日益崛起的底比斯的考慮，沒有進行干預，而是默許雅典人恢復激進民主政體。僭主暴政雖只持續了八個月，但其間以種種罪名被僭主政權殺害的雅典人高達一千五百人，幾與伯羅奔尼撒戰爭最后十年戰死的雅典人相當。

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圖在其有關蘇格拉底的大量文字中，僅在《第七封書信》中簡短地提到“三十僭主”。這封信雖談到克里提亞，但對其對雅典犯下的罪行卻輕描淡寫，對亞西比得的罪行更是一字未著。相反，這兩個人成為柏拉圖大量“對話”中的主人公。色諾芬也寫下了《回憶蘇格拉底》，但其中僅一處間接提到克里提亞和亞西比得在雅典人中引起的怨恨。

色諾芬的目的不外乎是要讓蘇格拉底與他們脫鉤：這兩人所犯罪行是他們自身的秉性使然，而與老師蘇格拉底的熏染和教導沒關系。問題是，如果說柏拉圖和色諾芬其他方面的文字尚能一定程度做到客觀，為何在“三十僭主”和亞西比得之事上卻如此諱莫如深？可既然克里提亞、亞西比得是柏拉圖和色諾芬的親戚或朋友，回憶往事必然勾起心中的痛苦，二人對他們的罪行三緘其口，也就不難理解了。

蘇格拉底激怒民主派法庭

前403-前402年，雅典通過了一項旨在使兩派和解的法令。寡頭派統治被推翻后，民主派為了穩定政局，也考慮到可能發生的斯巴達軍事干預（斯巴達戰勝雅典后，在那里駐扎了一支占領軍），與貴族寡頭派達成了一個既往不咎的政治協定。該協定以“寬恕法令”的形式固定下來。據此法令，激進民主派不得對寡頭派進行報復或提出政治起訴，甚至不得追討僭主統治期間被沒收的財產。

這就意味著，激進民主派雖然重新掌權了，卻又因“寬恕法令”和斯巴達軍事干涉的威脅而難以申冤復仇。在此背景下，民主派松動一下對法律的解釋或訴諸一下“潛規則”也就在所難避。

要報仇，卻面臨法律的掣肘，難有大動作；要起訴，現有指控卻顯得牽強，而要提出一種既不違反寬恕法令同時也更強有力的指控又不可能。民主派的處境實在有點尷尬。這應該是第一輪投票認定蘇格拉底有罪的人并非占壓倒多數的根本原因。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即便冤未伸、仇未報，雅典人也并非完全喪失了理智或判斷是非的能力。考慮到僭主政權濫殺民主派、抄沒其財產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這一點就更清楚了。

此外，即便蘇格拉底被判有罪，局勢似乎也并非不可逆轉。因為根據法律，被刑事起訴的人被判有罪以后，法庭必須根據控方和被告提出的不同量刑方案，進行第二輪投票。然而，此時年屆七十的蘇格拉底似乎下決心要以死作為最后的武器，與民主派斗下去。

按照當時的法律，控方提出一個量刑方案后，被告可以提出一個反方案。如果此時蘇格拉底提出一個較為合情合理的反方案，例如流放，或交納一筆數額適當的罰金，與此同時在態度和語言上也不要表現得那么傲慢，就很可能會免于一死。但據色諾芬記述，蘇格拉底拒絕提出自己的量刑方案。他認為這不啻是認罪。

但是，蘇格拉底自認何罪之有？拒絕提出自己的量刑方案，不啻是犯了藐視法庭罪。由群眾組成的陪審法庭的情緒可想而知。在此背景下，判死刑是合乎邏輯的。

可是據柏拉圖所言，蘇格拉底并沒有拒絕提出自己的量刑方案，而是同意支付30米那贖罪金。這不與色諾芬筆下死不認罪的蘇格拉底形象相矛盾么？

此前，蘇格拉底甚至還提出，雅典人應當宣布他為城邦英雄，在“普呂坦內昂”里為他供應免費飲食，直至他去世為止。“普呂坦內昂”是何地？是為城邦神社大廳，那里燃燒著長明邦火，在雅典人心目中至為神圣，在那里享受免費餐者只能是奧林匹克冠軍，或為保衛城邦立下卓越戰功的英雄。蘇格拉底宣稱他應在“普呂坦內昂”里享受公家伙食，無異于嘲弄幾百個手握生殺大權的群眾。

此后，蘇格拉底又提出愿意支付1米那贖罪金，因為財力有限，只能付這么多。這時包括柏拉圖在內的朋友們叫他允諾付30米那贖罪金，并說他們擔保付清這筆錢。但不難想象，在同意付30米那贖罪金前，蘇格拉底提出的黑色幽默式的“量刑”方案已經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

在很多陪審員心目中，尤其是在寡頭派的死對頭們看來，蘇格拉底不啻是在搞笑，是捉弄、羞辱他們。很多人本來可能較為中立，并不一定打算判死刑，現在見他如此放肆，便難免改變立場。所以當蘇格拉底最后在朋友們攛掇下表示愿付30米那贖罪金時，第二輪投票仍以壓倒多數票否決了這一看似合理的方案（蘇格拉底既然認罪了，就可以說“合理”），贊成死刑者甚至比第一輪投票判蘇格拉底有罪者多出了80人，即360人對140人。

蘇格拉底非死不可。

蘇格拉底之死

反思古代雅典的民主遺產

從現代人的角度看，在當時雅典乃至整個希臘，今人所熟知的自由或權利并不存在，良性的政黨政治遠未開出，現代民主保障自由的種種機制，如憲政、法治、司法獨立、分權制衡、私有財產權、代議制度、信仰自由等，還遠未形成。在這種情況下，對蘇格拉底的處置雖然合乎法律程序，卻未必是公正的。盡管如此，蘇格拉底被審判及處死是一場無可避免的劫難。

如果雅典政治已進化得較好，公民權利已能得到較好的保護，作為對寡頭派暴政僅僅負有間接責任的他，即便有罪，也罪不至死，而很可能只被判流放。但種種跡象表明，此時雅典的民主仍是一種粗陋殘酷的氏族民主，一種以眾暴寡的原始民主。

應當看到，古典雅典的激進民主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次實驗。這種民主有優點，也有缺陷，甚至做過不少惡事，犯過一些愚蠢的錯誤，需要不斷改進，才能功德圓滿（至于歷史究竟給了這一實驗足夠的時間與否，則是另一個問題）。

雅典民主派的確有很多不是，甚至做過很多惡事蠢事，但在兩個方面比寡頭派做得好：第一，對包括寡頭派在內的城邦內部的人更寬容；第二，比寡頭派更守法。

無論如何，民主派并沒有像幾年前“三十僭主”對同胞大開殺戒那樣，對反對派搞大屠殺。事實上，前411年民主派挫敗寡頭派第一次政變以后，并沒有不經審判大肆殺戮反對派，而只是將他們放逐了事；前403年，民主派重新掌握政權之后，也沒有不經審判大量處死反對派，而是迅速與反對派達成了寬恕協定，并以法令的形式將其固定下來。在很大程度上，民主派也的確執行了寬恕法令，并沒有以政治的名義大量起訴反對派，甚至并沒有收回先前被寡頭派沒收的財產。

另一方面，民主派誠然比寡頭派更仁慈、更寬容，但“三十僭主”暴政畢竟是新近發生的事，血腥屠殺仍歷歷在目，記憶猶新，要他們沒有復仇情緒，實在是太難為他們了。如果以基督教興起后的道德標準來衡量，此時包括雅典民主派在內的所有希臘人雖然智識頗高，大體上卻仍是一些不知仁愛為何的野蠻人。換言之，此時希臘人的整體道德水平仍然太低，要民主派以德報怨，實在有點不切實際，要求太高。

以蘇格拉底的智慧，他應知道，民主派遠非完人，而只是一大群容易受情緒左右的人民群眾（如果說并非任何時候都是暴民的話）。他應知道，群眾不可能沒有復仇之心，所以應汲取先前的政治教訓，盡可能減少敵意，而非給仇恨火上添油，使群眾覺得他仍舊對雅典社會政治秩序構成威脅，仍使他們感到不安，在寡頭派死硬分子企圖再次推翻民主政權的情況下，就更是如此了。

如果此時蘇格拉底能夠認識到，處于多數地位的民主派對與寡頭派有千絲萬縷聯系的他懷有報復之心，如果他能對寡頭派的惡行有更為客觀的認識，在法庭上低調一點，判死刑之政治報復很可能是能夠避免的，不至于走到如此極端的形式。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他似乎鐵了心要與民主派斗下去，悲劇也就不可避免了。